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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画心声也失真——探寻《朝花夕拾》的文外之旨
摘要:《朝花夕拾》是鲁迅惟一一本散文集,是鲁迅先生回忆早年生活的文字。然而,“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无论是从作品的内容、情感上来看,还是从创作背景,以及创作手法上来分析,这个作品都具有更深广的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从作者创作的视角,来探寻《朝花夕拾》的文外之旨。
关键词:《朝花夕拾》 心声 失真 文外之旨
满溢乐趣的百草园,质朴严谨的书塾,善良仁慈的阿长,乃至正直热情的异国老师……这些儿时记忆,曾时时“蛊惑”着作者,也使每一个读者,对《朝花夕拾》产生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温馨的回忆。这固然没错,然而,作者自己却又说,这些回忆,“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王得后先生在名著导读中,也分明告诉我们:《朝花夕拾》不是为少年儿童写的,但写了许多关乎少年儿童的事 ,只有深入阅读,才能获得新的理解和感悟。
“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结合到《朝花夕拾》这个具体的作品,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探讨。
一、罹陷纷扰:现实很“离奇”
文学是一种社会性实践,它首先“取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的因素”。鲁迅先生自己也有过相关的阐述,认为倘要论文,必须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据此,我们首先谈谈作品的创作背景。
《朝花夕拾》共十篇,外加一篇《小引》,一篇《后记》,创作时间从1926年2月起,至11月止,时间跨度不足一年(小引和后记分别作于1927年5月和7月)。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八月底,到他四十五岁,时代背景是五卅,三一八,北方的军阀段祺瑞在北京还支持着残局,广州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把攻击《现代评论派》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时期的开始,是女师大事件。自一九二六的九月至一九二七的九月,是他生活上感受了异常不安定与压迫的时期,他赴厦门,又赴广东,这种变动使他对人生的体验更深刻了……”这是李长之对鲁迅生活和思想的发展,所划分的一个阶段。我们且不论这种划分是否恰当,但他所列举的这一段的重大事件,却涵盖了鲁迅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遭遇,构成了这一时段鲁迅创作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篇》就是最好的例证。问题是,这一背景对《朝花夕拾》这样一部回忆性作品,有没有产生影响呢?回答是肯定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作者就创作过程专门谈到:“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这话看上去说得十分平静,但这种强调的本身,就透露着作者难以自抑的愤激之情。难以想象,身处“纷扰”,面对迫害,作者还能沉浸到温韾的回忆中,去创作一些所谓的“性灵”文章。
就拿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来说吧。在这一事件的背景下,鲁迅写了大量的杂文。如杂文《无花的蔷薇》(1926年2月27),文章辛辣地嘲讽了现代评论派人物相互吹捧的行为,剖析了他们的惯用伎俩:“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象无私……”而在《朝花夕拾》首篇《狗•猫• 鼠》(1926年2月21日)中,作者则巧妙地借“没眼力”的狗、幸灾乐祸而又媚态的猫,来讽刺现实生活中这类人物;尤其在述说自己仇猫的远故近因时,历数了猫“配合时候的嗥叫”,“闹得别人心烦”等种种罪行,揭露那些“正人君子”们竖着“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的虚伪面目。
阎昌明先生在《鲁迅与陈西滢》一书中指出:“鲁迅与陈西滢论战中的一些‘关键词’大都出自陈西滢的文章,反被鲁迅引用,以为还击的武器。”据统计,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篇》中,“流言”、“公理”、“学者”、“正人君子”等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如“正人君子”这一概念,共出现过59次。同样,这些词在《朝花夕拾》中也并不鲜见,出现的次数依次为:“流言”8次,“公理”6次,“学者”7次,“正人君子”4次。而在《无常》一文中,引用更是频繁,除了上述词语外,另有:“模范县”、“绍兴师爷”、 “下等人”、“碰壁”、 “跳到半天空”、“放冷箭”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文章与他的杂文如出一辙。
二、藏颖词间:内心很“芜杂”
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
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
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
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写书塾中小孩读书的这一个场景,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读着这样佶屈聱牙的文字,我们似乎很容易认同:它表现了封建教育的陈腐。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这些句子的本义,包含着“求仁得仁”的从容,发愤有为的自励。
这是鲁迅初到厦大写成的回忆,而在他稍后写成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却一开头便是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中间又写道,“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这些文章所叙写的,事件本身并没有关联,但从文章所传达出的感情来看,隐隐地构成了一条线索。
如前所述,当时鲁迅的生活,正经历着重大的改变。这时,他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虽然尚未完全结束,北洋政府的迫害也让他极为愤慨,但他的所有工作并未中断,而且,通过抗争,原先担任的佥事的职务得以了恢复;与此同时,由朋友介绍,厦大向他发出了邀请,或许出于多种原因,鲁迅欣然应允。按他的说法,此行的目的,至少可以使自己“少问别事”,避开纷扰,一则可以“专门讲书”,同时写点文章,“印点关于文学的书”;二则也是为生活计。可是赴任不久,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至,于是,他很快就萌生了离开的念头,而且,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终于到厦大不到一个学期,就辗转去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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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他的这段生活经历与相关文章所反映的感情变化相比对,显然,两者之间与其说是某种巧合,还不如说是作者真实内心的折射。
“鲁迅先生的写作,总是由于当时相当事实引起了感想的。”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所写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
心由境生。“离奇”的处境,使作者的内心十分“芜杂”,有时甚至相当的矛盾:譬如他在谈到《野草》时,说“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在《两地书》中,也曾有过“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感慨;但在后来给朋友的信中,却呈现出积极昂扬的一面,他说“我自憾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寄赠你,但以为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反映到《朝花夕拾》的整个作品中,我们就可看到,有时他直抒胸臆:“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有时甚至痛斥诅咒,如《二十四孝图》;有时则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如对阿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为情造文:内容很“蛊惑”
尽管《朝花夕拾》是作者惟一一本散文集,而且其中作品的抒情性也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文学成就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不少成为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之作。有研究者这样评价:
“因为是回忆,因为是说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觉到亲切,像是当着春秋的佳日吧,在森林里被轻风吹拂着一般,我们所见的便是安详、平和。”
“与其强调《朝花夕拾》属于一般的自传,毋宁说它更象真正的作品。”
鲁迅自己也把它称为“回忆的记事”,大概在于区别于其他的杂文。
古人论文,推崇为情造文。依照鲁迅当时的情形,可谓是“志思蓄愤”。事实上,抒情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可以是直接宣泄现实的苦闷,也可以转向记忆和幻想,用另一个充满诗意的境界,把自己从这苦闷中吸引出来。显然,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先生较多地采用了后一种方法(当然也不乏杂文式的议论)。这种选择或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是必然的。
对此,韦勒克有过相关的论述。他认为,“与其说文学作品体现一个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或者说,艺术作品可以算是隐藏着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还可以说,是一幅生活的图画,而画中的生活正是作家所要逃避的。此外,我们还不要忘记艺术家借其艺术去体验生活,与人们实际生活经验有所不同;实际生活经验在作家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取决于它们在文学上的可取程度,由于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观念的左右,它们都发生了局部的变形。”
拿这个观点来分析《朝花夕拾》,也同样适用。作者曾经说过,自己有一时屡屡受了记忆的蛊惑,进而时时反顾。不错,每个人都有蛊惑他,使他时时反顾的记忆,但他在什么时候回头过去,却多半取决于他此时此刻的具体心境。当现实中在某一方面情感极盛时,作者就不自觉地转向过去。所不同的是,他所作的回忆,并非单纯地为淘取慰藉,更主要的是,在于通过对往昔印象的重新描绘,艺术地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感情,或者更具体一点,那就是与“正人君子”之流所笼罩的黑暗相抗争。所以,李长之十分肯定地认为:“‘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只有这一句才是这些散文背后的一字一句的骨髓。”
四、笔区云谲:表现很“闪烁”
还是上面引用的那句,也可以用来讨论他的创作方法。在《小引》中,作者说:“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这里的“离奇和芜杂”,所指的不仅是现实,也是一种心情,而且,惟其因为“离奇和芜杂”,所以作品的表现手法也就显得“闪烁”起来——“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当然,这种创作的特点,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情性”。对此,在《两地书》中,鲁迅坦言:“自己爱作短文,爱用反语,……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至于不可究诘者焉。(不可究诘四字颇有语病,但一时想不出适当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颇大’耳。) ”
“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实在可气之至! ”
这话说的是实情,也是自谦。畅达自有畅达的好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同样,简练、含蓄,不同于晦涩、雕削,当可使文章言近意远,辞约旨丰。其实,鲁迅对自己的这种作文方法是并不排斥的,在谈到《野草》一书时,他就自认为“技术并不算坏”。所以,在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朝花夕拾》中,作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其中,而且得心应手。如《五猖会》中,作者一方面叙写“我”对五猖会的渴盼,但另一方面,却又奇怪五猖神的与“礼教”有妨;《无常》中,作者竟把无常刻划成一个“鬼而人”、“理而情”的形象,认为它与人最为稔熟;即便如《阿长与<山海经>》,作者描写阿长喜欢“切切察察”的毛病,或者也可让人联想到他所憎恨的“流言”……可见,这样的“闪烁”之间,作者为我们留下了深长的意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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