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捷

      一 孔子的乐道在生活之中

      无论是宗教，抑或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无不是想构建一个“天堂地狱”或者一个形上的世界。这些世界都是脱胎于现实生活，而又脱离于现实的生活。人的现实生活则在宗教等而言，或命定，或无意义等等，因此乐道与他们而言，则是略有虚无缥缈的味道。然而宗教却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有其强大的魅力。原因何为？在一个客观与主观极为复杂的世界里，人能求得心灵的安顿是极为不易的。若是战乱，人为生死存亡而四处奔走；若是和平年代，现实生活则又是平淡而浮躁。能有几人能在生活中真正的体味出生活的乐道？《论语》在首章首句就直接点出了儒学的根本。“学而时习之，不亦说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呼？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呼？”（《学而》）快乐是直接来自生活的，它不是脱离人世间，而是要平下心来，用心去体会生活，然后再抚慰、安顿和愉悦自己的灵魂。学习儒术的根本应当是乐人、乐世、乐己。可见，孔子的乐道不应当是脱离现实生活，而是原原本本的处在于生活之中的。我想这也是儒学之生命常青的关键所在。

      对于生活而言，从某方面来讲，我们不是乐，就是忧，或者说是处于乐与忧这对矛盾范畴此消彼长之中。那么就在于人们能否在生活中怡然自得。孔子是个讲究现实生活的人，尽管也许他也相信人类之外有着伟大的外力，有天、有神、有鬼的存在。但他并没有花什么心思在这些方面，于他而言，现实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而其它的可以姑且不论。一次子路问孔子如何侍奉鬼神，孔子回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估计子路还不是很明白孔子的意思，接着又问孔子人死后会是怎么回事，孔子更加明确的告诉子路：“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对于鬼神，孔子敬而远之，也“不语怪力乱神” （《述而》）。孔子的注意力在现实生活之中。而在自己的生活模式上，于忧、于乐，孔子选择了乐道。一次，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子路对于老师当然不敢妄加评论，只是回去向孔子报告了这件事，于是孔子对自己做了个评价：“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在生活中“乐以忘忧”孔子确实做得很好。“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雍也》）孔子是个有抱负的人，他辗转列国，想一施其所长，虽“累累如丧家之犬”也不后悔。但这不能说明孔子不喜欢快乐悠哉的生活。申申夭夭，乐天知命才是孔子的生活之道。孔子喜欢欣赏音乐，并对音乐进行收集、整理、评价，这种欢乐甚至到了发烧友的地步了。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并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孔子更是喜欢唱歌，他每天都击缶而歌，甚至有次孔子被困有郑地，很多天没有脱困，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孔子却照样弹琴唱歌，并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孔子也喜欢跟人合唱，唱到高兴的时候，就经常要求他人和他一起唱个痛快。乐以忘忧，于世豁达，俯仰无愧了天地间，或许这就是乐道的根本。春天到来的时候，穿上漂亮的衣服，约上一些青年，一些少年，在清亮河边游泳，在繁茂的树阴下纳凉，不正是孔子所喜欢的吗？

      二 孔子的乐道又是一种超脱之乐

      《红楼梦》有一首著名的诗词《好了歌》，它是这样描述的：“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名与利，是人的两大欲望，本是没有必要却回避的，也不应回避，若是人人都回避，人人都似那出家之人枯槁山林，恐怕最终也无出家之人了。但是君子爱财或者爱名，都当是取之有道，若是实在没有可得之时，不能因此惶惶不可终日；或是纵然已经得到名利，也不能在其中迷失了应有的本性。那这就需要超脱的精神。

      孔子不是不重视财物的人，甚至鼓励大家合理的至富，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的弟子子贡是个做生意发了财的人，孔子说子贡是“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表面上看是批判子贡，但从这个“屡”字反而可以看出孔子对子贡是比较欣赏的。但孔子在金钱和物质享受方面却是相当的超脱的，他懂得享受生活，也不为金钱财富所迷惑。在孔子看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快乐生活的源泉决不在声色犬马的物质享受，而在于无愧于心的怡然自得。孔子也每每赞扬他的弟子们能够超脱于物质享受自外，他表扬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他也表扬子路能够衣裳褴褛而无愧色于富人面前。而对那些留恋于物质享受的人，即使他们有远大的志向，孔子对他们也是诎之以鼻，他说：“大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那么孔子爱不爱惜自己的名声呢？答案是肯定的。孔子常常以君子甚至圣人为自我的标准，他常常告诉弟子们什么是君子所为，什么是小人所为；告戒他们要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但这些都是在内心的德行上要求自己，却不是留恋于外在的名声，而且孔子确以超然于名声之外。当达巷党人说孔子真伟大啊，知识渊博却不刻意追求名声。孔子答道：“吾何执？执御乎，执射呼？吾执御矣。”（《子罕》）古代六艺之中粗俗者莫过于御、射，而驾车又比射箭更加粗俗，孔子却对此一笑而已。而对于虚假的名声，孔子更是不屑一顾。一次孔子大病，子路在用人的时候估计讲排场过火了，超过了孔子本应有的礼数，孔子便批评子路说：“吾谁欺？欺天呼！”（《子罕》）可见孔子对子路的行为是很不满意的。对于那些急于成名的人，孔子也是持反对的态度的。阙党的一个童子，估计自恃甚高，给人感觉很有气魄，而孔子却留意了这个童子的行为，他说：“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宪问》）对于这些不懂礼节而急于成名的人，孔子认为只是在乎他们的名声，而并不是追究实质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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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超脱，并不是舍弃，更不是要做个故做威仪的假道学老儒。名与利，富与贵，原本就不是什么坏东西，它做为人的一种欲望，或者人们追究积极向上的动力，即便是孔子也只是“罕言利”而不是不言利，退万步而言“无小人何以养君子？”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由各种各样、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而这些社会关系的之间又渗透和背负着各样的欲望、动机、责任等。因此，即便是以肱为枕，望天上浮云游荡的“孔颜之乐”是如此的令人向往，但我们不是、也不能要求人人都如孔子，都可以有超脱的精神，只要不过于沉溺于名利富贵，不为自我的一些利益名声而不则手段，也就是了。再形上的乐道也不能脱离现实的生活。

      三 乐道极处便是仁

      一般学术上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单单是在《论语》中便有一百多处论及到仁，孔子也从各个方面去讲述仁的思想。于孔子而言，其所要塑造的世界是个仁的世界，以仁为核心，然后推及而开，处处无不仁，时时无不仁。孔子可能想从根本上塑造人的心灵。仁字与人字同音，从字的结构上把仁拆开便是两个人。而从仁的意思上，单就《论语》而言至少有两个用处。第一个是用来形容人，孔子一部分人称为仁者，如“仁者爱人”等，大体上可以解释为有仁爱的人。第二个仁也做为一种人所追求的目标，如“苟志于仁”等，大体上可以看做是一种本体的思想。也就是说，这里至少有两个层面，首先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于世界而言，仁的地位先验的超出了物质范畴，也就是说，世界的万事万物无不包含着仁，即使是世界的形成过程中，仁早就在其中了，甚至是起着指挥的作用。于是在孔子处，显然乐道是不能脱离仁的，而乐道也只有在仁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升华。

      孔子讲：“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里仁》）。可见，在孔子看来，在追求乐道的同时，也是时刻离不开仁作为后盾的。从比较浅的层面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颗仁爱的心，往往这个人追求的快乐是一些恶乐，或者说在善恶之间比较偏与恶的方面。这样以来，偏离了仁爱的乐，便不是孔子的乐道了。没有了仁爱的乐道，孔子认为：“不仁者不可以长处乐。”（《里仁》）也就是说，没有仁慈的心的人，不会永远的感到快乐。而从深的方面来说，孔子认为：“仁者乐山。”（《雍也》）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多数认为人性出于自然，自然的一些特征也会反映于人心，人性和自然在很多时候是合二为一的，或者说是天人合一。仁者的乐道便高山一般威严，长久，而巩固。高山不动，但其静中有存在的勃勃的生机。乐道若如高山，那其心境便如高山般和平宁静，任随岁月蹉跎，沧海桑田，亦无所变迁。乐道若能到高山之境，也便到了极处了。到了极处，乐道便超越了自身，乐道也就成了仁。

      要之，乐道是人的思想感情，是人的意识的一个方面。我们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当然，把仁或者乐等人的意识扩大为世界的本体，那是过了头的。但于人的心灵追求来讲，我们讲乐道是非常有必要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学则在个人，学是为了自己快乐的生活。“有朋自远方来”，是谓乐道更在于群体，也不是个人的独立存在。“人不知而不愠”，不愠便是乐生的态度，既是在个人能够在群体中却不失自我的尊严，能够在生活中，超脱于外在的名利，超脱到了极处便成了仁。这三个层面愈转深入，便是乐道的根本，也便是孔子追求的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