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篇第二章为孔子追叙自己一生为学历程之言，他说：“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对这句话，历代以来发挥的都很多，但大都孤立地围绕“学”什么，“立”什么，“不惑”什么，“天命”指什么，“耳顺”是什么意思，“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矩”又是指什么这些问题单独展开，并没有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而我们知道，人的一生的不同阶段必然是有一定联系的，从这种联系中我们就能发现一个人思想的历程。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孤立的争论具体的“学”什么，“立”什么，而是在于研究孔子为什么要学“这个”？从学“这个”出发又为什么得到“立”于“那个”的结果，以此类推，真正地把孔子的思想历程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把握到夫子的真意。

孔子自称“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为什么是十有五呢？《白虎通?辟雍篇》有“古者所以年十五而入大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术”的说法，《论语正义》据此认为孔子称“十有五而有志于学”正是指得其入大学学经术之时。那么学的是什么呢？《正义》引《尚书大传》“入大学，知君臣之仪，上下之位”之句，认为是大节大义。问题在于《白虎通》是汉代成书，其说法未必可靠，而古代关于入大学的时间，各书讲法迥异。有认为是二十的，有认为是十六的。我认为“志于学”的志向未必一定要入大学才能发起，人生各有各的际遇机缘，有的人几岁时便立下大志，十分清楚自己以后要干什么；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未必有什么明确的志向。而对于“学”来说，《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的，其大部分的内容都在讲应该怎样为人，因此这里的“学”应该指的是做人的道理。“三十而立”的意思比较明确，“立”就是立于礼的意思，“子曰：不知礼，无以立。”孔子认为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而“克己复礼曰仁”，他甚至宣称如果“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可见在他眼中“礼”对于为人的重要性。应该说，孔子的思想是非常独特的，他对于“礼”有着深刻的理解，赋予了它丰富的含义，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周礼的改进版。在孔子那里，礼一方面代表了一种必须遵守的外在的合理的社会规范，另一方面，它又是人内心中一种对自己欲望的约束。而这种遵守与约束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仁”。简单地说，这就是孔子所推行的理论。显然，这种理论在当时是全新的，因为它的新，孔子在实践它时，就要一方面面对自己对自己的怀疑，一方面与反对它的思潮作斗争，他的道路必然是充满着阻碍与荆棘的。

有了以上对孔子理论的了解，我们便可以试着将孔子思想的历程一步步展现出来。可以说，孔子十五岁开始寻找为人的真谛，所以说是“十有五而有志于学”。通过艰苦的学习，在三十岁时，他终于找到了人迈向完善之路的方法，并开始走上这条路，这就是礼，因此称为“三十而立”。但是，前进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先行者总是孤独的，也会彷徨，也会徘徊，当他从众多的纷扰中解放出来，不再疑惑之时，转眼已是四十岁了，所以说“四十而不惑”。此时，孔子对于自己的道路已再没任何疑虑，但是他在精神领域所达到的高度已让他再找不到榜样，没有更高层次的人来对他的成就做出评判，但是人的天性是需要这种评判的，因为自己评判自己在人的内心深处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他需要一个坚强的支点。带着这种要求，他继续前行，终于有一天，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隔墙被突破，他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在这里，孤独不再存在了，人与世界融为一体，冥冥中，他甚至能感受到“天”的旋律，感受到自己在其中运动的轨迹，由此，他找到了自己的支点，明白了自己的使命。而这一天，他五十岁。这就是“五十而知天命”。在这以后，怀着最深刻的使命感，他更加积极也更有信心的向周围的人传播他的思想，教育他们，诱导他们，希望他们都能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让这世界更加美好。很快他便发现，人世间的复杂远超过他的想象，在激烈地争论过后，他明白，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追求，有着不同的对这世间的理解，对与错都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体认，他只能做他能做的。从此，他不再以各种不同的意见为意，乐于做一个微笑的听众，他说，我已经六十了，该好好清静清静了，这就是“六十而耳顺”。在以后，不管外在的际遇如何变化，他的心开始幽闲下来，静静地体会着天人之间的真谛，“道”渐渐在他身上流淌，他默默地等待着那最伟大的转变，终于，“道”充盈于他的心灵与身体，此时，他就是道，道就是他，他发出感叹：如今我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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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

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

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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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孔子説：“我十五歲，有志於學問；三十歲，［懂禮儀，］説話做事都有把握；四十歲，［掌握了各種知識，］不致迷惑；五十歲，得知天命；六十歲，一聽别人言語，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歲，便随心所欲，任何念頭不越出規矩。”

------------《論語譯注》楊伯峻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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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孔子的一生(1)

　　２.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段话很有名，谁都用它讲自己，以为是人生的指导原则。读它，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这是孔子讲自己，话的头一个字是“吾”。既然是“吾”，可见是讲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不是讲别人活到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也不是泛泛总结，说大家到了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第二，孔子从１５岁讲到７０岁。他这一辈子，总共活了７３岁，我们可以断定，此章的年代是前４８２—前４７９年之间。比前４８２年早，不可能；比前４７９年晚，也不可能。他是在７０岁以后，回顾自己的一生，说了这几句话。每句话，都是他生命的一个片断。前人说，它是孔子的“一生年谱”（明顾宪成《四书讲义》），或“一生学历”（程树德《论语集释》），有道理。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１５岁，古人叫“成童”，是小学毕业该升大学的年龄。我国古代，只有小学和大学，没有中学。孔子少年老成，在这个年龄上，立志要做学问。现在的孩子不一样，１５岁，正值青春期躁动，最闹，俗话说，“十五六，狗都嫌”。但毛泽东，他不嫌。“文革”的火，就是从这帮孩子点起。红卫兵的诞生地是圆明园，发起者是清华附中的学生。破四旧、打流氓、大串联、复课闹革命、打架斗殴、拍婆子、上山下乡，“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这个年龄。这个年龄，西方叫ｔｅｅｎａｇｅｒ（一般指１３—１９岁的半大小子和半大闺女），他们打架、泡妞、吸毒、听摇滚，邻居怕，家里操心。美国法律规定，１６岁以上可以开车、喝酒，脱离父母，搬出去住，这是他们的“成童”。

　　“三十而立”，中国古代，１５岁是一大坎。比它晚，２０岁也是一个坎。２０岁，古人要为男孩举行冠礼（戴帽子礼），即成丁礼，表示他已长大成人，但孔子没讲。他看重的是３０岁。３０岁，为什么说“而立”，清宋翔凤说，是“壮而有室”（《论语发微》），即我们常说，有了老婆孩子，才有社会责任感的年龄。但孔子早婚（以现在的标准讲，有点早），１９岁娶媳妇，２０岁有孩子，照此说，该是“二十而立”，可见不对。另一种解释，是孔子自己的说法，即“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２０.３），明顾宪成说，立不立，关键是知礼，只有知书达理懂人事，才叫成人（《四书讲义》）。这种说法更合理。孔子出名早，２７岁跟郯子学礼，３０岁以知礼名。齐景公和晏婴向他问礼，就在这一年。可见“三十而立”是这个意思。

　　“四十而不惑”，孔子在鲁国出名后，开始出国游学找工作。３４岁，他到周都洛阳，向在王室图书馆当差的老子问礼。３５岁，他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说，不好安排。前一事，有人怀疑，但后一事，毫无问题。孔子短暂出国，回到鲁国后，没官可做，只好死心塌地做学问。３５岁以后，５０岁以前，他一直在家读书习礼，教书育人。４０来岁这阵儿，他全力治学，越学越明白，当然也就“不惑”了。

　　“五十而知天命”，什么叫“知天命”？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到底能干点什么，命中注定该干点什么。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２０.３）。他认为，学习的目的，是造就君子，君子的使命是做官；读书一定要做官，没商量，但什么时候出山，在谁手下干事，全看天命如何。鲁昭公时，机会未到，孔子只能埋头读书，自娱自乐。鲁定公即位四年后，孔子４７岁，阳货请他出山，他没答应，一直等阳货出亡，才肯出山。他出来做官是５１岁，正好在他“知天命”后。孔子“知天命”，据说和学《易》有关。如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晚”是多少岁？司马迁没直接说，但他引用的孔子语，是出于《论语》。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７.１７）。皇疏说，这是从４５或４６岁，加上几年，到５０岁。邢疏说，这是从４７岁，加上几岁，到５０岁。也就是说，他是因为学《易》，知道自己该出来做官，才出来做官。所以第二年，他才出来做官。这是汉代的说法。〔1〕

　　　“六十而耳顺”，什么叫“耳顺”？比较费解。我把我的猜测说一下。第一，我们要注意，古人所谓聪明，聪是听力好，明是视力好。尽管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耳朵比眼睛受时空限制小，古人认为，耳朵比眼睛更重要。比如圣人，圣人都是绝顶聪明、天生聪明。圣，古文字，与听字和声字同源，主要就是指耳朵好，善于倾听民间疾苦，善于接受贤达劝谏。第二，我们看孔子年表，６０岁前后，他在干什么？原来，５５岁到６８岁，他正在周游列国，到外国找工作。孔子一路颠簸，很不顺心，但他很虚心，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什么挖苦话，他都听得进去，就连郑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他也点头称是（《史记?孔子世家》）。我想，６０来岁的人，阅世既久，毁誉置之度外，爱怎么着怎么着，这可能就是“耳顺”吧？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最高境界，分寸最难拿。小孩倒是从心所欲，但大了，就不许撒泼打滚。孙悟空大闹天宫，也是从心所欲，但大闹，还有什么规矩？受戒出家后，规矩倒是有了，不听话，还有紧箍咒，但这么一来，还有什么从心所欲？两全其美，太难。人活着，就有规矩管着；死了，才彻底自由。孔子活了７３岁，和今天中国的平均寿命比，好像算不了什么（现在的平均寿命是７２岁），但按过去的标准，已经活过梭儿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抽象标准，人之将死，离自由最近，或许近之。豁达的人，活明白的人，不只耳顺，心也顺了，物我两忘，没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的，这叫“从心所欲”。“从”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读如本字，指随心所欲，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有一种是读为纵，什么都放得开，放胆放言，想干啥干啥，意思差不多。“不逾矩”，是无法中有法，怎么干怎么对头，处处合乎规矩，虽有规矩，不碍自由。人，只有活到头，才能活明白，但很多人，到死都不明白。

　　孔子志在天下，但命途多舛。他这一辈子，从“志于学”到“而立”到“不惑”，主要是学习；从“知天命”到“耳顺”，主要是求仕。然而结果怎么样？晚境孤独而凄凉。孔子以68岁高龄回到鲁国，几乎每年都有伤心事：６９岁，儿子死了；７１岁，绝笔《春秋》，颜回病逝；７２岁，仲由死于卫。然而，最奇怪的是，过了７０岁，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他，却说他已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