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德来 辽宁大学中文系  

　 屈原的“乡国之情”、气质和人格新论曲德来一伟大的诗人屈原，至死不离楚国，其作品流露了深挚的爱国热情。自汉代以来，人们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议论和评说，表现了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这有着充分的理由。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大变动的时期，“邦无定土，士无定主”，客卿制盛行，纵横家走俏，人们天下奔走，以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在广阔的舞台上演出了至今尚激动人心的活剧。在这样的情势下，屈原虽在楚国受到排斥打击，经历了痛苦的折磨，却没有离开楚国，以至最后自沉而死。这确实值得人们深长思之。每一个时代对屈原的至死不离楚国的评说，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意识氛围中进行的。因此，时代每前进一步，历史条件有所变化，人们总是要对以前的评论进行检讨，提出一些新的说法。近年来，对屈原至死不离楚国的问题，又有了新的意见，形成了较有影响的观点。有论者认为，屈原至死不离楚国的情感，其性质是一种“乡国之情”，可以称之为“爱国情操”，这种情操属于“一般的人性情操”，有“超时代、超阶级”的性质，这种情操在屈原那里只是一种“感情”，还不是“伦理道德”原则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足以说明屈原至死不去楚国的问题。先秦时代，是中国农业文明昌盛的时代。农业生产的自然经济性质，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特殊情感，土地是被当作财富同时也被当作生存的根本来看待的。这种对土地的特殊感情，发展成为对故土故国的眷恋，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意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对故国的眷恋之情，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感情，是人之常情。孔子欲行道天下，周游列国，胸怀阔大，然去父母之邦的鲁国之时，“迟迟吾行也”②；钟仪被囚于晋，远离故国，却“乐操土风”③；伍举被谗离楚，逃亡于晋，却心中祈望“归骨于楚”④；这些，都是“乡国之情”的表现。可以说，眷恋故国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但是，“乡国之情”是一般的人之常情，属于带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的人性情操”，作为社会心理而不是更高一层的伦理道德原则。因此，这种“乡国之情”尚不足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不能决定人们对故国的去留。例证就在眼前。孔子虽“迟迟吾行也”，却终于离鲁；伍举虽祈望归骨于楚，生前却逃亡于晋；“乡国之情”并没有将他们留在故国。屈原在楚国，遭谗受嫉，长期被斥流放，在思想上充满了去与留的矛盾；但是屈原最终选择了留在楚国的道路。显然，以“乡国之情”这种一般的人性情操来说明屈原的行为，将之归结到一般的社会心理层次上去，是远远不够的。“乡国之情”论者为进一步论证自己的主张，又从屈原的气质个性特征来展开讨论，强调屈原具有“重感情、轻功利的诗人气质”，因而乡国之情深，这就将屈原与孔子、伍举等思想家、政治家区别开来了。换言之，屈原与他们的“乡国之情”有深浅之分。尽管论者用意不错，但所论仍不能令人满意。首先，以“重感情、轻功利”概括屈原的气质特征，与事实不符。屈原首先不是作为一个诗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出现在历史和人生舞台上的，屈原出身贵族，“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很早就投身政治，被任为左徒。政治上的失败，人生的挫折，才成就他为诗人。班固说他“为赋以风”。因此要说气质，屈原首先具有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气质。屈原的功利追求异常强烈，他始终坚持“美政”理想，以期重建楚国；他“好修如常”，“恐修名之不至”，一生对事业修名孜孜以求；他的死，就是美政难施、修名难立的结果。其次，“乡国之情”既然仅只是人皆有之的常情，是“一般的人性情操”而不是“道德伦理”原则，那末，这一本质性的规定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乡国之情”多深，都不能决定人们是否留在故国，当然也不能决定屈原留在楚国，即使他真具有“诗人气质”。再次，以孔子、伍举这些政治家、思想家与屈原比较，强调屈原乡国情深，强调孔子、伍举与屈原的不同，并不恰当。思想家、政治家与所谓的诗人的气质不同，不表现在乡国之情的深浅上。我们没有根据说明孔子、伍举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在“乡国之情”上与屈原有深浅之别。由上可知，以一般的“乡国之情”来概括屈原挚爱楚国的情感性质，未能揭示屈原至死不离楚国这一行为的根本原因和情感特征。笔者认为，在屈原的心理深层上，有比乡国之情更深刻的东西，将他与楚国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个深层的意识是什么呢？这就是植根于楚国当时的经济、政治结构之中，由特定的肉体来源所决定，由直接的经济、政治利益所培植的对于楚国的深固依恋感和深切责任感。人的意识情感，是由现实所派生的，是同个人的生存及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屈原生活的楚国，当时经济上是领主庄园制，政治上是领主专制，意识观念上则盛行血缘宗法观念。自春秋以来，北方“礼坏乐崩”，宗法制和血缘宗法观念受到很大冲击；但在楚国，战国初期吴起的变法失败，领主庄园制经济受到冲击却并没有改变；与之相应，领主专制政治的宗法制还在实行，春秋以来“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⑤的作法没有突破；宗法血缘观念还占据着人们的思想。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出身贵族的屈原，由于血缘和宗法的关系（屈姓是王室同姓），被任为左徒（或云三闾大夫），获得了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实际利益的培植之下，在浓重的宗法观念的熏陶之中，屈原强烈地认同了宗法制和血缘宗法观念，他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以自己的血缘家世为荣耀，因而在行为上，他出于深固的依恋和深切的责任，至死不离故国。二屈原以极顽强的精神坚持自己对人格理想的追求，最后以死明志。就屈原来说，可谓求仁得仁。对此，自汉代以降，人们都予以热烈的赞美。司马迁评论屈原其文其人时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⑥对屈原在《离骚》中所言采撷芳草以自修饰之辞，王逸说：“言己修身清洁，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⑦朱熹也说：“言所采皆芳香久固之物，以比所行皆忠善久长之道。”⑧到了现当代，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赞扬更为热烈，朱碧莲说：“好修是他与谗人间的分水岭，是他完美品格的体现，是他高洁胸怀的标志，表明他与谗人势不两立，是他对抗世俗侵袭污染的唯一武器。”⑨朱先生还指出，屈原的好修，坚持的是“儒家的修养观”①０。这个看法，与３０多年前马茂元指出的看法相同，马先生说：“屈原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在人格修养方面”①１，他称赞屈原以死明志的行为，说“为了理想，不惜殉之一死，而且把这看成‘抒忧娱哀’。这种高度的自觉性，是如何令人惊心动魄啊！”①２董楚平说，屈原留楚而死，“更重要的还有理性的原因，即屈原要坚持人格的完美”，是“坚持人格的完美，保全人的美好本性，不愿妥协从俗”，“自沉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屈原自己说的‘伏清白以死直’（以生命来捍卫清白）”，而这就是“用理想的人道主义来苛求人的价值”①３。自汉以来的这些论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些论说，称颂有余而具体深入分析不足，仅注意屈原在作品中表露的道德态度，而对于他追求的人格理想的内涵揭示不够。而如果不能对屈原人格理想的内涵做全面揭示，就不能正确理解何以这种人格理想的追求却导致了屈原的悲剧。而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屈原人格的称赞也就缺乏说服力。第二，屈原在强调自己人格修养的时候，是把“党人”作为自己的对立面的。后人的评论，由于未能阐明屈原人格理想的内涵，所以只能把屈原同“党人”的冲突，仅仅理解为一般的道德之争，而不能深入发掘这种冲突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内容。恩格斯在批判旧唯物史观时说：“（这种观点）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为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胜利者”，“（这种观点）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①４我认为，自汉以来对屈原人格问题的评说，就具有这种倾向。要深入理解屈原人格理想诸问题，必须从屈原人格理想的内涵入手。屈原追求的所谓“完美人格”，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内美”，二是“修能”。在屈原自己看来，这两方面不但可以而且应该融合，从而实现一个完整的而且是完美的人格。“内美”是什么呢？“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是说血统高贵、家世显赫；“摄提贞于孟陬兮，帷庚寅吾以降”，是说自己才能突出，职业尊崇，能降神以沟通神人（关于此点，笔者有文另述）；“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是说自己受祖先神之护佑，获得了嘉善美好的名与字。这些就是屈原所说的“内美”，是得自先天的内在美德。所谓“修能”，则指在“内美”基础上，依靠后天的自我道德修养达到的人格成就。《离骚》中，所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所谓“好修以为常”，采撷芳草香花，都是象征自己如何通过自我修饰以达到的人格高度。那末，屈原“修”的内容是什么呢？在屈原作品中，象征性的描述很多，具体涉及的较少，大致说来，约有三点。其一，忠君意识。“竭忠诚以事君兮”，“事君而不贰”（《惜诵》），是屈原作品中较为突出的声音。其二，仁义观念。“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表明了屈原对仁义的重视。其三，贞正的道德态度和意志。屈原由于忠于君国而受打击，但他初衷不改，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选择，“亦余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余将董道而不豫”（《涉江》）。这种调子在屈原作品中极为响亮。这里所表现的，既是他追求人格理想、坚持美政的执着态度，又是他人格修养的重要内容。由以上三点看，屈原所追求的后天获得的人格成就，也就是“修能”，实际上是儒家伦理道德原则的实现。屈原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存在着深刻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因此他的人格理想注定不能实现，他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屈原所盛称的“内美”实质上把人的价值维系在宗法血缘关系、巫术意识和巫术风习上。“内美”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体现了原始感性文化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内美”，是楚国固有的原始感性文化的标志。当中原已经沐浴着理性文化之光的时候，当这种理性文化之光照耀了楚国并使楚人在文化上开始了理性航程的时候，荆楚大地上原始感性文化仍然存在，并作为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心理层次上，楚人信巫鬼、隆祭祀，巫风甚盛，就连楚王，对祭祀也乐而不疲。“禁灵王简贤务鬼”，当敌人入侵之时，尚鼓舞于神坛之前，神情自若①５。王逸注《九歌》，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班固《汉书·地理志》亦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祠”。这证明，直至战国末期，虽有中原文化的传入，但楚人仍在社会心理层面上顽强保持着原始感性文化。在社会政治思想层次上，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自春秋以来在用人上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原则，直到战国末期未受到有力冲击。战国时期，相国、将军非昭即景，屈原也因与王室同姓而被授官任职，就是极好的证明。这种状况，说明了屈原时代的楚国，感性文化仍普遍存在，因此，屈原受到这种文化的深刻影响甚至支配，就不令人奇怪了。屈原强调的“修能”，属于儒家道德伦理，这种意识，把人的价值维系在道德自律和人格完善上。儒家自孔子始，就始终强调个体的自我道德完善和人格独立，孔子强调“君子有九思”①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①７，以仁为己任，汲汲皇皇，要求所谓君子“笃信好学，守死善道”①８；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①９；曾子则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②０一部《论语》就是专讲道德完善的语录。到了孟子，不但强调自我道德完善，要君子能“自反”，而且更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②１。“说大人则藐之”②２，充分展现了人格独立的精神。儒家的道德自律和人格独立的要求，是春秋以来迅速发展的理性文化的产物。显而易见，屈原所称颂的“内美”和所追求的“修能”，是两种性质各异的文化产物。这两个以不同性质的文化为内涵的观念，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是难以并存的，它们不能相容。从根本上说，屈原的人格理想是一种两难追求。屈原这种人格理想上的两难追求，从内在注定了他的失败和人生悲剧的不可避免。就个体说来，屈原人格追求中的矛盾，必将造成他巨大的心理冲突，使他无所适从，屈原作品中充分表现的精神痛苦和迷惘，部分地可以由这种人格追求中的矛盾以及由之引起的心理冲突得到解释。就个体与现实的关系说来，屈原强调“修能”，实际上是以理性文化否定了感性文化，这不但否定了宗法贵族的“党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他自己。离开感性文化的宗法血缘关系和巫术风习，屈原能顺利地担任官职，担当特定的社会职务吗？屈原强调“修能”，甚至触及了楚国的政治结构，因为强调“修能”，就等于否定了宗法制。所以，屈原的人格理想，同楚国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这情形正如吴起以理想的法治观念变革楚国的固有政治时所遭遇的一样。屈原在楚国强调“修能”，不但得不到响应，反而使“党人”群起而攻之，“谣啄谓所余以善淫”，甚至引起楚王的疏远，“羌中道而改路”，“后悔遁而有他”（《离骚》），实在是势所必至。屈原人格理想追求上所存在着的内在和外在冲突，使屈原根本无法实现他的理想人格，反而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巨大的内在心理冲突和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使他在楚国只能处于绝望，并在内心里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一个人追求人格完美，一是要满足内在的道德需求，使自己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更重要的是使这种追求被社会承认，从而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就屈原说，他追求的人格理想，一方面要在精神上自足，更主要的是要得到楚王的信任，从而实现“美政”。但是，内在外在的冲突终于使他的追求成为泡影，一无所获。当现实向他充分展开了这一切以后，屈原承受着双重的重压和绝望。一切都破灭了，一切都失去了，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死！死并未能解决屈原所面对的冲突，但他却以死超越了一切，摆脱了一切。因此，我们说屈原人格理想的内外冲突，是他人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原因。由上可见，屈原追求的人格理想，不可以说是“完美的心志”，“保全人的美好本性”，“用理想的人道主义苛求人的价值”。这不符合屈原人格追求的实际，对于人们认识屈原没有帮助；相反，由于这种赞扬未能具体指出屈原人格理想的内涵，倒掩盖了实际，甚至给人造成一种屈原仅只服膺儒家伦理道德原则，而儒家道德无限完美的印象，这是很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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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３董楚平：《从屈原之死谈到他的爱国、人格、气质》，《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②《孟子·尽心章句下》。

　　③《左传·成公九年》。

　　④《国语·楚语上》。

　　⑤《左传·宣公十二年》。

　　⑥《史记·屈原列传》。

　　⑦《楚辞章句·离骚经章句》。

　　⑧《楚辞集注·离骚集注》。

　　⑨①０《楚辞议稿·论屈原的修养观》。

　　①２《楚辞选·前言》。

　　①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２４４页。

　　①５参阅桓谭：《新论》，《太平御览》卷五二六、七三五。

　　①６《论语·季氏》。

　　①７《论语·述而》。

　　①８《论语·泰伯》。

　　①９《论语·里仁》。

　　②０《论语·学而》。

　　②１《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②２《孟子·尽心章句下》。〔作者曲德来，文学博士，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沈阳邮编：１１００３６ 

社会科学辑刊 98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