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祈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刘兰芝 封建礼教 悖论 反讽

      《孔雀东南飞》是高中阶段已经学习过的乐府民歌，还记得当时老师说这是一篇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进行揭露与批判的作品。这样概括它的主题或许是无可非议的吧。但如今再读，我们却强烈感受到作品中包含的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更为具体、深刻的认识，以致有了尝试将一些也许未免浅薄的看法写下来的冲动。本文尝试运用悖论、反讽等工具对《孔雀东南飞》进行解读。

      我们知道，刘兰芝之所以被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焦仲卿的软弱，而焦仲卿的软弱却是一个封建“孝子”的典型表现，一个官僚阶级对大汉王朝“以孝治天下”思想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遵奉。我们当然不能以今人的要求去衡量焦仲卿，并大义凛然地说他落后愚昧；相反地，我们只能以历史的眼光、以当事人的处境去理解他、同情他。那么，刘兰芝之死确乎能以简单的“死于封建礼教的迫害”一语作结？非也，盖因焦仲卿对焦母之“孝”，并非终置刘兰芝于死地之源也。

      刘兰芝被遣归家之后，县令遣媒提亲，当她向刘母表明与焦仲卿“结誓不相离”时，刘母并不多加逼迫：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而当刘兄逼嫁时，刘母却始终不致一辞，更不劝阻。由此可见，在刘家，掌握话语权的人是刘兄，而作为“家长”的刘母的行为却也自有其依据——汉代礼教对妇人的“三从”（在此主要表现为“从子”）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刘母的“从”使刘兰芝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说刘兰芝的“被遣”可以归因于焦仲卿对封建“孝”道的“顺”，那么，刘兰芝的被刘兄“逼嫁”则大可归结为刘母对刘兄的“从”。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统一于封建礼教之下以焦仲卿为代表的“孝”道思想和以刘母为代表的“三从”思想，原本同为统治阶级用于道德教化的工具，在此却通过刘兰芝的遭遇被置于深刻的悖逆之中，封建礼教自身的矛盾性昭然若揭，正是这一悖论所形成的巨大合力，最终酿成了刘兰芝的悲剧。因此，刘兰芝悲剧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她是在封建礼教下受着相互对立的两种力量的共同摧残而走向绝路的女子。在刘兰芝身上，我们看到了汉代封建礼教对女子的双重迫害的典型。

      在认识到封建礼教自身的悖论性特征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孔雀东南飞》正是通过对封建礼教的生动展示，从而揭示了刘兰芝悲剧原因的深刻内涵。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孔雀东南飞》由于结构上的反讽（刘兰芝在焦母、刘兄的相继逼迫下被遣乃至灭亡与最终“两家求合葬”）而形成的对封建礼教的抨击与嘲讽也具有深长的意味。

      纵观全文，着墨之重莫不在于叙述焦母、刘兄之辈对刘兰芝的戕害，乃至刘兰芝“举身赴清池”；而“两家求合葬”是对焦刘殉情之后的归宿以及焦刘两家态度的简单说明，看似对整个悲剧的简单作结之笔，但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构安排，精心而隐晦地表达了民歌作者对造成焦刘悲剧的封建礼教的代表——焦母与刘兄的莫大嘲讽与批判，正与全文详尽记叙刘兰芝被一步步迫害致死形成对照，从而在结构上完成了对焦母、刘兄的无声谴责。所谓的“两家求合葬”，对于焦母与刘兄来说，不论是出于对焦刘坚贞爱情的同情还是感动，都在有意无意之中完成了对自我的鞭笞，在悲悼的氛围之中尖锐地暴露了自身造就悲剧的罪恶，大大加强了批判力度。就这样，全文被置于一个大的反讽中，实现了形式与意义的统一。

      综上，我们认为，《孔雀东南飞》通过对造成焦刘悲剧的悖论性礼教的深刻揭露，以及对以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统治阶级的反讽性批判，使作品达到超越了简单的“批判封建礼教”的深刻意义。而这一切，均由《孔雀东南飞》文本自身中体现的悖论与反讽所决定。这些，就是我们再读《孔雀东南飞》所得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