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涛 

      《苏轼传》是苏轼研究专家王水照和崔铭合著的一部书，四十五万字，去年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写得很好，但这却是一部不好写的书。苏轼一生经历丰富复杂，著作多，面广，这是难点之一。还有，就是有林语堂的名著《苏东坡传》在前面比着，那书写得那么精采。

      我读《苏轼传》，觉得全书对苏轼的评价，大体与《苏东坡传》相似，林氏的概括即所谓：“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等等。《苏轼传》大体是以这种评价展开的。不过书的副题《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又表明作者们是极力从苏轼生活经历来理解和描写他的。因此这书自有它的不容忽视的特点。一，它严格按编年叙事，而且强调苏轼作为作家的一个方面。全书将苏轼的诗词文章贯穿它的一生，对比看起来，《苏东坡传》就不是这样，它要照顾英美读者的理解力和趣味，诗文不能多引；它使用的传说故事更多，也占更重要的位置。因此，这本《苏轼传》对读者从苏轼作品了解他的生平，是更有益的。在叙事中展开对作品的阐释，而且阐释得极好。在此，就表现出王水照先生对苏轼作品研究的功底非凡，在传记里应用随心自如。苏轼的心事、文思，与天下的政事，交织一起，所以合了“在苦难中的超越”，而且是一位“智者”的超越。没读过苏集的读者，从《传》中引用的大量诗、词、文中，特别是从并不常见的随笔、短笺中，能领略的，真是不少。二，林语堂酷爱苏东坡。林写的是文学性更强的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散文创作。当然林氏有他充分的历史材料证明，而我总觉其着眼点在于苏东坡的人格，而且是作者喜爱的人格。而《苏轼传》则更带有学术性。它更全面，更讲究论证。的确，苏轼的风流潇洒，几乎是天成。但是，环境也造就它。不论从作品看生平，还是从生平看作品，都不单有潇洒风流，而且有个人的痛苦和人民的苦难。乌台诗案中国最可笑的文字狱之一后被贬黄州，是苏轼生活的关键一步。在林、王二传中，都重点写。余秋雨重要散文《苏东坡突围》也选这一段来写。苏轼的人生和他的作品，在此都是一个高峰。对这一段生活，《苏轼传》无疑写得更丰富。它把痛苦和苦难展示得更充分，以至于惊心动魄。苦难充分，“超越”才有力。林氏过分地渲染了苏东坡在苦难中的乐天、快活，甚至把他在“乌台诗案”里受审时的屈辱与痛苦也说成“有趣”。《苏轼传》则把黄州生活写得更令人可信。比如当时苏轼在许多信里反复叮嘱友人“看讫，火之”，“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他是惊弓之鸟了。他在黄州又看到生平所未见的民间疾苦，苦日子也尝到。在此有一点不可不提。苏轼在黄州时写过许多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他的朋友也是政敌章忄享的信中对已往表示悔过。林传说，是“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是“再得体不过”，简直可请皇帝过目；言外之意是应付，巧于周旋而已。而王著则以为“可能夹杂着个人求助的动机”。我以为写得较真。王著此是全面反对新法了。这似乎顺理成章。王著写出的诗人，更复杂、真实些。三，关于王安石变法，林氏的否定也许太简单化。而王著则更客观些。关于苏、王二人，当然都是大作家，苏比王高。此书提到变法时，曾对比苏、王的见解说：“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目光的远大，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这也是客观的。此书在王安石身上着墨不少，而且是从王安石与苏轼的交往中写的，重头文章在王安石罢相以后。苏轼在金陵访王，政敌又成文友，旧怀尽释，论文极乐。那一大段就写出北宋文人的大度风雅，更写出两位大作家的可爱。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