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夜，父亲坐在炕沿上，用手摸着满是胡子的下巴一声不吭.刻满岁月沧桑的脸，仿佛一张刻板的纸。母亲在炕上翻箱倒柜，一堆旧衣服堆在旁边。他在努力寻找一件像样的衣服。提起这件看看,补丁累累，提起那件，累累补丁。母亲无奈的摇着头，停止了寻找，一声不吭的坐在了炕上，痴痴地看着一排溜坐在炕上的我们弟兄四个。

那是四十年前的一个大年夜。

那一年，作为父母长子的我只有八岁，上小学一年级。家中弟兄四人构成了公差为二的等差数列。年已不惑的父亲辛勤的劳作着，靠生产队一天两毛五钱的分红支撑着这样一个大家。母亲常年累病，在家缝补、做饭……养育着他的几个儿子。

父亲是极勤劳的，属于那种“闲着就难受”。一年中连生病都舍不得休息，每天总是按时到生产队，到指定的地，点干指定的营生，挣那十分工，挣那两毛五分钱。

生活的贫困自不待言. 

忽然，母亲眼睛一亮，迅速起身，又开始了翻腾，终于从那柜子（称“柜子”太高雅了，启示是父亲那木板钉的）里找出了一定周周偶爸爸的蓝布帽子。她拿起类抖了抖，挨个打量了我们四个，最后戴在了老四头上。老四立刻满面笑容，光着脚蹦到地上高喊着“我有新帽子了，我戴新帽子了！”然后趿拉上鞋一溜烟跑了。

父亲慢慢抬起头，两行清泪从眼角慢慢的流下来，父亲迅速的抹去了。

父亲是庄稼人里的能人，样样活儿拿得起.为了这个大家,常常自告奋勇去完成难度系数大的活儿以便挣更多的工分（父亲曾用一条伤腿换来了两个工―――二十分）。父亲劳动回来，背上不是猪草就是柴禾；母亲呢，是十分节俭的。一件衣裳洗洗补补，先是颜色变化，补丁增多，既而是样式变化――由大变小。尽管这样，我们家一年下来依然欠了生产队一二百元钱（相当于娶个媳妇）。

在我的老家，把过旧年叫“过大年”。大概是一种民俗吧，人们特别看重过大年。民间有这样的谣诀：二十三打发灶神上了天(送灶)；二十四买上红纸写上字（写春联）；二十五胡萝卜炖豆腐……。腊月二十三俗称“过小年”，可见“年”的气氛从腊月二十三就形成了。打酒、割肉、沐浴、更衣，想那场面一定隆重得很。大人们忙碌了一年，也该坐下来品品那浓烈的高粱酒，尝尝那肉馅的大饺子；小孩子换了平时父母不让穿，自己也舍不得穿的新衣服，满街去疯跑。那一年我家既没有吃胡萝卜炖豆腐，也没有打酒，“年”的气氛一点儿也没有，稀里糊涂就到了大年夜。

广播喇叭里响起了大队会计的喊声：“谁家还没拿肉，快来拿，每人一斤，每斤八毛，带上钱快来拿----”三弟对父亲说“咱家快去拿吧！”爹依旧不吭声，依旧坐着，依旧摸着那位刮的胡子 。

那是我们还小，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不去拿肉，也不知道后来父亲怎么把肉拿回来的，反正我们都美美的吃了一顿。若干年后我问父亲，那时是因为没有四块六毛钱。后来呢，从一个做教师的远房叔叔家借了五块钱。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那个大年夜，父亲的身影，广播喇叭的声音，母亲忧郁的神情，一直留在我记忆的深处，挥不去，抹不掉。

留在我记忆深处的那个大年夜，遥远了……

 

石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