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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 第一讲 (人教版高一必修二)
苏东坡何许人也?不说国人对他的评价,法国《世界报》评选全球范围内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选出十二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那么,陶渊明又是什么人呢?他是苏东坡最崇拜的人。东坡先生提到他,永远是学生的口吻:“渊明吾师”、。陶诗109首,东坡每一首都唱和了。在东坡看来,李白、杜甫还在陶渊明之下。苏东坡这种境界的人,尚且从陶诗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养分,我们今天怎能错过?
中国大诗人多,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显然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一个真正开放的时代,既是面对世界的,又是面向传统的。我们的商品琳琅满目,我们的生活诗意盎然,所谓开放时代,二者缺一不可。
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如遇美食,如见佳人。
对陶渊明的人格的赞美,历朝历代绵绵不绝,概而言之三个字:真性情。他究竟“真”到了何种程度,令数不清的大学者大文人对他顶礼膜拜?
我们还是从生平说起。
陶渊明生平简单。简单蕴涵着丰富。
我们是仰望大师的人,而能够仰望,已值得欣慰。
持续的仰望,让我们略去生活中的鸡毛蒜皮,藐视生活中的低级趣味。
言归正传——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后东晋亡,刘宋立,是为南北六朝时期。渊明一生遭遇乱世,军阀打仗不消停,豪门大族不可一世。历史教科书,留下了桓玄、刘裕、谢安、司马道子这些名字,渊明生前对军阀与豪族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没理由对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韵是气韵、气质。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显自然,所以他“爱丘山”。这三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与之相对的“适俗韵”,他心里很清楚。除了耳闻目睹,他还亲身经历过。这相异的两种人生情态,贯穿了他的全部诗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他写自然就是写人世。
没有纯粹的田园诗人,田园之为田园,乃是尘世的“他者”。
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一个叫上京里的地方。江西山水如画,今日古风犹存。柴桑是浔阳郡府所在地。上京里离柴桑城很近,那儿有渊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他的曾祖父陶侃,原是庶族,靠个人奋斗当上大司马。大司马是军中元帅级别的职位,陶侃以一介布衣,靠沙场血战得来。他一身好武艺,最初到军中任职,却充满辛酸的传奇色彩:妻子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饭桌和床上的草、席,只为请人吃顿饭。那人还算有良心:要吃要喝要办事,为陶侃在部队谋了一份差事,使陶侃有机会靠敌人的性命换取功名。 我们不妨记下这三个地名:柴桑境内的上京里、园田居、南村。这是伟大的诗人生活过的地方。他影响了后来所有的大诗人。没有他的富有开创性的揭示,中国的山山水水不可能呈现今天的这种美。
他告诉我们,山水之美,不在乎名山大川。赢得审美的至高境界,房前屋后皆风景。屈原了不起,但屈原描写洞庭湖的诗难懂。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在平淡中见功夫,所谓大巧若拙,大象无形。他的很多传世诗篇,不大读诗的人也能懂。
他的日常生活很随意的。他有修养,有操守,然后他随意。这种随意,不是生活中的随随便便。看不惯官场的污浊,他掉头就走。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本人做不到这一点,“屡犯世患”,“九死蛮荒”,却不曾须臾脱离官场。当然,北宋和东晋不一样的,东坡为官,尚能为百姓做事。而东晋的官僚,敛财很厉害,又摆不完的臭架子,官大半级压死人。不敛财成不了大族,不摆架子显不出高贵身份。官场风气如此,好官难做。而军阀重开战,好官坏官都有性命之忧。
渊明写诗也随意。柴桑离庐山不远,他并未跑到庐山去,写下一组五言诗。他所描写的,都是身边风物,寻常景观。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深知抵达这样的艺术境界有多么难。李白、杜甫,包括东坡自己,写了多少名山大川,却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杰作《人间词话》中,讲诗歌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诗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而陶渊明,堪称“无我”之境的第一人。
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渊明两者都不是。对他来说,诗歌等于天籁。写诗如同喝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喝酒难受,不写诗同样难受。事实上,酒与诗,伴随他的一生。
陶渊明在柴桑,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下地耕种,可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他是地道的农民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一年四季,田野上都有他的身影。
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下五个儿子。家道艰辛,老婆要下地的。为生计,他“投耒去学仕”——放下农具奔官场。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十三年的时间里,他曾四次出去“学仕”,学得很别扭,“学习成绩”始终上不去。最后一次当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他当官太难了,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艰难。官场的铁律:要做老爷,先当孙子。陶渊明也有委曲自己的时候,只不过忍耐有限度,上级要他做孙子,他把官帽一扔,扬长而去。
一再奔官场,正是渊明的可爱处。他的家庭责任感,由此可见。他不指望重现祖先的荣光,却想方设法要让家人维持小康局面。责任与个性,是一对矛盾。历代都如此,所以是正常现象。而批评这种现象,也属正常。写文章,不至于颠覆历史、因小人数量多就把小人写作楷模吧?
陶渊明并非坚守个性,个性本自然,像一朵花一棵树,它的生长习性就是那个样子。有弯着长的树,也有笔直的树;有不惧风刀霜剑的花朵。毋宁说,乱世中的渊明几次出去做官,倒是想适当调整一下个性。
渊明所谓真性情,有他的特殊性。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域中显现为真的。这一点,须仔细辨认,不可失之简单化。
人到中年,几番“学仕”失败,他才看透了。不单是看透官场,他也看透自己。像他这样的人,不归是不行了。“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归到上京里,归到园田居。前者为老宅,后者有他家的田产,学者考证有十几亩。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他没料到,比如园田居失火,房子烧光了。又遇灾年,逢兵乱,他穷得断酒,饿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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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东晋,司马氏王朝失去中原,偏安江南。王室虚弱,权臣互斗,豪强并起,几股力量大拼杀。陶侃有十七个儿子,大部分是武将,他们又互相残杀。族人要么成敌人,要么为路人。渊明这一支,呈衰败之势,他祖父陶茂虽然做过武昌太守,但正史无传。他父亲陶逸也当过太守,时间很短,死于他八岁那年。母亲孟氏,大将军孟嘉的小女儿,贤惠有佳名,她活到渊明三十七岁那一年。上京里的老宅颇具规模,有他的诗为证。但他父亲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到他这一辈,家境每况愈下。“家无仆妾,藜菽不给。”藜菽指粮食。
看渊明的家族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几次跑出去做官。魏晋时代,家族、门第的观念是代代相传的集体潜意识,深入血液的。家族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个体生存。
我们应当理解,渊明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反抗门第观念。
他一生搬过好几回家,主要是避战乱。浔阳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打过两次大仗。渊明讨厌战争,写诗只字不提。
离柴桑稍远,有个园田居,渊明中年住过。更远的地方叫南村的,几间茅屋,是他举家避浔阳战乱之所。到五十岁左右,他又搬回有儿时记忆、有先人遗存的上京里。几十年过去了,老宅风雨飘摇,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死于贫病交困,享年六十三岁。这已经是辗转乞讨了,又饿又羞怯的情状溢于言表。何之:哪里去。行行:走了又走。斯里:这里。估计他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敲门尚且拙言辞。而当初辞掉彭泽县令,他没想到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可他的五个儿子都活下来了,他为父是称职的。他异乡乞讨,讨回的粗食分给五双小手。
战乱赋税高,种田人朝不保夕。渊明一生,饿过三次肚子,分别是青年、中年和暮年。短则半月,多则半年。
我们品读他,就是要还原他的本相。
他为夫为父,他奔走官府,他躬耕田地,他爱酒爱美女,他体验疾病与死亡,他巴望儿子有出息……世俗的东西他样样不缺,他也不炼丹,不辟谷,不学长寿术,反对当神仙,凭什么说他是隐士?
品读陶渊明,这也是关键处。这些地方,尤其需要“思想的细心。”
渊明的生平,我们先说到这儿。下一讲,我们展读他的诗篇,再来打量他弥漫在诗中的、激动人心的生存细节。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第二讲
渊明的著名诗篇,大都写于他四十岁以后。此前他的人生要务,还是养家糊口。青壮年,他有鲁迅所谓“金刚怒目式”的句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神话中敢与天帝斗的断头勇士,干为盾,戚为长柄斧。古代汉语,这些都是常用字。鲁迅自己是斗士,所以偏爱这两句。可是生逢乱世,渊明如何舞干戚呢?倒不如说,“猛志”内化为桀骜不驯的个性,并“常在”,一辈子改不掉。
渊明二十九岁初入仕,为江州祭酒,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晋书》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段话表明,他年轻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不好,做小吏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回家了。第一次“学仕”,几乎交了白卷。州府又叫他担任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写官言文章,整天炮制假大空的东西,他没去。主簿官职卑微,却离领导近,可以做跳板。不少年轻人想去但去不了。渊明在祭酒的位置上“自解归”,领导派人来叫他,让他干秘书,他婉言谢绝了。看来,领导把他辞官的举动理解偏了。
这一年,长子陶俨出生。次年,妻子去世,可能死于营养不良。渊明三十一岁,继娶翟氏。这是一个勤劳而健壮的女人,读过书,能持家。萧统《陶渊明传》说:“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南史》亦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古人用词很讲究的,“志趣”二字,说明翟氏不仅勤劳,而且与丈夫趣味相投。家庭生活是和谐的,苦中有乐。如果她抱怨,像今天的很多女人,逼丈夫捞官敛财,渊明不会写出那么多好诗。通过翟氏,我们不难设想,渊明有十几年的光景生活幸福。翟氏为他生下四个儿子,加上陶俨五个。古代妇女,这可是了不起的,她是一位“英雄母亲”。时过一千五百多年,我们向她致敬。
渊明第二次学做官,是到荆州府,大概在三十五六岁。做了一年多,没有主动辞职。母亲去世了,他归家居丧,居丧一般是三年,也有两年半的。这规矩由孔圣人定下,理由是:小孩儿要长到三岁,方能说话行走,所以对父母的亡故,要居丧三年。渊明居丧的两三年,生活是不错的,名篇《和郭主簿二首》写于此时,我们来看其一: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获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渊明悠哉游哉的形象,呼之欲出了。写的是上京里老家,堂前有林子,屋后有菜园。这百年老宅,散发着祖上的荣光,雕梁画栋虽不再,却足以慰藉身心。凯风就是旋风,夏日里的好风,掀起他的衣襟。春天的红高梁,此时已化作美酒,渊明自斟自饮。不过他表示:营造自己的生活是有限度的,过度满足就没必要了,不值得钦佩。我们不妨细看,诗中提到的蔬菜和粮食。渊明早年饿过肚子,印象很深。
简单的事物,唤起美感和心情舒畅,这是渊明写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价值观。生活的快乐,不以消耗物质的多少来衡量。这一点,在地球环境日益恶劣的今天尤其重要。
但是,抵达这种心境很困难。叔本华讲:人类有两大不幸,一是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二是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话耐人寻味。
中国人常说:知足者常乐。也算是对叔本华的一种回答,将幸福理解为追求幸福的过程。
渊明居丧结束,四十岁又做官了。这一年初,桓玄于建康(今南京市)篡帝位,逼走东晋安帝,打着晋室旗号的刘裕带兵攻他。其实这个刘裕,后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弑帝自立,改国为宋。他和桓玄狗咬狗,涂炭生灵。渊明写四言诗《停云》:“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天下一片昏暗,平坦的道路也走不通了。他闲居己久,希望出去做事,可是军阀混战,搅得“八表同昏”。忧心时局,在他的诗中不多见。当时,他是谴责桓玄的。
“停云”的意象,颇像陶渊明:停在空中的一朵云。诗人对天空,感受很细腻。
六月,渊明远赴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刘裕军中做参军,一种文职小官。次年三月辞了。八月,为彭泽县令。彭泽县距他家一百多里,他自己说,主要是因为离家近。另外,“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公田种高梁,高梁酿美酒。渊明做县令,有点想头说在明处,可见他不唱高调,不宣称自己大公无私。这次能当上县令,是陶家长辈帮的忙:“家叔以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以他的性格,不会去跑官的。
公田数十亩,种高梁好呢,还是种粳稻好,夫妻二人,意见不统一。翟氏随渊明去彭泽县,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种公田有县衙的小伙子,不劳她动手。不过她种田有经验,常在田埂上指点,计划来年春天的农事。她刚满三十岁,面孔红润,像我们在油画中见到的俄罗斯少妇。八月里秋高气爽,秋风吹乱她的鬓发。她现在是县令夫人呢。她远远的看见丈夫来了,官帽好像有点歪。渊明于官道的尽头下巾车(有帘子的马车),沿田坎路疾步走来。
田野一望无际……
常有州官郡官来,检查工作,吃吃喝喝也罢了,还指手划脚,摆不完的谱。渊明下班归家,一般是乐呵呵的,要么走向孩子们,要么走向挂在墙上的大号酒葫芦。如果他闷声不响,翟氏就知道:来了上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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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天冷了,渊明的酒量,随气温的下降而上升。这是他的习惯,持续二十年了。冬天曾经缺棉袄,他饮酒御寒。他饮多不乱,就像他的祖父。酒入血液他兴奋,醉眼朦胧看世界。他不是难得糊涂,他是经常糊涂。按上级的标准衡量,他可不够聪明。晋朝的大官皆出自大家族,权力很大,小官很受气。又因战乱,武官气焰高。渊明有个朋友,人称“刘柴桑”的,做柴桑县令,因为受不了窝囊气,跑到庐山当隐士,至死不出来。而普通官吏吃一点官俸,有“代耕”的说法,比农夫强不了多少。渊明指望公田酿酒,备下了坛坛罐罐,可他必须干到明年冬天。他有了一些官场经验,差不多能对付。
这一天来了州官,是一名督邮,专门为刺史巡视各地的,架子特别大。督邮通常是刺史的心腹,督促各县刮民脂民膏。他人未到,规矩先来了,命彭泽县令陶渊明穿戴整齐出城迎接。按官方条例,这督邮架子摆大了,他所要求的迎宾规格,几乎和刺史大人一样。渊明很生气。翟氏把官帽官带拿出来了,却只望着他,由他拿主意。恰好前一阵子,同父异母的程氏妹在武昌去世,使他乱了方寸。他和小他三岁的程氏妹,感情很深的。翟氏看丈夫的模样,预感要出事。她还是没说什么。
渊明冒火了。督邮派来打前站的差狗斜眼瞧他,面无表情,催他系官带上路。他上路了,却不是出城迎接什么领导,而是回老家上京里。
这是辞官的举动,连一纸辞呈都免了。有学者指出,渊明对农民有恻隐之心,完不成上级交给他的摊派任务,所以才走人。媚上必欺下,渊明不可能选择欺压百姓。
他没有留连县衙,倒是去那片已播种的公田转了好几圈。
《归去来辞》写于这一年,这是千古名篇。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晨熹微。
古往今来,数不清的人吟诵此篇。胡不归:为什么不归。归向何处呢?归向人的本性,归向天地之间。它所表达的,是全人类诉诸自然的心声。活动变人形,生存难免有扭曲,而陶渊明这样的人,始终标示着人性的高度,血液的纯度,审美的力度。
人要谋生,难免“心为形役”,身不由己。有些人受得了,有些人受不了,古今皆然。陶渊明奔官场受压迫,他要愁眉苦脸,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也试图舒展眉头装笑脸,行不通。于是走人。他这一走,“走”出旷世佳作,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典型情境给揭示出来了。古代为官者,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都会吟诵它。而由于它是如此经典,今人的心态情态,同样在它的波及范围之内。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衡宇”指家门,衙门内的渊明早就思念它了。辞赋写于十一月。渊明辞县令,是凌晨出发的,序言说:“敛裳宵逝。”走水路,他家门前有条河。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脱下官服,如释重负,一路上“载欣载奔”,几乎载歌载舞了。为何如此高兴?因为他打定主意,从此不踏官场一步。十三年憋气,他终于出了一口大气。他可不是来了犟脾气,像个愣头青年。不惑之年,一切都看明白了:“冻饿虽切,违己交病。”吃不饱穿不暖,无非苦了肌体,一味违心向官场,身心交病。渊明不想责怪谁,倒是有自知之明。他笼罩在欢乐的情绪中。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自然向他呈现了,而利欲熏心之辈,整天忙着算计,哪能看见这些。何谓云无心?只因人无心,不屑机关算尽。
中国历代辞官者,数以千万计,唯有陶渊明,将朴素的欣悦,通过朴素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没办法。没人能超过他。
官场内外,朝堂民间,所有尚存良知与美感者,都会感谢他,是他,确立了人性的价值,审美的价值——爱的愉悦。爱亲朋,爱自然,爱艺术。
唉,上帝是公平的,现实是残酷的。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第三讲
次年,四十二岁的陶渊明写下《归园田居五首》,古代读书人视同《诗经》,人人都能背。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从此诗看,园田居蛮好,属中等人家的庭院。只是一家七口人,加僮仆一二,日常开销是个问题。“开荒南野际”,当为写实。由于主妇的勤劳,善持家,方有这般光景。连家禽都活得有滋味,飞到桑树颠上去了。而现在的圈养鸡,只能扑打翅膀、徒作升空之状。渊明自己说,误落尘网三十年,什么意思呢?联系“性本爱丘山”,可能是说他十二三岁以后就迷了本性。他少年读书,受儒家影响不浅。他有“大济苍生”的儒家理想,却碰上军阀打仗。二十岁曾遭遇大荒年,虫灾,旱灾,雨灾,下地累死累活,仍然填不饱肚子。“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渊明老实,是什么就写什么。而当时的时代风气,士人普遍讲清高,追名逐利,却弄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职演说、述职报告,大词套词层出不穷。渊明这种人,出去做官,将做官的缘由及“想头”和盘托出,在别人眼里是很不得体的。在他,却自然得很。
诗乃陶家诗,如同云是天上的云。我们再看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成草莽。
鞅,为驾车时套在马颈上的皮带。轮鞅代指车马。坐车的贵人不会到穷巷来的,渊明与农夫共处,心忧地里的庄稼。“霰”是小雪珠,若铺天盖地袭来,庄稼将被打得七零八落,变成一片荒草。渊明开荒已见成效:“我土日已广。”劳动者关心劳动成果,不管他是劳心的,还是劳力的。渊明放下农具,走向笔砚,手上有老茧,挥毫写出传世诗篇。识字的农夫能看懂的,读书人能欣赏,互相传阅、吟诵。渊明不写“抽屉诗”,他期待着阅读。
《归园田居五首》太有名了,我们最后看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诗不用解释,它诉诸人的审美直觉。本文所能做的,仅仅是谈点感受。渊明于农事并不精熟,向南开荒种豆,草盛豆苗稀。翟氏在家里,守着五个孩子呢。做饭洗衣,种菜喂鸡,她一天到晚忙碌。丈夫扛着锄头回家啦,她老远就在门首看见,或听到他的声息,赶紧温一壶酒,将菜肴回锅……炊烟又起,却是袅袅向月夜。
两年后,园田居失火,全烧光了。一家老小,连同左邻右舍,眼睁睁望着,那个心疼呀。草屋八九间,小孩儿又多,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几岁。小孩儿玩火烧房子,草房,又逢夏日风高时,一旦火势上来,人就拿它没办法,不敢靠近的。房子没了,器具也没了,只好搬到船上过。一度钱粮无算,日用紧张。渊明辗转乞食,可能就在这一年,五个小男孩儿,全是吃“长饭”的,刚吃过饭,转眼又嚷肚子饿……亲友们来帮忙了,入秋重新盖房,整理庭院,却是银两不继,横竖是大不如前:“果蔬始复生,惊鸟尚未还。”
而浔阳方向硝烟起,军阀追杀起义军,双方恶斗,百姓逃窜。
四十六岁的陶渊明,移居南村。
南村离柴桑城是更近还是更远,学者们争论不休。我未曾考证,姑用后者吧。渊明写《移居二首》,其一云: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渊明不大信天命,迁南村,只有世俗的理由:火灾后的园田居令人心酸,浔阳闹兵乱。南村吸引他,是因为他听说那儿有不少“素心人”。他离开仕途五年了,仍然对“杂心人”耿耿于怀。讨伐桓玄的刘裕就是杂心人,说一套做一套,干了很多缺德事儿。刘裕的部属更以搅扰地方出名,当初渊明还跑到刘裕手下做参军。现在他心明眼亮了,他知道素心人聚集在什么地方。他们除了农夫,也不乏像他这样的、做过小官的读书人。因避战乱、避权贵,素心人寻找素心人,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东边打仗,躲到南边去。“今日从兹役”,役是搬家之劳。房子小无所谓,能安下几张床就行。邻居常来往,门第观念、等级意识在这儿没市场,杂心人在别处。
邻曲:邻居。农家连成片,小路弯弯曲曲。古人造词,一词多义。“邻曲”二字非常舒服,好像把弯曲的河流、起伏的山峦、袅袅的炊烟都包含在内了。
从此诗看,渊明灾后的生活明显下降了。不过,房子简陋,大伙儿反倒畅所欲言,“抗言”是直言,谈古论今。有好文章拿出来,疑难处一块儿剖析。渊明向往着跟素心人过日子、数晨夕。而素心人的另一大特点是想做就做,不会拖泥带水。我们看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招,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
今九江境内尚有柴桑山,也许是渊明登高处。春秋佳日,或惠风和畅,或天高云淡。朋友相召唤,穷巷子充满欢声笑语,哪家有酒就喝它一通。干活各忙各的,闲暇则相思,相思则相聚:披衣出门去。乡村天地广,山上,河边,树下,墙内,太阳照着,月光笼着,真个言笑无厌时。风景,人事,俱欢畅。杂心人相处,花花肠子多,尔虞我诈,充斥假话与奸笑,真他妈的烦。渊明写素心人的日常生活,却处处指向杂心人。所以他笔锋一转,讲道理了:这样的生活意蕴岂不高明?抛弃它毫无理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天道酬勤,力耕的日子不会欺负人的。
展开余文
过了八百年,苏轼贬黄州,举家开垦东坡,面对一片麦浪,慨然写道:“力耕不受众人怜!”
其实,渊明有几分摩登的。有酒斟酌之…闲暇则相思,呈现一派天真。一群布衣眉飞色舞,今日走这家,明日奔那家,渊明在他们当中。只要有粗茶淡饭、几杯老酒,幸福就会前来照面。南村,一百多户人家呢,更有来访者络绎不绝。老军人老儒生,曾经混迹于官府的邓主簿、戴主簿、庞参军、刘遗民、丁柴桑……渊明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亲旧招饮,他去了必喝醉,喝醉掉头还家,主客皆随意。他“逾多不乱”,从不耍酒疯的,这是一种酒德。他朋友多,朋友几乎都是酒友。春夏秋冬,无日不饮。朋友们喜欢他的诗文,但没人恭维他是大诗人。一切皆平实,农事,人事,酒事,文事,浑然一体,乃是生活的常态。渊明自在“浑然”的状态中,并无揭示这一状态的主观意志。而意志一旦成形,可能就要走样。苏轼学他,喊出口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苏轼够可爱了,不过他的境界,源头却在渊明。所以朱光潜有句名言:
苏东坡之于陶渊明,有如小巫见大巫。
诗人是什么人?是真性情的守护者。任何时代,若是诗意退场了,必定不是完美时代,差得远呢。渊明的时代政治黑暗,但民风是淳朴的,尤其在穷乡僻壤,权力染指非常有限,千百年的风俗,破坏它谈何容易。
杂心人在城里,素心人在乡下。
《五柳先生传》写于这一年,二百来字的小传,字字珠玑。我们不妨摘录:
先生不知何许人矣,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晋人姓甚名谁,不是一桩小事儿,其中能看出家族背景。渊明祖上曾显赫,母亲孟氏亦出自大户人家。他写自传,一概略去不说,他自己还成了“不知何许人”。且不说他小视门第吧,反正文章这么开头,人见人爱,不同阶层的人都会喜欢。率真这种东西,价值是恒定的,再过一万年,人类也不会崇尚装模做样。渊明不讲姓字,但人人知道了他的姓字:姓陶名潜,字渊明,又字元亮。他当过彭泽县令,人们又叫他陶彭泽,陶令,以及他去世后的陶靖节,陶征士,不嫌其多。毛泽东不大看得起古人的,却写诗说:“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不同的称呼,相同的亲切,读渊明诗文,很多人都觉得他像家庭成员。闲静少言,静,却是一种语言。
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也是一种解。这既是读书方法,又是价值取向。比如他常读《史记》,引司马迁为隔代知己。二人性情,何其相似。有些书像老朋友,时常造访的。有些书翻翻就行了,像普通熟人,打个招呼,一年半载见个面。渊明斜倚柳树读书,抬头望望停云,摸摸小儿子阿通的脑袋。读孔子,读老庄,读屈原,读山海经……他有他的文化谱系,却并未想到,他自己又是一代宗师。中国文化选择陶渊明,方为不羁的人格、行云流水般的自由精神树起一道丰碑。但凡能仰慕者,皆可受惠矣。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第四讲
他家徒四壁,墙还漏风,粗布短衣打补丁,一日三餐成问题。南村未必是这般景象,他自写小传,含激励之意,所谓生存的向度。躬耕导至贫穷,他心里何偿不明白?他也矛盾,“贫富常交战”,几度奔官场,正是矛盾心情的体现。他真,所以他作假难,更别说帮官僚军阀盘剥百姓。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渊明箪瓢屡空,亦能怡然自乐。他并不轻视物质生活,既然不能拿个性、拿良知去换取,他就得甘于贫穷,为贫穷作好心理准备。孔子食不厌精,收学生的干腊肉,却强调“君子固穷”,两者不矛盾的。我读中外传记,发现优秀人物都有忽视物质的倾向。即如一些大富豪,个人生活却朴素,挣钱回报社会,比如香港的田家炳先生,在国内捐赠了几十所颇具规模的中学,把老家的别墅都卖掉了。眉山有两所,他捐赠五百万人民币,带动地方投资,功莫大焉。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散财,亦有道。
渊明在小传的最后总结说:“不戚戚于贫践,不汲汲于富贵。”汲汲通急急,急于营求的样子。狗急跳墙,人急则不择手段。如果人人都急红眼了,生活将陷入一片混乱。
汲汲于富贵不好,勤劳致富却是好的。可是勤劳者往往难致富,起早贪黑的人,风雨赶路的人,烈日暴晒的人,加班加点的人,几人脱贫几人致富?
渊明在南村住了两三年,总的说来生活不错,诗中有贫穷,但心情是好的。素心人在一起,有酒斟酌之,登高赋新诗。艺术,自然,友情,均属于素心人,杂心人不配。渊明家有酿酒的传统,“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近局:近邻。也有解释说,古人聚饮曰局。有时他用葛巾帽滤酒,将酒糟倒去,再把帽子戴上。他善于杀鸡,动作利落,翟氏在旁要闭眼的。东坡喜欢吃鸡,讲明是模仿他,“一日杀尽西村鸡。”——东坡为惠州人造桥,百姓杀鸡犒劳他。渊明居南村,教农家小孩识字,大都免费,偶尔收点东西,或去小孩家吃顿酒。村里起纠纷了,请陶彭泽去裁断。他穿短衣,打赤脚,判案头头是道。纠纷案了结,这家请那家邀的,省下去官府的诉讼费,拿来买酒喝……村里的聚会,通常有个由头,而邻里和睦,由头总是层出不穷。所谓素心人,不是一句空话。和谐社会能持久的,应该说,农耕时代的自然村落,和谐是最佳值,生活朝着这个方向,如同水往东流。凭它浔阳打得天翻地覆,南村却是一派祥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渊明却要破破这千年老例,“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渊明快五十的人了,举止如少年,欢饮达旦。这是诗人作派,更是酒仙姿态。后来李白过柴桑,拜谒渊明故里,据说三天酒不醒。可是酒在李白手中,多少有点像道具。诗仙酒仙的背后,其实有个隐匿的巨大身影。
渊明混迹于农民,却和农民有不同。他能写诗,有审美观照,这点很重要。他活在农事与文事之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的交游,还是读书人多。而这些读书人,由于仕途不得意,反而拥有纯正的艺术标准。达官贵人成堆的地方,渊明的田家语要被嗤之以鼻的。
余清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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