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读到朱德熙关于语言学的一篇文章，颇为佩服。忽想起他与汪曾祺的友情，一时感慨良多。

　　他们相识在西南联大，年轻时不分彼此，直到晚年，依然来往频繁。朱德熙是苏州人，生于吉林长春。入联大的时候进物理系，后因为喜欢古文字学而转学到中文系。他钟情昆曲，谙于诗文，身上有士大夫的气质。汪曾祺拍曲的时候，总和他在一起，说他们情同手足也是对的。有一年朱德熙大病一场，是汪曾祺护理着，那些年在昆明的苦乐，真的是一起分享的。

　　朱德熙在气质上和汪曾祺略有不同，是适合教书的人，能在校园呆下去。汪曾祺要野一点，随便惯了，不适宜做逻辑性强的工作。朱氏在学问上受到许多前人的影响，和王力、吕叔湘也有诸多相通的地方。他和王瑶的关系亦好，与丁石孙等人相处也不错，是个随和的人。他的气质里有儒雅的因素，知识面广。汪曾祺和朱德熙经常泡茶馆，偶也到饭店打点牙祭。交往中，彼此的了解可谓兄弟。何孔敬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一书中说：

　　同学中，德熙最欣赏曾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正在发愁时，德熙来了，王老伯高兴地对女儿（我中学的同学王昆芳）说：“朱先生来了，曾祺就没有事了。”

　　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还给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

　　后来德熙对我说：“那个女人没眼力。”

　　记得汪曾祺在文章中也讲到德熙卖书请其喝酒的事，但恋爱的事情绝没谈起。英雄也有走麦城的时候，青年时候的汪曾祺，总有种失败的感觉，认为晦气与己相伴而行。中老年后，他淡薄一切，和早年的记忆或许有关。有的恋意与期望，如流水一般，走了就走了吧。

　　朱德熙后来在清华大学教书，院系调整后，他去了北大，成了王力之后最好的语言学教授之一。名气也越来越大，后来做了北大的副校长。上世纪50年代初，曾去保加利亚教授汉语，在那时候是受重用的人物。不过回国后，政治运动多，学业自然受到影响，和汪曾祺一样，一直在风雨里荡来荡去。只是“文革”结束后，才和汪曾祺一家往来增多了。何孔敬回忆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德熙和曾祺来往相当频繁。

　　有回曾祺和松卿来了。刚好德熙由昆明出差回来，带回一大块昆明的宣威火腿。德熙关照我说：“孔敬，今天曾祺来了，切块昆明宣威火腿蒸蒸，给曾祺下酒。”

　　想不到曾祺就了火腿喝了大半瓶洋酒和大半瓶茅台酒。松卿发话了，说：“曾祺呐！我看你够了，不要再喝了。”德熙说：“曾祺喝酒很少喝醉，就由曾祺喝吧！”

　　曾祺边喝酒，边抽香烟，边和德熙谈天。两人谈着谈着，谈到昆曲上来了。曾祺冲我一笑，问我说：“孔敬，你和德熙唱昆曲，最喜欢哪出戏？”这一问，问得我面红耳赤地说不出话来。德熙说：“她会《游园惊梦》。我去拿笛子，你吹，由孔敬来唱。”曾祺说：“多年不吹笛子了，门牙没有了，还能吹吗？试试看。”曾祺试吹了笛子，笑嘻嘻地说：“奇怪，门牙没了，还能吹。”

　　在友人家里的放松、自在与士大夫式的飘然，那是老一代学人才有的境界。汪曾祺后来名声大振，朱德熙颇为得意，以有这样的朋友为乐。其实汪曾祺在一些地方也得力于这位老同学，从朱德熙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汪曾祺佩服朱德熙的学问，但并不都认可他的所有观点。两人讨论的问题很广，有时是很专业的东西。查汪氏的信札，有致朱德熙的数封，都是难得的资料。比如在“文革”期间，汪氏给朱德熙的信件没有一点时代投影，倒像是民国文人的文字，颇为好玩。1973年1月4日，他写道：

　　《战国文字研究》收到。这回我倒是读得很有兴趣，虽然还未读完。我觉得逻辑很严谨，文体清俊。

　　不知是不是你有一次问我，古代文人搽脸的粉是不是米做的，仿佛这跟马王堆老太太的随葬品有点什么关系。近日每在睡前翻看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以催眠，卷二“谷类·稻”（一四六页）云：“米部曰：粉，傅面者也，可澄也。许不言何粉，大郑云豆屑是也。”又“糵米”：“此正是以米为糵尔，非别米名也。末其米，脂和傅面，亦使皮肤悦泽……”看来，说中国古代（汉以前？）妇女以米涂面（我疑惑古人是以某种油脂或草木的“泽”合着粉而涂在脸上，非为后来似的用粉扑子扑上去），是不错的。沈公有次说中国本用蛤粉，不知有何根据。蛤蜊这玩意本来是很不普遍的。记不清是《梦溪笔谈》还是《容斋随笔》里有一条，北人庖馔，惯用油炸，有馈蛤蜊一篚，大师傅亦以油（连壳）炸之至焦黑。蛤肉尚不解吃，蛤粉之用岂能广远？蛤粉后世唯中药店有卖，大概有止泻的作用，搽脸则似乎无论大家小户悉用铅粉了。铅粉不知起于何代，《洛神赋》已有“芳泽无加，铅华弗御”，李善注：“铅华，粉也”。又偶翻《太平御览》果木门·荔枝条，引后汉书云：“胡粉傅面，搔首弄姿”。所谓“胡粉”，我想乃是铅粉。不过这是想当然耳，还没有查到文献根据。以上这些，不知道对你有没有一点用处。

　　在许多通信里，汪氏的考据与辨析能力是高的。我想他的这种能力比大学里的教授不差，只是有点随意，乃读书得间所致。他觉得学问要有点趣味，思想是该在趣味中进行的。可是那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在学问上显得干瘪，把丰富的东西窄化，有趣的东西枯燥化。1972年底，在致朱德熙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所读妙书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这书是我今天上午在中国书店的乱书堆中找到，为剧团资料室购得的。你看过没有？这真是一本妙书！比他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还要好玩儿。他这个戏谱和语调研究，应该作为戏剧学校台词课的读本。这本书应当翻印一下，发到每个剧团。你如没看过，等资料室登记落账后我即借出寄来给你。如已看过或北大有这本书，那就算了。

　　读了赵书，我又想起过去多次有过的感想，那时候那样的人，做学问，好像都很快乐，那么有生气，那么富于幽默感，怎么现在你们反倒没有了呢？比如：“没有读物，全凭着演绎式的国音教学法来教是——多数人学不会的，就是有少数的特别脑子的人这么样学会了它，他没有书报刊，他学它干嘛？”（序）你们为什么都不这样写文章呢？现在多提倡这样的文风啊，比如：“这样长的文章，谁看？”多好！语言学家的文章要有“神气”，这样就可逼一下作家，将作家一军。此事有关一代文风，希望你带头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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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的环境下，那么清醒地思考文风，与时代的距离殊远，透露出对流行的文化的厌恶。他身在“样板团”，却知道那里的问题。也知道整个中国的文化界出了问题。“文革”的最大不幸，是没有了自己的思想，连表达都不会了。这个情况如果发生在知识界，就更为可怕。大学教授在八股的写作中时，思想界就真的无智无趣了。而实际的情况真的这样，他和友人交流中的忧虑，看出与时代的疏离。身在此地，心却高远，寄存在别一世界，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朱德熙深知这位老友的价值，他也许是赞佩汪氏的观点吧。语言学家，也可以把文章写得很漂亮的。王力、吕叔湘都是好的文学家。后来搞文学与搞语言的分得太清，彼此都有点隔膜了。倒是张中行这样的人，把文史哲打通，境界大开，使人为之一振。学问的深与趣味的真，连为一体，妙意摇曳，多有闪光，那是汪曾祺也自叹弗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