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清华园中有几位著名的人物，号称“清华三荪”，他们都是著名的单身汉。其中有个哲学家叫金龙荪的，也就是金岳霖。

　　一

　　金岳霖自幼就聪明得不得了。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居然在梦中背四书，因此他小小年纪就考进了清华。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中国俗语所谓“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到美国后，他服从家里的意见学了商业科。后来他对此很不满意，写信给五哥说：“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于是他改攻政治学，就到了哥大。他在那儿的同窗多得很，如胡适、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后来都是出了名的。金某人也不是吃素的：仅仅两年，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二十五岁。在美国短期任教后，金岳霖带着自己的美国女友秦丽莲（Lilian Taylor）到欧洲，周游列国，走遍了英、德、法、意等国。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等在巴黎逛大街的时候，忽然听得有一班法国人站在那里激烈地辩论着。几人听得很是过瘾，也就参加辩论起来。不巧，从这以后，这位政治学博士就开始感兴趣于逻辑学，而且以此成就了毕生的名山事业。如此一来，世人所熟知的是作为逻辑学奇才的金某某，而非作为政治学博士的金某某。

　　回国后，金岳霖在哲学系当系主任。这个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就是他金岳霖。也只有一位学生，就是沈有鼎。沈就成了他的开门大弟子。那时候，他只有三十出头。但逻辑学这门崭新的学科，差不多就是由这个年轻人像模像样地引进中国来的。短短几年间，金岳霖在学术界确立了迄难撼动的地位。

　　时人说，中国只有三四个分析哲学家，金岳霖是第一个。

　　那眼界极高的张申府则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二

　　一九二六年，金岳霖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其实，金本人就是这样的一只“哲学动物”。

　　某日，金岳霖打电话给杨步伟，以异常沉重而急切的语气说是有要紧的事，请杨进城来帮忙。杨问什么事，金不肯说，只是说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以为是其女友秦丽莲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到金家时，秦来开门，杨步伟还一个劲儿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才知道不是人出了事而是鸡出了事。金养了一只鸡，三天了，一个蛋都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体重达十八磅，并且因此“难产”。鸡下蛋时，下到一半就出不来了，急得金博士团团转。杨步伟不说二话，一掏就出来了。金一见，赞叹不已。事后，为表庆贺，母鸡的主人特地请他们到烤鸭店吃了烤鸭。

　　养鸡乃是金岳霖的终生爱好。后来，女友弃他而去，他的鸡还陪着他，他就和它们一起过日子。金岳霖饱经欧风美雨，生活极度西化，平素亦西装革履，潇洒异常，但在这点上一点也不洋气。金博士酷爱养大斗鸡。吃饭时，有一只奇大的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素，与鸡平等共餐。偶尔，他带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后来，金岳霖专门养公鸡，不再养母鸡。

　　无红袖添香，有群鸡做伴，日子倒也怡然自乐。金还喜蟋蟀，斗蛐蛐。他的屋角还摆着一个大箩，箩里有许多小罐罐，罐里全是各种蛐蛐。尽管这样，男佣老王还是经常被他叫去抓蛐蛐。金还说，斗蛐蛐“这游戏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科学。要把蛐蛐养好、斗好，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

　　曾有一度，金岳霖住进了清华园。他和陈岱荪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代理校事。一日，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给陈写了张纸条递过去：“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看那意思，既然你是为全校大小事情服务的，当然也包括为我金某人的这种事服务一下。

　　三

　　一九三一年，金岳霖在徐志摩的引荐下，敲开了总部胡同那扇门，见到了京城“四大美女”之一。这就是张幼仪所谓“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就是徐志摩曾为之如痴如醉的人物——林徽因。

　　徐志摩介绍他认识了林徽因，不久，他自己就死了。

　　林徽因极其活跃，这“太太的客厅”也就成为学术文艺界著名的沙龙，真是谈笑多鸿儒，金岳霖也是一个。相识之后，单身汉金岳霖也搬过来，在近旁住下了，与他们住前后院。因为投缘，金岳霖平时就走动得很勤快。有一次，梁思成外出做田野调查，待的时间长了些，一回来，林痛苦地对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极为震惊，连血液都凝固了。他内心颠簸，终夜苦思，一个劲儿地问自己：“徽因到底和谁在一起会比较幸福？”他虽然自知在文学、艺术上都有一定修养，但金岳霖那哲学家的头脑，是自己无论如何都比不了的。次日一早，他眼圈晕黑，决定把选择权交给妻子，乃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将此语传给金听，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面前，金弃权了：“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三人终生为友。金一直跟着梁、林作邻居。

　　那时，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反话正用。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大为钦服，连连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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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徽因英年早逝，金岳霖悲痛万分。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金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几分钟后，才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学生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这才把他送回家。临末，他送给林徽因的挽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许多年后，梁思成和另一女子结婚，重温二人世界，而金岳霖还是独身一人。他对此一声不吭。一日，他出面请挚友知交到著名的北京饭店赴宴，没说任何理由。大家都过去了。弄了半天，大家还闹不清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老金为什么要在今天请大家吃饭。直到开席的当儿，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梁思成过世后，金岳霖和梁的孩子住一起。后者叫他金爸。

　　许多年后，年近九旬的金博士在医院中苦挨最后的时光。当有人将一张林徽因当年的旧照呈在他眼前时，老人忽然来了精神。他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喉头微微动着，似有千言万语哽在那里，却又一言未发。他紧紧捏着照片，仔细端详。许久，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说：“给我吧！”

　　相当多的人都变着法儿从老人那儿掏出他和林徽因之间的种种故事。可是，他一直咬紧牙关不松口，不吭声。

　　最后的最后，他终于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头，沉默了。

　　四

　　抗战时，金岳霖也跟着到了昆明，去了联大。那时候，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镜，镜片一只为白一只为黑。黑白相间，很有意思。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绅士）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走路时，他微仰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样子有些怪。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喜欢他。除了哲学，他对小说也来者不拒，不管什么样的小说都看。沈从文请他给国文系的沙龙去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金满口答应，在那边讲了起来，讲了半天，有人就纳闷了：那么小说和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金岳霖说：“没有关系。”

　　联大侧门旁有条狭窄街巷叫文林街，文林街的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叫金鸡巷的小巷，在这条小巷的一座小楼上，住着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如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因常有相熟的同学和老师过来喝茶聊天，慢慢成了一个小沙龙。金也是这里的常客。这时，他常常四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为的就是和同事的孩子比赛。看谁的石榴和梨大，若是他金岳霖比输了，就得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然后他还会去买！金岳霖常常输，但他乐此不疲。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而且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说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感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沈有鼎的学问好得不行，但就是不肯写文章，总到处听别人讲课。金岳霖的课，他不来。金并不恼。他们还是好朋友。

　　上面提到的金、沈的这段对话，对金的学生殷海光影响至深。直迄晚年，他仍未能忘却，反而异常感佩地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联大时期，金岳霖仍在继续自己的研究，其实他写得并不多。他最早的一本书是《逻辑》，此书出版后，哲学家贺麟誉之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殷海光更赞誉说：“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有一次，殷和人聊天，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逻辑》，立即拿起此书说：“就拿这本书来说吧！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突然，他把这本书往桌上一扔，说：“你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联大时，金岳霖写了《知识论》，这是他毕生心血完成的力作之一。书成后，金岳霖异常宝爱。有一次他跑警报，特地把书稿也带上，而且席地坐在书稿上。直到天黑，警报才解除，他这才回去。回来一想：坏了，书稿丢了！再回去，书稿就不见了。左找右找，掘地三尺地找，可就是死也找不见了。金岳霖绝望了，他痛不欲生，可是他也不能就此轻生呀！后来，他终于平心静气，咬咬牙，居然又把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重写了出来。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奇迹，在那狼烟四起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书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近四十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此书终获出版。而金已近生命之终点。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冯友兰的评语则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他对金岳霖极为赞赏，说：“我和金先生，互有短长。他的长处在于把简单的东西讲得复杂，我的长处在于把复杂的东西讲得简单。”他认为金才是真正深得魏晋风流的人物。

　　五

　　解放后，金岳霖调离清华，调到了北大，又调到了别处。到社会科学院后，因他资历老，成就大，学问也高，组织上就要他担任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研究所不同于大学，他也就不能像以前在学校那样自由了，而应该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于是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打小开始，金岳霖就一直生活在校园里，念书、教书、写书，几十年下来，他成了个十足的书斋人物，对外界的了解很是有限。有一阵，领导建议他不能老是在书斋里，要走出去接触社会，了解生活。金岳霖生活了几十年，可就是弄不明白这社会在哪里，这生活又怎么体验。后来，他苦思冥想总算想出了个办法，就找了三轮车夫，让对方经常带着他到王府井去。这才把北京的“生活”体验了一遍。

　　一次，去王府井的时候，他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儿。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论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这位逻辑学大家，此时已被阶级论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国籍后，二话没说，就把她赶了出去。

　　六

　　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对政治不甚感冒，但也非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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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二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说：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没有正面答复，他稍作沉思，说：“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灯。

　　若干年后，金岳霖的思想大有转变，他加入了民盟。对早年思想言行大做反省。由于早年对殷海光多有关切，金岳霖此时异常后悔。他对自己某些学生的政治选择开始持批评意见。他说：“殷福生（海光）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逃到台湾？”他还说：“我培养了只会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分子。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而这时，殷海光却在彼岸深切怀念他的恩师金岳霖。殷去世后，殷的学生来拜访金岳霖。金很不以为然地说：“抗战末，一切都乱了，他（殷海光）还去印度抗战。都这时候了，他还能做什么呀？”

　　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冯友兰因为经历比较复杂，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是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来与政治无涉，经历清白，过关就比较快，不久还被封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帮助冯转变思想和立场。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就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了。”

　　粉碎“四人帮”后，金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一九八二年，八十七岁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他已衰病得不成样子，甚至上厕所时也需要有人帮助，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素来惜墨如金。学术之外的文章，他几乎不着一字。“抗战”之后，他就基本没有成果问世了。临终前几年，他忽然兴致大发，连写了百来则往事。每则均极短。其中，有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是：“我和毛主席一起吃过四次饭。”还有一篇，《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又有一篇，是《章士钊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文章说：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十三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有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十三岁，但是，在你一岁的时候，我比你大十三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八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十三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金岳霖真是了得：都到那把年纪了，文章还写得如此的金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