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清末民初，帝国的衰亡，极权的崩溃，从政治到社会，从生活到心态，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又互渗互动的状态。梁启超半个世纪中的所有追求与惶惑，困境与出路，误解和洞见，皆因时代而起。正如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诸人的命途，可以明显地看到时代的印记：1930年代，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是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这个沙龙的核心；抗战爆发后，梁家兄弟姐妹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最艰辛的日子里，他们也对中国保持着纯洁的信念，对于工作保持着最高的热情；新中国成立，梁思懿、梁思礼从海外回到祖国，同船的一些人选择了台湾；1953年，北京古建筑岌岌可危，林徽因对高层领导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文革”时期，梁思成、梁思顺、梁思达和梁思庄都受到巨大冲击；梁家第三代梁从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94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每年他都要在两会上发表有关环保的激烈言论……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里，都有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的投影，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家族与个体的泪与笑。

　　我们试图从纷乱的历史线索中，还原这个声望远播的家族的故事，再一次体验他们的冲突与转变、困境与出路、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落，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各种偶然与必然。在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之外，更希望他们的故事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以鼓舞。这或许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梁启超：雄文横扫旧世界

　　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点，病中的梁启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录下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他的绝笔。

　　之后，他被送到协和医院抢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卒于北京，安葬在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这位一辈子都在探求中国富强之道的“行者”，终于停下了脚步。

　　他的墓碑是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共同设计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沈商耆的挽联，是对此话的呼应：“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初识康有为

　　1890年，在同学陈千秋引荐下，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为却仍是一名监生。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了他当头棒喝，觉得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学问。梁启超决定拜康有为为师。

　　此前的梁启超，接受的完全是传统教育。5岁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第一名秀才，17岁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8名举人，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都认为他“国士无双”，都有心把妹妹和女儿嫁给他。最后是李端棻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

　　这个天才少年，18岁入京会试不中，回家路上，在上海买了本《瀛环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师从康有为，是“善变”的梁启超人生中第一次“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启超的“善变”是世人的共识，他本人对此也表示认同。

　　变法前后

　　对于梁启超的祖父、秀才梁维清来说，孙子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应该是1898年的7月3日，可惜这时他已经不在人世。这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维新派领袖之一的梁启超。按清代惯例，举人得到皇帝召见，至少也能成为内阁中书。

　　这次会面并不成功。梁启超不谙官话，将“孝”读成“好”，将“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比起康有为与光绪几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非常失败。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君王师自居，多少受到此次召见的鼓舞。这也为后来两人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一个伏笔。

　　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1840年鸦片战争后，封闭的中华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在强大外力的促迫下，寻求强国之路从此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课题。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革命远比欧洲革命更为广泛彻底。欧洲革命是源于本文化的传统之内的革命，虽然连带产生了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转变，但其变革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近代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就连中国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

展开全文阅读

　　这种转化，可以从知识分子对西方态度的转变上看到：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相信，中国的军事技术不行，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了梁启超这一代，他们认识到，必须改变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变法”。

　　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说，“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国早就不是贫弱的样子了！”

　　但是，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允许平民上书言事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并以失败告终，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另一方面，维新党虽名为改革派，言论却过于激进。用革命手段进行改革，连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温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为甚至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种书生意气的话。

　　变法失败后，政局紧张，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谭嗣同劝梁启超外逃，因为海外华侨多为广东人，梁启超会讲广东话，便于活动。

　　伊藤博文也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说：“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他有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晋，结束流亡回国下榻的第一站，是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到他回国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革命与改良

　　20世纪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词汇，比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宪法”、“组织”等，都是梁启超最早从日语引入中国的。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他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领袖来接待。在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茶坑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扫荡的日军经过茶坑村，听说这是梁启超的故乡，就绕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个村庄。

　　刚到日本的梁启超，曾与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冯自由回忆道：“已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他还一度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写信给老师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后，非常生气，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表面上，梁启超听从老师的话，离开了日本，不怎么与革命派来往，但在心里，逃离康有为的羽翼的想法日渐增长。

　　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表面上答应，回家后头痛目眩。对于“教父”的这种“弑父”情结，除了政见日渐不同，也由于一个实际原因：经济。他最终无法独立，有这方面的原因。

　　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余年，主要靠卖文维持生计，生活相当清苦。而康有为出逃国外后，声称自己持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从东南亚到北美，一路以保皇为名向广大华侨募捐，大肆聚敛钱财，掌握了保皇党捐助的百万美金巨款。梁启超认为，康对自己的接济并不充分，对此颇为不快。

　　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又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一下子得罪了改良、革命双方，大家纷纷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1903年，梁启超到美国游历考察数月后，言论再次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完全放弃，从“思想上的迟疑不决”，转变为“坚定认同改良主义政治目标”。

　　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三代人身上的时代烙印

梁启超与思庄、思忠

　　声讨袁世凯，讨伐张勋，与康有为决裂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立宪成为大势所趋。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暗中请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做枪手，起草考察报告《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

　　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知识分子大多满怀憧憬。鲁迅曾回忆说，民元之时，他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梁启超也回国了，并介入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自称“非国务大臣不做”，两度出任阁员，先任司法总长，后任财政总长，一战期间还曾参与外交，从“理论的政谭家”变为“实行的政务家”。

　　对于梁启超在民国的政治表现，许多人并无好评。有人说，“任公当财长，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周善培认为原因在于，“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民国财政史专家贾士毅在梁启超决意不再做官后拜访他，梁的一段话可看做他告别政治回归学术的原因：“从民国二年秋间参加熊内阁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国六年夏天在段内阁担任财政总长，对于政事都没有一件收到积极的效果，可说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也就不愿再发表什么政论，免得给人家说闲话。”

　　评价梁启超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泽东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郭沫若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胡适

　　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曹聚仁

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三代人身上的时代烙印

1927年梁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读书期间

　　梁家第二代 从抗战到“文革”

　　梁启超准确地预言了子女将要遭遇的时代风浪，但他并未料到这风浪持续时间竟会如此漫长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1927年11月24日，梁启超给留学海外的孩子们写信：“有顶好消息报告你们：我自出了协和以来，真养得大好而特好，一点药都没有吃……”

　　一年多前，他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切掉了一只肾，企盼能将宿病断根，看起来，他的身体状况也确实在往好处走，不过，却“还是睡不着的时候多”。他当然想念孩子们，也当然惦记着“政治问题或学问问题”。

展开余文

　　1927年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秋，梁启超在痛感军阀之黑暗的同时，也对南方的革命形势满怀疑惧：“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呢，现在算什么！”

　　他让身边的孩子思达、思懿等休学一年，请人在家上课，期望他们的成长能免遭时局干扰，又叮嘱人在海外的孩子们，“你们回国后职业问题大不容易解决，现在那里有人敢修房子呢，学校教授也非易，全国学校除北京，几乎都关门了……我想你们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捱过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过这十几年二十年风浪不能？”

　　沈从文也常来。“瘦瘦的，鼻子尖尖的，看起来脸很清秀，”梁再冰说，“他比我父亲小一岁，但我父母叫他沈二哥，也不知道为什么。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有时也来，长得非常秀丽。”

　　梁家的沙龙是“英国化”的，牛津剑桥的知识分子有喝下午茶交流学问的习惯，中国这一批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愿意在女主人林徽因的招待下，对时局或者文艺问题各抒己见。以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为例，他就常常被要求首先发言，给大家讲一讲当前的政局。沙龙进行到了黄昏，就顺道接上饭局，有时去隔壁金岳霖家，主人管饭，众人笑称那里是“湖南饭店”，有时一块儿坐车去外面吃。“我特别记得我父亲对我说过，周培源这个人很怪，他可以在去饭馆的车上写物理公式。”梁再冰笑着回忆。

　　常来北总布胡同3号的还有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侄女周念慈（梁思顺之女），她们都在燕大念书，又往往带上一些女同学，这其中的龚澎，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韩素音则成为名扬海外的作家——30多年后，她以采访者的身份与梁思成再次见面，那是谁也不会料到的场合。

　　周念慈是如此喜欢她的舅舅和舅妈，以至于要夜不归宿，结果被梁思顺半夜接走，这位梁家的大姐临走时“还扔出最后的炸弹”：女儿在这里会染上激进的婚恋观念，有人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这是影射比邻而居的金岳霖。

　　梁思懿在燕大思想进步，从1935年下半年就开始投身学生运动，还当过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游行领袖，在得知自己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后，她跑到北总布胡同3号，林徽因连夜为她烫发，给她戴上耳环，涂脂抹粉，又为她换上旗袍，“进步学生”一夜间变成了“少奶奶”，才得以在掩护下逃亡南方。

　　1936年，梁思永正主持第14次殷墟发掘；梁思庄被伤寒夺去了丈夫，带着年幼的吴荔明回到北平，仍在燕大图书馆任职；梁思达研究生临近毕业，与同学赴各地考察当时正兴起的农村“合作运动”，在“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合作运动”最具特色的江西南昌县，梁思达等考察后发表报告认为，此“合作化”名为“自愿”，实为“统制”，这无疑是对当局所树“典型”的一声棒喝。

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三代人身上的时代烙印

1936年的饮冰室，王桂荃抱着吴荔明，她被小八舅梁思礼（后）逗哭了

　　抗战爆发

　　卢沟桥事变前，梁再冰和三姑梁思庄、八叔梁思礼及小表妹吴荔明在北戴河避暑，梁思成、林徽因则在五台山寻找曾在敦煌壁画上见过的“佛光寺”，得知抗战爆发，梁林匆匆赶回北平，林徽因还给女儿写信道：“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就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地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梁思庄一行坐火车回到天津。“那次坐火车我们都是终生难忘，平常北戴河到天津的车，也就是走一个晚上，那次走了一天一夜，”梁再冰回忆，“大概是换防，每一站都有好多日本兵上下车，我记得三姑当时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直不说话，我们小孩子也都感到非常愤怒和屈辱。”

　　天津的家里只剩下了祖母王桂荃和六姑梁思宁——五姑梁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去南京进行抗日请愿，南京陷落前又一路往南到了江西吉安，从事农村妇女教育工作；五叔梁思达考察完“合作化”运动后，又参加了由南开、燕京、清华、协和、金陵五大学联办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到济宁试验区实习，“七七事变”后没回天津，直接到了南京农本局工作。

　　梁思庄随后返回北平，与大姐梁思顺住在孤岛燕京大学中，而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举家南下，其中就包括梁思成和梁思永。梁家由此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