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是俄国19世纪文学“黄金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俄国和世界文化活动中占有勿庸置疑的地位。别林斯基称赞他说:“果戈理君拥有强大而崇高的、非凡的才能。至少在目前 ,他是文坛的盟主 ,诗人的魁首；他站在普希金所遗留的位置上面。”①在他短短的 4 3年的生涯中 ,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他的创作关注现实人生，其作品为后世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果戈理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不仅仅是批判讽刺的态度，他对生活中不合理的制度和庸庸碌碌的小人物的生活也带有强烈的不满。中篇小说《外套》是《彼得堡故事集》中最好的一篇，它典型地代表了作者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作品中, 果戈理通过对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个小人物的塑造，以笑中含泪的犀利的讽刺笔调, 深刻地揭露并尖锐地抨击了俄国沙皇专制农奴制的种种罪恶。也引发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弱者的思考。

一、“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是真实的生活复制

生活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别林斯基说：“果戈理先生是一位诗人，一位真实生活的诗人。”②果戈理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使俄罗斯文学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性、独创性和“十足的生活真实”（别林斯基语）。从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开始，果戈理的创作逐步关注现实，逐步加深了在作品中对社会的批判态度，加深了对笔下人物的讽刺。如《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旧式地主》。到了创作《彼得堡故事》（《彼得堡故事》是在果戈理去世以后才编辑成的作品集）时，以及同时开展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的写作，果戈理更加转变到关注现实的生活中来。严格地说，果戈理的创作遵循现实生活。他的全部创作，无不给人以一种题材平凡，构思朴素，描述自然，形象逼真，意境优美，情节新颖的感觉。其中取材现实，揭露沙俄黑暗的农奴制的作品，固然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了没落哀朽、卑微庸俗的生活真实；就是那些取材于民间传说，充满着浪漫主义奇异色彩的作品，也不乏俄罗斯人民风土人情的生活气息。别林斯基曾经满腔热情地肯定：“果戈理的全部作品，专门致力于描写俄国生活，他在如实复制生活的这种本领上是无与匹敌的。”

（一）讽刺暴露了农奴制现实

俄国长期遭受鞑靼人和其他外族的侵略，地理上又和西欧的发达国家隔离，经济文化处于落后闭塞的状态。这种情况直到十八世纪才开始有所改变。十八世纪初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专制制度日趋巩固却也加深了社会矛盾。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在沙皇庇护下，地主享有支配农奴的绝对权利，正如当时民歌《奴仆们的哭诉》中所说，“老爷们杀死一个奴仆就像宰一匹马，而且还不准农奴控告他。”③农民运动不断高涨，反对农奴制的进步思想有所发展，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斗争。19世纪初，一部分有觉悟、有理想、盼望改良的贵族进步知识分子决心推翻沙皇的反动统治。1825年,他们终于在彼得堡发动了史称“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这次起义虽然遭到了镇压，但是它却揭开了俄国贵族革命的阶段，唤醒了俄国整整一代的年轻人。随后新上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国内采取了高压政策，“专制制度达到了顶点”，但是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是一个专制的封建农奴制国家，政治上反动、经济上落后、社会黑暗恐怖。农奴制与沙皇专制统治构成了19世纪俄国的社会基础。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封建农奴隶制社会，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主题便是反对和推翻反动的专制制度，其批判锋芒直指农奴制及其残余。在俄国，讽刺文学的发展是和历史生活紧密相连的。从十八世纪起，俄罗斯的讽刺文学就是批判贵族社会，沙皇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的有力的武器，果戈理的全部创作，不仅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反映了他由浪漫主义走向批判现实主义和讽刺文学的道路。果戈理在创作中继承了俄国文学前辈诺维柯夫和冯维辛的讽刺文学的传统──讽刺暴露农奴制现实，并使之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果戈理1809年出生于地主家庭，幼年丧父。在二十一岁时从家乡来到彼得堡，先后作过小官吏和历史教师，后在普希金、别林斯基帮助和影响下, 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果戈理从其文学活动之始就接触了俄国主要社会问题，即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问题。在彼得堡，他生活拮据，薪俸微薄。1830年3月，他找到了一份文书的工作。这个职位并没有使他的经济状况得到好转，但却使他亲身体验到了“小人物”的辛酸悲苦生活，也亲眼目睹了官僚们的荒淫无耻、贪脏枉法、腐败堕落。果戈里 曾经说过：“我被一条牢不可断的索链拴住在自己的国土上，我宁愿要我们的贫穷的暗淡的世界，我们没有烟囱的林舍赤裸的空地，却不要和蔼地对我凝望着的晴朗的天空。”从发表他的第一部作品《狄康卡近乡夜话》起，到《死魂灵》为止仅有十余年，但是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不仅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的社会生活，而且, 他以极度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运用毁灭性的讽刺方法，笑中含泪的犀利的讽刺笔调, 深刻地揭露并尖锐地抨击了俄国沙皇专制农奴制社会的腐朽和黑暗, 大大加强了俄国文学中讽刺与批判的倾向,在俄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自然学派”, 开辟了一个“果戈理”时期。

（二）揭露批判了金钱和权势的罪恶

《外套》是果戈理《彼得堡的故事》集中的一篇。《彼得堡的故事》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是反映彼得堡生活题材的小说集。它揭露了彼得堡生活的矛盾，将讽刺矛头指向了当时盛行官爵崇拜和金钱崇拜的彼得堡，对地主、官僚的腐朽生活作了无情的揭露，批判金钱和权势的罪恶。展示了生活在封建官僚等级制度下“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对被欺凌、被侮辱的阶层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它继普希金之后通过对小官吏小职员不幸遭遇的刻画，发展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描写“小人物”悲惨命运的主题。小说《外套》是《彼得堡的故事》中典型突出地表现果戈理这一独特创作风格的名篇。《外套》是在作者创作《死魂灵》时写成的。最初是友人安年科夫讲了一个穷公务员嗜好打鸟，辛苦攒钱买了猎枪又丢掉了，因此闹了病，直到大家合伙又买了把猎枪送他才好的故事。作者由此创作而成，并多次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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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主要写了职位低微、生活穷困的主人公九等文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因上班时穿的是一件补了又补的破外套，时常受到同事们的嘲弄。旧外套实在破得不能再穿了，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攒钱做了一件新外套，可当天晚上就在回家途中就被人抢走了，他的悲惨遭遇非但没得到同情，反而受到一个获得将军头衔的大人物的一顿无理斥责。这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在经受了这个无情的打击后一病不起，悄然离开了人世，死后变为厉鬼专门扒人外套的故事。《外套》这篇小说揭露了俄国贵族官僚阶级的自私冷酷和欺压人民的罪恶，表达了作者对那种以上欺下，以强欺弱的腐朽的官场生活的痛恨，对生活在底层不幸的小人物的可怜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人物形象是小说描写的中心，几乎也是文学的中心。人物形象受环境的制约，小说中的阿卡基，正是活在那种压抑的社会环境里，才会变得那么懦弱。正如“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别里科夫一样，整天因担惊受怕而人格畸形，行为诡异。环境造就人，也可以扼杀人。作者就是以自己生活的那个年代，自己对俄国官僚阶级的理解，从官僚阶层腐化的角度，塑造了这样一个生活在这个阶层最底下的九品官员的悲剧命运。《外套》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开创的写“小人物”的传统，从对个别地主和官僚的讽刺发展成了对整个俄国的官僚制度的嘲笑。  

《外套》的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其实并不是生活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找到真正和他一模一样的人的。虽然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但是在他身上却集中概括了某一类型的人的基本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俄国官僚阶层里，处于最底层的公务员里的独特个性特征：平庸、懦弱，麻木，可怜、善良，忠于职守，艰苦朴素，生活脆弱，经不起大风大浪，一生默默无闻。阿卡基的这些个性特征既反映了现实，又超出了现实，越于现实之上，这就是小说的魅力，也是一篇文章里人物形象的作用。透过他来看现实中的人，就如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看清自己，看清社会的某些不良现象，又让我们获得了美的感受，精神的洗礼。                        

二、以“含泪的笑”表达对“小人物”的同情

果戈理是继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学的“文坛盟主”,他以自己不朽的传世佳作,丰富和发展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开辟了一代新风,并在世界文学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笑的艺术大师,果戈理的“笑”,既是其作品重要的美学特征.也是他创作倾向的自然流露。他很懂得笑的秘密，认为“笑真伟大,它不会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前面.你会低头服罪.就象被捆住了的兔子”。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果戈理一开始就把“笑”作为自己的创作手段,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他就是要把隐藏在生活中的可笑的人物“转移到艺术中来，到舞台上来,让人们尽觉地嘲笑”。 

“含泪的笑”是果戈理讽刺手法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贯串着一种独特的讽刺幽默风格。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现象都给予了尖刻的讽刺和嘲笑，但在嘲笑之中总是透出一种温和的幽默和痛惜的泪水。“含泪的笑”溢于言表。果戈理曾经强调指出,他的笑不是那种一时激动的神经质的笑,也不是通常为了消遣和娱乐的那种轻松的笑,而是一种能显现事物本质的透视力,它把生活中被人们熟视无睹的可卑的事物漫画式地再现在眼前,显出其全部可笑的实质。综观果戈理的中短篇小说，从《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轻松幽默、乐观的欢笑，到《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无情的讥笑，再到《外套》中通过赤裸裸的真实所引起的痛苦而愤怒的笑（含泪的笑）,笑的含义是越来越深沉,笑的社会批判作用也是越来越强烈。

果戈理以他尖刻的讽刺笔墨揭露和控诉了官僚专制制度残酷践踏“小人物”的同时，也以喜剧性的细节描写剖示了“小人物”身上的弱点，唤起读者发出了含泪的笑声。正如别林斯基所认为的那样：果戈理的幽默“……不宽恕微不足道的行为，不隐藏，也不粉饰它的丑恶，因为在利用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描写来吸引人的同时，也激起人们对它的厌恶”。在他的幽默里,笑和深藏在内心的忧伤是结合在一起的。作者用喜剧手法来写悲剧，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包含了喜剧的因素，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因一系列喜剧化的细节掩面而笑，但读完全篇却不禁要为主人公悲惨的遭遇洒下一掬同情的泪水，从而读者在悲喜交集的阅读过程中获得更丰富的审美感受。赫尔岑评价果戈理说：“他一面嘲笑，透视这种卑鄙、可恶的灵魂最隐秘的角落。”⑤这种嘲笑是对被官僚专制制度迫害致狂或致死的人而发的，表达了作者深沉而悲切的人道主义心境。显然，在这里，“喜剧唤起的已经不是轻松的和愉快的、而是痛苦和悲哀的笑了。”⑥

（一）形象的夸张揭示“小人物”的滑稽可笑

谢皮诺娃在她的《文艺学概论》中认为：“讽刺是一种旨在用尖锐的揭露方式突出表现生活中的反面事物，使现实现象典型化的形式”，“讽刺的对象是生活中畸形的、丑恶的方面”⑦。讽刺是文学作品中颇有影响力的一种形式，而夸张则是讽刺文学作品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在讽刺文学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果戈理经常给人物性格中某一主要特征，集中笔墨对它加以淋漓尽致的描绘，形成夸张的形象，来揭示其隐藏的本质。果戈理的夸张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他一般不把形象夸张到怪诞的程度，而是抓住富于表现力的细节进行现实主义的描写。这些细节的描写，无疑是夸张的，但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写照，二者相辅相成，和谐统一，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正如《套中人》的别里科夫为爱情而狂热一样，阿卡基也为了一件外套而疯狂。你看他开始死也不愿意定做新的外套。一件外套都已经穿到了“呢子磨得都透亮了，里子也开了线”（见《外套》原文，下同。）的程度，还要千方百计地设法去修补。当他听到裁缝彼得罗维奇说得做一套新的时候，他是“两眼顿时发黑，屋里所有的东西在他眼前成了一片混沌。”后来，他知道自己无可改变结局了，就接受了彼得罗维奇的建议，订做一件新的。为了做新外套，他开始存钱了。为了它，阿卡基更加省吃俭用了，减少了平时开销：晚上不再喝茶，饿着肚子，夜里不再点烛，如果要办什么事，就到女房东那里去，借她的灯光用用。走在大街上，踩着铺有石子和石板的路面，要尽可能轻轻地尽量放慢脚步、几乎踮着脚尖走，小心在意，这样鞋掌就不会磨得太快。交给洗衣妇的内衣，尽量少洗几次，为了不至于穿得太脏，那就每天回到家里立刻脱下来，只穿一件年代已久还依然完好的棉布长衫。然后还每周至少去一次彼得罗维奇家，商量外套的事，在什么地方买呢子，买什么样颜色的，价钱多少，虽说有些忧心忡忡，但也总是满意而归。终于，他的新外套做成了，他也风光了一下子——穿上它去参加了一个宴会。一件外套就是他这一生唯一的辉煌。《外套》中，阿卡基既显得滑稽可笑，又显得可怜。如他将机械单调、枯燥乏味的抄写工作当成了嗜好，把它看成了“一片变化多端和赏心悦目的世界”。如果没活干，他“故意给自己抄了副本，特别是公文的妙处不在于文体之美 ，而是因为写给一个什么新贵的话”。阿卡基以抄写得字迹工整为荣，“有几个字母是他特别心爱的，一写到它们，他就神魂颠倒起来，又是笑，又是眨巴着眼睛，又是牵动嘴唇”。无疑，这些描写是夸张的，它形象生动地刻画了阿卡基的滑稽可笑，也揭示了他的悲哀——他生活在自己幻想的天地里。

（二）肖像的描写勾勒“小人物”的卑微庸俗

果戈理的创作中，有大量的讽刺肖像素描。往往只是寥寥数笔，就能将讽刺对象卑微庸俗的性格特征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对人物形象外貌的描绘，作者绝无任何盲目性与随意性，而是在忠实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产物，有其明确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因此，哪怕只是轻描淡写地勾勒几笔，也能把人物的相貌、神态，乃至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深深地刻印在读者的脑海中，使人们久久难以忘却。果戈理在描绘人物的外貌时，从不浪费笔墨泛泛而写，总是准确地抓住人物外貌与人物性格内在联系的主要特征，集中地加以勾画，既使人物的外貌浮雕般地铭刻在读者的头脑里，又使其成为通向人物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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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基在作品中开始出现时，果戈理这样写道：“这个官员不能说是一个才貌出众的人物，矮矮的身材，脸上有几颗麻子，头发有点发红，看上去甚至眼睛也有点近视，脑门上秃了一小块，两颊布满了皱纹，灰黄的脸色使人疑心他患有痔疮”。在这里，作者通过人物生理现象的描绘，巧夺天工地揭示了人物心理现象的社会基础，人们一看就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地位卑微庸俗、备受压抑、生活困窘、饱经风霜的“小人物”。 果戈理的作品诚如别林斯基所说：“果戈里不是在写，而是在描画；他的描写洋溢着现实的生动的色彩。你能看见并且听见它们。”无怪乎有人称他为“语言的画家。

（三）神态和动作反映“小人物”的奴性心理

小说中的阿卡基一生真的就是平淡无奇，“无论换了多少任厅长和各级上司，他总是做在老地方，还是老样子，干着老差事，依然是个抄抄写写的官儿，以至于人们后来都相信，他显然是现在这样一副摸样，“穿着制服，头上谢顶，降生到人世上来的，他在厅里一点也不受尊重。”他进入公事房就象是“一只普通的苍蝇飞进来一样”。他没有结过婚，生活里只有抄写，吃饭，睡觉，没有去过什么娱乐场所，也不与人打交道，只是一个人，形单影只，活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阿卡基的一生过于单调，生活过于平凡。他的一生就是按计划行事的，一生早已注定，只需要按部就班。他没有什么鸡肠小肚，没有什么心眼，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动作。阿卡基麻木地工作，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只会照章办事。

阿卡基们永远是别人嘲笑的对象，年轻的官员们，尽量施展出他们公务员的全部机智来嘲笑他，挖苦他：“当着面大讲有关他的种种瞎编的故事；说他跟房东老太太——一个年已70的老太婆有私情，说那女人总是打他，还问他们俩什么时候办喜事，又把纸片撒在他的头上，说是雪花飞舞”。而他懦弱无能，面对别人的凌辱，他从来都置若罔闻，“一言不发，仿佛前面也没有什么人似的，这样的逗笑甚至也没有影响他的工作：虽然在一阵阵打扰之中，他也不会抄错一个字”。只是实在太过分时，也只会轻轻地嘟嚷一句，在嘲笑中求别人不要笑他。没有恶语反击，没有翻脸粗脖子，阿卡基在自觉不自觉中已养成了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他的精神状态也就被弄到近乎麻木痴呆的地步。“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注意过每天街上发生的事情”“除了抄写以外，仿佛什么东西对他都不存在”。他既没有现实的欢乐，也没有对于未来的憧憬，他简直成了一架整日转动不停的只会抄写公文的机器。

（四）个性化语言表现“小人物”的麻木可怜

果戈理的创作之所以雅俗共赏，老少欢迎，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还与他善于运用个性化的语言密切相关。语言的个性化，常常运用到一部作品的所有叙述单位，表现在某种特异情绪的音响中，那些情绪的音响，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局部的，但同时对整个作品的风格和结构来说，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外套》中，果戈理出自人道主义的思想立场，叙述一个官员听到阿卡基哀求同僚们不要欺负他的感受时写道：“一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本来也想学别人的样，恣意打趣他，忽然却打住了话头，仿佛竟被刺痛了似的停住了……”“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遇到开心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个脑门上秃了一小块的矮小的官员和他的令人痛彻心脾的话：‘别打扰我，你们干吗跟我过不去？’”――并且从这句令人揪心裂肺的话里，可以听出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我是你的兄弟’。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掩面而叹”，后来在他的一生里，当他看到人身上有多少薄情的东西……“甚至在人们公认为高尚和正派的人的身上，居然掩藏着如此之多的残暴和租野”的时候，他有许多次忍不住战栗起来。这股扣人心弦的、悲伤的细流，冲进了充满喜剧气氛的叙述中，使整个小说的幽默呈现出新的色彩和新的意义，悲伤的音响也就随着变成了小说叙述的基调。        

果戈理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讽刺艺术大师。 他的讽刺艺术,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有这样一句话,他(果戈理)“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普希金读了果戈理《旧式地主》之后说:“一首我们不由含着忧伤和感动的眼泪而发笑的田园诗”。两位作家肯定了“含泪的笑”是果戈理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对果戈理创作的讽刺特色作了精辟的评论：“他的小说，当你读的时候，是可笑的，当你读完之后，是悲哀的。他不是漫画式地、而是真实地表现着事物。”这完全可以作为果戈理讽刺艺术特点的结论。果戈理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在俄国文学史上产生划时代的影响，成为反映特定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一直为后世所传诵，是由于它不但具有超凡的思想深度，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的作品，在细节、环境和人物性格描写的真实性，喜剧性的讽刺手法，浮雕般的肖像描绘，以及个性化的语言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显现出了果戈理惊人的艺术天才。

三、魔幻的结尾表现“小人物”的血泪控诉

《外套》是被誉为“俄国散文之父”果戈理的代表作，是描写“小人物”生活命运的世界名篇。但令人惊奇的是，小说的结尾却运用魔幻手法，刻画了一个为自己复仇的“幽灵”形象。虽然这是个魔幻的结尾，用鲁迅的话说，是“格式有点古老”，但它却使小说不再局限于刻画一个懦弱、可怜的小人物形象，而是进一步增强了向社会抗议的倾向，加强了复仇的思想，通过复仇的“幽灵”形象来表现“小人物”的血泪控诉。作者作为一个满怀同情心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目击者，为被污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向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发出了愤怒的抗议，可见《外套》是继普希金的《驿站长》之后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佳作。

在小说的主体部分，果戈理用一种幽默而不无夸张的冷峻笔法，刻画了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个忠于职守，可以说是怀着爱心服务的小职员的可怜生活。寒冷的天气逼迫他必须更换一件外套，而当他倾其所有积蓄，为自己添置了一件过冬御寒的新外套，以替换早已破烂不堪的旧“长衫”之后，没想到却成了他走向死亡的起因。而直接促成他死亡的则是那位“大人物”———他最终穿上了那身体面的大衣之后不久，就去参加了一个副局长的人物给他安排的庆祝酒会。伟大的主人公似乎就要因为新的外套改变人生了，但是在从酒会回家的路上，野蛮的劫匪抢走了他的大衣。伤心与悲痛的他最终鼓足所有的勇气去寻找警察署的长官，最后去找“大人物”请求帮助，都毫无结果。这位“大人物”认为他的敢于亲自拜访严重挑衅了长官的地位，是不可饶恕的。“年轻人竟敢如此肆无忌惮，犯上作乱”。“大人物”的耀武扬威、颐使气指，再加上“彼得堡气候的慷慨的推波助澜”，以至于使一生胆小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受惊吓而一病不起，最后呜呼哀哉。

小说没有就此结束。死去的阿卡基阴魂不散，以一个复仇者的身份出现了，常在涅瓦大桥及附近一带游荡，他在寻找被人扒去的外套。也许是官员们做贼心虚，也许是真的害怕幽灵的到来，人们如临大难，这时才想起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字写得多么工整。而幽灵针对的复仇目标最终锁定在大人物身上。乍一看，大人物似乎很无辜，他只是对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发了几句脾气，并不是抢他外套的人。而小说最后，幽灵剥了大人物的外套后消失了，“至少任何地方都不曾听说从人们身上扒走外套的传闻了”“显然，将军的外套披在他的肩上是完全合适的”。小说的魔幻的结尾，比普希金的《驿 站长》深刻一些，《外套》不美化贵族了，而是给予批判：“大人物”是“小人物”致死的主要原因，剥“大人物”的外套，实际上是在剥他们的皮。不仅是以一种强烈的一报还一报的反抗来还击这种从肉体到精神上毒害人们的公务员体制，更是剥开了人类的皮，直面人魔鬼般的内心。幽灵不仅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本身，更是作者本身。不仅如此，作者在幽灵身上赋予了更多的人物形象，总和了更多的人物性格特征。果戈理将不知多少个像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样一辈子庸庸碌碌的小公务员死后的灵魂揉在一起。

四、“小人物”深远的影响

《外套》被公认为是果戈里“彼得堡故事系列”思想与艺术的高知。《外套》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被公认为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小人物”表象画廊中的一个典型。与小人物形象的创始者普希金所写的《驿站长》相比，《外套》把小人物生活的场景从荒远的驿站搬到了彼得堡，从而更突出了小人物在封建官僚制度下的底层地位，将小人物置放在社会阶级关系里面，而不是家庭私人关系中来表现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在对小人物精神世界的描写上，《外套》作了更为充分的展示和深入的挖掘，从而让读者不仅同情他们的不幸，也为他们的不争而痛惜。鲁迅先生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恰好可以作为对阿卡基感受的注脚。“小人物”那微不足道的快乐与深沉的痛苦，在果戈里对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内心世界的叙述中，以如此震撼人心的真实与力度展示出来。小说主人公死后，他的尸身在彼得堡的夜晚四下搜寻，专门报复的人不是平日耍笑他的同僚，而是羞辱他的那位大人物。那位大人物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人，但他代表的正是那类装腔作势的官员，即那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物。

小说的最后，幽灵到底还会不会出现？只要有腐朽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存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悲剧就还会上演，剥外套的幽灵就还会出现。确实，《外套》中的幽灵终于又出现了——后世的作品中，契诃夫、谢德林、左琴科等俄国作家纷纷受到果戈理《外套》的影响，继续用自己的风格揭示了公务员乃至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们生活的悲惨命运。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几乎就是《外套》的书信体翻版，但在叙事视角等方面完全转变，它是小人物主题的延续和发展，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作，被批评家别林斯基誉为俄国历史上“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果戈理对鲁迅等中国作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就曾说: “那时, 我最喜欢的作家就是果戈理。”巴金《寒夜》中的汪文宣也有几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影子。

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共同说过一句话：“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里的《外套》里走出来的。”人们经常引用这句评语来表达对果戈里的敬意，并说明他影响之大。此后的俄国进步作家都是沿着果戈理的道路前进的。无疑，果戈里是俄国写实主义作家当之无愧的先驱。他是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作家，尤其是在俄罗斯的文学史上，他的小说最初秉承普希金的以别尔里为笔名发表的一系列小说的风格，又在此基础上丰富发展、将自己幽默、讽刺、夸张、魔幻等写作手法熔为一炉，发挥到了极致。很多评论家认为《外套》是讲一个耶稣基督式的故事。主人公性情温顺，他遭受讥嗤，受辱致死，但是死而复生，其尸身还在世上行走，教训人们。有评论家认为这个故事以寓言形式对社会上的不公不义表示抗议，并进行反击。更有评论家在外套本身上做文章，探讨其象征意义。《外套》其实就是为被迫害、受侮辱的下层人民鸣不平的。在阿卡基死后，作者抑制不住悲愤，直接写下了类似墓志铭的抒情插笔：“一个谁都不保护，不被任何人们宝贵，任何人都不觉得有趣，甚至连不放过把普通的苍蝇用钉子穿起来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察看的自然观察家们都不屑加以一顾的生物，消失了，隐没了……”作者含着眼泪为“小人物”的悲惨境遇鸣不平，为“小人物”争取做人的平等权利。作者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对压抑人的个性，践踏人的尊严的行为提出了道德上的抗议、谴责。是的，细读小说之后，让我更深切地感到，这篇作品主要还是触及人的心灵，令人反思：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弱者？

 

黄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