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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而今天在入世的大背景下，重读此文，我自己也别有另外的感受。记得《南方周末》上一期的一篇文章特别提到，入世宣布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的结束，更重要的是一切都得与国际接轨，于是，借此特别希望能引出入世后我们该拥有的正确的文化心态的讨论。

   

  前面的话

1.很明显“创造”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学科几乎已等同于“异想天开”，于是如果你说我今天讲的话都是废话都是别人讲过的话，那么我会表扬你今天很乖很听话。

2.本文的话题“雅”与“  俗”在日常经验下的区别为贝多芬与张学友，《红楼梦》与《绝对隐私》，海子与汪国真之间的差异。当然，今天我将此类概念局限到文学范畴，仅仅是因为那是我的兴趣所在。

3.提示：“媚”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巴结，奉承，讨好。

关于媚俗

“媚俗”作为一种姿态在文学界实无新意。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并取得一定成就后，文学问题日益走向社会生活的边缘，从而逼使好为人师的中国启蒙者（作家）走下神坛走近纭纭众生。当我们的作家目睹着民众在经济大潮中获得实利开始富足时，唯一能疗治内心失落的处方是进一步靠近民众或转化为民众，从而使民众口袋中的一部分资产流进自己的口袋。

此类文学现象以当初王朔的走红为标志。

今日看上去有点美的王朔当年却是以顽主、痞子自居，一副玩世不恭样，在人群中进行口沫横飞的调侃，且是声色犬马玩得开心，电影电视拍得开心。接着是王蒙的《躲避崇高》、张贤亮的影视城开始粉墨登场，还有“布老虎”横空出世，洪峰打头炮，一本《苦界》令人目瞪口呆不已，至于对自己的《无雨之诚》，冷女人铁凝更是振振有辞：严肃作家为什么不能进“布老虎”呢？我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情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是“大气功师”柯云路一本《发现黄帝内经》正义凛然地为妖医胡万林雕塑神像而遭众人指，至于那些策划一本书赚了一千万之类的新世纪版神话，我们不提也罢。.

如此这般，媚俗成了潮流成了时尚。

后果之一：大师的缺席。

在当今时代，大师的缺席与退席似乎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马拉多那退出足球场，泰森一度被逐出拳击台，迈克 ·乔丹虽然复出篮坛但老态尽显，桑普拉斯日益的老迈.······但这不是我们在中国文坛寻找不到大师的借口。

大师不是偶像。偶像在信息化时代是可以通过传媒包装.轰炸出来的，而大师必须接受历史长河的淘洗，必须具有卓越精神和艺术探索内。谢有顺的《大师没有现身》一文列出了作为大师必须具备的四种秉质：一是可靠的心灵质量，二是非凡的讲述故事的能力，三是完成一种故事精神的能力，四是诗情与幻性。对照上面四条标准，除能力外，其余皆为精神境界问题。媚俗必浮躁，浮躁必急功近利。圣殿之所以为圣殿，圣殿之所以辉煌庄严，因为那是人类共同哭泣的地方，你无法感动自己，又怎能感动别人，又怎能登得了堂入得了室？

后果之二：自我的丢失

中国是素来就有养士的传统。战国四君子门下食客超过三千人，往往被作为一种惜才.爱才的美德进行言谈和流传的。但是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之说我们是同样熟悉的。被养的事实注定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欠缺。而在今日以经济作为主要杠杆的商品社会，作家同样陷入了被养的尴尬境地。唯一不同的是以往由官来养，如今更被市场所养。“怎样顺利地打入市场，拓宽销路”成了作家同志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而作家所能拥有的对策，不过是更热衷于将见不得人的卑微性也表现出来，从而以有声的 沉默瓦解了自我，自我将自我的缺席人格化了。而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作家只能在各类浅薄的作品中传播自己，拒绝并回避阐述 。

关于媚雅

人生就像一群猴子在抢一个空果壳。在物质主义和实利主义驱使下的精英屈尊下就为大众服务，将自己世俗化，而领先一步富裕起来的人们却尝尽了抢到空果壳后百般的空虚：没钱时拼命挣钱，挣到了钱后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们将目标转移到物质之外的所谓的品位的追求上来：花上几万块钱买上一橱子的古今中外名著，花上几十万元买上几张油画挂在客厅上、以便自我炫耀，再请个人为自己写本书出 出名，将自己装备成一个大人物——穷人的终极目标绝对不是一个暴发户而是一个贵族。

敏锐的大众传媒迅急捕捉了大众特定阶层的心理转变。那已经是古老的1998年的事情了。当时，周德东，伊沙等人在自己的根据地-----陕西《文友》喊出了“媚雅”.“沉默是土”的口号，轰轰烈烈地开辟出“重磅轰炸”.“信口开河”.“小说制高点”等自认为别具匠心的栏目，打响了“媚雅”第一枪。

理解《文友》刊物风格，玩味出他们所谓的“媚雅”含义应为：以世俗化、大众化的观念作为武器，直接向精英领域的人和事开火。

让我们展开记忆的翅膀回忆其典型策划：

一.开展中国文坛最佳阵容的评选。按足球领域的442 .352等阵型罗列了一批作家，确定他们的前锋.中场.后卫等位置。

二.策反了一场窝里斗，将同一阵营的周德东.伊沙分成持不同文见的两大阵营，开展了一场和平年代的战争。大谈特谈自己对精英文学的高见。

三.开展中国文坛十大最差作家评选。（周德东本人入选）

四.进行世纪末的呼吁，要求解散中国作协。

由于炮火过于猛烈，《文友》的结局最终是被勒令停刊。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文友》，发现其最大贡献当在于“媚雅”口号的提出，正如足球场上陈亦明的贡献在于发明了“中国没有黑哨只有红哨”之类的话语，具体执教业绩却平平。

比如先于《文友》的就有北京一个叫骆爽的年轻人，几年来他先后推出了《文化人批判》.《批判文化人》.《现代人批判》蓝色幽默批判系列，他貌视神勇地扛起了“批判”的旗帜去解构现行的文学规则，实质是以文学作为幌子肆无忌惮地在文坛撒野作痴狂状从而顺理成章地完成自己对名利的追求。又比如天津的那份《文学自由谈》，它宣传的口径是“努力表达文坛民意的刊物”，“一本特立独行，充满激情的刊物”，“一本由名人奠定品牌，由非名人保持锐气的刊物”，可是——所谓的“自由谈”更准确的表述是“自由谩骂”，且是谩骂的形式永远比谩骂的内容来得更加重要。至于20世纪末的那场几乎全民参与的王金大战和吸引了众多新生代眼球的关于“神童”韩寒的大讨论那就更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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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媚雅”的实施无非是两种策略：追踪最新文学文化动态.热点以及向“权威”开炮开火，去激怒权威，以引起公众关注，从而进行炒作。

“媚雅”消极面在于造成了文学种类混杂，鱼目混珠的现象。

大众对“雅”文学的需求剧增以及媒介大肆推波助澜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文学体裁的变异、模仿，包括滑稽性模仿诗文（如《分数铭》），仿作杂脍，更甚之为剽窃与复制。如今市面上盗版图书喧嚣尘上就是明证。而这些非法版本显然严重损害了作家利益，也破坏了正常的文化流通体系。

“媚雅”的积极面体现了大众由“活着”到“怎样更好质量的 活着”的需求性转变。这种转变直接导致的将是“民众——作家”买方卖方市场的转变，从而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作家的心绪，有利于解决作家的后顾之忧，使其保持较稳定的心态投入创作，进而生产精品。

其次，大众传播媒介的“媚雅”倾向，一定程度上也填补了大众失去精英后启蒙者角色的空白，从而完成了对大众的入门教育，便于大众普遍素质的提高。当然，对于大众传播媒介而言，先得给自身影响面之内的受众素质进行准确的估计定位。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到自身的生存。

尾声

综上所述，我认为乐观的讲，“媚俗”“媚雅”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贬义词。它们在同时期文坛的互现，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现代化的陷阱后，整个民族呈现的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务实精神，以及整个国家的不断向前发展。中国文坛关键在于“雅”“俗”日益交融的审美文化下，作家与大众要做好彼此的沟通工作。

培养一个暴发户是一夜之事，而培养一个贵族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正走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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