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还有失败的权利吗？

————读《应试教育的报应？》有感

 

    2001-12-17     我思故我在 

 

    教了十年的书，大部分时间也是当班主任的，现在所教学生中已有一些成了我的同行，而且小学、初中、高中皆有。当年，他们几乎都对我的人性化教育管理思想非常认可。现在，成了教师的他们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学生的呢？从我获悉的情况看，我的人性化教育管理思想并没有被太多的新同行们接受。 

    我没有拿应试教育的那一套去约束学生，我对学生的尊重也得到了学生的理解与认同，为什么我的学生如今做了教师，却不愿意“继承我的衣钵”呢？我的体会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间接原因可能是这些新教师们当年所受的应试教育的熏陶，但直接原因还是在于现实的教育评价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记得当年我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回到了母校教高一7个班的思想政治课并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当时我满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改革政治课教学，让思想政治课变成学生喜欢的课程。我曾花了一个通宵给学校领导写教改设想。当时的校长和书记分别找我谈话。他们肯定了我的积极性，但要求我先站稳讲台，不要急躁冒进。因为我的“出尔反尔”、顽固不化，这样的谈话一个学期就进行了多次。 

    最终，我还是冒进了。 

    一年下来，我任教几个班的思想政治课成绩比全县平均分差了许多，我带的班除了体育成绩在同年级中遥遥领先外，学习成绩比当初他们进校时退步许多，与别的班的差距可以用“悬殊”形容。在校蹲点的教委督导忍不住了，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开严厉地批评了我。这一幕发生在十年前。 

    第二年，我继续呆在学校，继续教我的思想政治课，继续当我的班主任，当然是继续带高一。我调整了一下思路，脚踏实地、重新“为师”，一个学期下来，所带班级拿到了“先进班集体”的称号。 

    坦率地说，当时我并没有那种“灰溜溜”的感觉。因为我把自己的这次惨败归咎于我的经验不足以及评价体制的不尽合理。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那是在十年前。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我还能有这般幸运吗？我还能在这所省一级重点中学立足？如果我当时就被名正言顺地调离学校，那么后来的各种机会还会光临到我的头上吗？ 

    十年前，我有失败的权利，所以我也有在失败的地方站起来的机会；十年后，我的学生成了老师，他们还有失败的权利吗？他们还有在失败的地方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吗？我很遗憾地看到，现在这样的机会太少了！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在重点学校，这样的机会几乎就是零。在那些地方，新教师被分配到学校后，学校领导告诉他们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一年后你是否还能在这里是个未知数。在这样巨大的压力面前，能有几个新教师敢冒风险越雷池一步？他们没有老教师那么多的教学经验，却要与那么多的老教师一起竞争；他们没有老教师那样的资历，却承担着不比老教师少（有时甚至更多）的教学任务。他们又能够怎样？ 

    记得当年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中央曾有一个思路：允许改革出现一些失误，但不许不改革。现如今，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时髦的举措也可谓层出不穷，但是好象没有谁在讲教育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创新是与风险为伴的。教育改革是完全可能出现失误的，谁来承担改革失误的责任，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让教师个人来承担教育改革失误的所有责任，偌大一个中国，能有几人站出来做这样的勇士？更何谈新教师！ 

    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教育问题涉及到孩子们的未来，所以教育改革是不许失败的，那么我认为这将会是中国教育改革史上最大的一个笑话。改革不允许失败，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拒绝改革。而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学生们受到的伤害还少吗？厌学的孩子还少吗？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还少吗？这些问题难道不关系到孩子们的未来？我们怎么能够容忍现实对孩子们的伤害却不允许因为对现实进行改革而出现的一点失误呢？难道我们能够命令手术台上的医生：你必须把这个人濒危病人救活，绝对不允许让病人死在手术台上。要知道，病人在动手术之前，还得有家属签字承担必要的责任呢！不许医生出现一丝的失误，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没有人愿意当医生；让教师个人承担全部的教改责任，中国的教育改革怕只能是“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左右而徘徊”了。当然，与此同时，出现在报刊杂志上的教改成果是不会少的。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想替那些新教师们问一问，也是替自己问一问。问一问掌管着我们命运的教育行政部门，问一问决定着我们去留的学校领导：我们还有失败的权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