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德希

  称之为“世纪性突破”，主要基于三点理由。

    一、从根本上动摇了科举制度下“文章取士”的观念

    一篇文章的确能够综合反映一个人的语文能力，这是没有疑问 的。科举时代选拔出来的也确实有能力很强的人。但单凭一篇文章选拔中学生，至少有三点欠妥：1）大面积上的阅卷尚无法控制评分误差，“冤假错”案太多；2）有些学生作文欠佳是年龄、阅历造成的，并非潜能不足，只考一篇作文对这类学生不公平；3）对大多数 人来说，比“写”更重要的语文能力是“读”，是准确获取信息，而获取信息能力与输出信息能力是不能画等号的，只重作文，导向是片面的。

    一个人读的能力强，写的能力弱，“眼高手低”，是正常的。很多人的写作能力是历经生活工作磨练以后逐渐成熟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并不是个别现象。要求多数学生在中学阶段成为“写家”，事实上不可能。我们无疑应使写作才能发育早的学生得到充分发展，也无疑要让每一个学生尽可能扎扎实实提高阅读能力。如果只重获奖文章，就像只搞竞技体育而牺牲群众性体育活动一样，重视少数而牺牲多数，绝不是素质教育。目前，社会上很多人阅读能力存在明显缺陷。学理科的看不懂文学作品，学文科的看不懂科普读物，除本专业的东西之外甚至不具备一般的读报能力（这里所说的“学理科”“学文科”，当然不是指全部）。如果我们无视这种现象的严重性，而像科举时代那样一味强调写好一篇文章，固然可以出纪晓岚，出曾国藩，但类似范进、周进那样只熟悉“起承转合”．而孤陋寡闻的人，恐怕会更多。

   信息时代呼唤语文教学早日告别那个把写好一篇作文当作“敲门砖”的旧时代。但这个告别是充满矛盾、艰苦和苦痛的。十几年来的阅读测试，不仅在较深层次上打破了科举制度下产生、沿袭了数百年的作文观念，而且把传统阅读教学模式与信息时代的尖锐矛盾一下子推到了人们面前。如果说高考是指挥棒，那么对这种敢于正视矛盾、勇于顺应时代的指挥，无疑应大声喝彩。

   二、捅出了传统阅读教学模式的一大缺欠

　　就整个社会构成而言，纯文学家、作家只是很少一部分。因此，阅读对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意义，首先不在于写作的需要，而在于学习、工作以及生存的需要。而提高准确获取新鲜信息的能力，正是提高学习、工作、生存质量的重要保证，与社会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准确获取新鲜信息的能力，看作是学生阅读的一项重要的基本能力。

    但当考查这种基本能力的阅读测试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时候，语文教学界却一片哗然。这说明准确获取新鲜信息能力的阅读测试与传统的阅读教学模式存在着尖锐冲突。

    这是一场历史造成的冲突。本世纪的语文教学脱胎于科举时代的语文教育，其中固然包含着很多反映母语学习规律的合理因素。但前面说过，它也仍然把写一篇应试文章当成教学最终目的的严重流弊，原封不动继承了下来。如果我们看一下80年代以前的语文教材就不难发现，几乎每篇课文的学习指向，都围绕着研究作者怎么写。这是贯穿多半个世纪的一条基本线索。5O年代以后，问题越来越复杂，缠绕其间的线索越来越多。前苏联的文学课本，以介绍作品概貌为宗旨的作品分析模式被引进来了，教材中添加了一条更粗的线索，这就是每篇课文必须完成的由思想内容到写作特点面面俱到的分析介绍。不管什么文章都得这么一通分析介绍，而落实到学生那里的，大抵是一堆标签式的结论。6O年代，开始强调知识性，于是大学中文系里的学科知识陆续下放。2O年间，语法、修辞、文体、写作、古汉语、文学史等系统知识在教材里纵横交错，这就是现在的“语文学科知识”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品分析介绍”、“语文学科知识”和 “落实写作”这样的三维结构，便成了阅读教学的基本模式。

    没有真正关注学生获取新鲜信息的认知过程，没有真正从学生实际出发去弥补他们阅读基本能力方面的不足，这是“三维结构”的一大漏洞，是传统阅读教学模式的一大欠缺。学生的笔记上把段落大意抄得清清楚楚，但段内许多语句的具体意思却弄不清；能说出一篇课文的主要思想，但说不出这篇课文的具体内容；知道课文里有几处心理描写，却说不清这几处描写有什么不一样。这样的问题，早就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而十几年来的阅读测试则在大面积上给捅了一个大窟窿。

   三、为建立周密的阅读能力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十几年来阅读测试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摆脱了习惯势力形成的思路，真正着眼于一个现代青年实际需要的阅读能力，坚持不懈地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开始了“必须达到什么程度”的研究。检测，同时也是调查。十几年来，这种调查所用的材料，一直是如叶老所说的跟学生文化程度相当的书籍报刊，既有文科的，也有理科的。从调查内容来看，没有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不在纯知识性的术语概念上纠缠，主要考查从书面文字中准确获取信息并进行一定的临时加工的能力。而且逐年测试所进行的调整，正是围绕着学生所应达到的能力程度所进行的探索，其依据则是每年对全国几千份答卷样本的统计分析。因而，可以这样说，对于中学生阅读能力层次状况具有统计意义的调查，正是也只是高考测试在年复一年地艰苦进行着。

   十几年来高考阅读测试，根本改变了单纯由学术权威定性的方法，也很少使用感想加“个案”的经验总结法。它把教育测量学运用于语文学科，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正像叶老20年前所期望的那样，做到了“凡是能够得出数据，做出统计的，要有翔实可靠的统计数字”。在研究方法上，它以十几年的研究实践，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根据这样的启示进行研究，我们初步看到：学生的阅读能力的确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尽管给学生阅读能力做出合理的层次定位很难，但并不是不可能；这种定位不能以文体、语法等专门知识为依据，因为实践证明，那样既会被某些纯知识概念困扰，又不可能在获取信息的能力上分出层次。我们反复调查的结果初步证明，这种定位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一般性背景知识、文本长度、短时记忆的负荷、临时加工的复杂程度。在确认这几个基本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反复调查，将可建立关于阅读基本能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从而制定可操作的有关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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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老说，要弄清学生“必须达到什么程度”，最终要通过制定能力“量表”来解决。所谓 “量表”，就是测量能力等级的尺子。测量各项能力的尺子，首先要从无到有，然后还要尺子更加准确。没有这样的尺子，要建立周密的语文能力系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构想。因为高考的特定性质，所以高考测试再怎么改进也不可能成为语文能力的基表。但从真正着眼于学生实际状况的研究方向上来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它却为各项语文能力“量表”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经验和重要启示。十几年来阅读测试的探索，是扎扎实实做了建立周密的语文能力系统的先行者所不能不做的事。我们有理由说，这在本世纪语文教学的发展上，是扎扎实实的、力度很大的重要突破。 
From：《语文教学通讯》200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