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实验中学语文组   安杨华

看到这个标题，大家可能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虽然人们对《窦娥冤》中的主要人物的认识向来是见仁见智的，但对桃杌的评价却鲜有分歧。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在该文第二折注释部分对“桃杌”的解释是：“可能是借用古代所谓四凶之一的梼杌来骂这个贪官”。与教科书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在“课文研讨”的“整体把握”部分指出：“剧中楚州太守桃杌是造成窦娥冤案的关键人物，他……贪图钱财，而百姓的性命在他眼里如虫豸一般。”这种指导也影响着一线教师的文本解读和教学实践，有的教师就读出“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贪官桃杌太守听信张驴儿的诬告，对窦娥的申诉置之不理。” ①总之，大家都认为桃杌是一个贪官。

这种认识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桃杌出场时明明有这样的内心独白“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也有露骨的对白“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更有甚者，他还厚颜无耻地向他的“衣食父母”行跪拜之礼。但是我们读书不能仅仅浮在表面上，不能只看作者已写出的部分，文本缺失部分更应该成为我们的阅读对象。瓦尔德斯就说过“阅读的内容不是已经说出的内容，而是还未说出的内容。”②我们应该通过文本现存的部分来对文本的缺失部分进行深入的哲学思索。

要有点“时间意识”，康德说过，“唯有在时间中，显象的一切现实性才是可能的。”③的确，唯有在一定的时间中，桃杌受贿的现实性才是可能的。公堂上审案之时显然不是行贿受贿的时间，因此，桃杌应该宣布“择日再审”，以便给自己留下“要金银”的时间。然而，从剧本行文来看，桃杌在对案子简单审理之后，就马上决定“着他画了伏状，将枷来枷上，下在死囚牢里去。到来日判个‘斩’字，押付市曹典刑。”桃杌并没有给自己留索贿的时间，也没有给张驴儿行贿的机会。

要有点“空间意识”，事物发生的地点，或者说场所，具有规定事物性质的性质。桃杌“升厅坐衙”之处具有先天的空间属性，“厅衙”自然是公开审理案子的地方的地方，而不是不是收受贿赂的地方。因此“厅衙”之上桃杌一定没有收受贿赂，要想“要金银”一定要另选他所，而剧本中并未提及这样的方便之所。桃杌审案断案都是在“厅衙”之上，只是在断完案子之后才“将马来，回私宅去也”，并未把张驴儿领到后厅讨价还价单独交流，没有给自己提供一个“要金银”的场所。地点赋予特定事物以特定的意义，“厅衙”这个场所否定了桃杌的“要金银”的可能性。

要有点 “因果意识”，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元素之间往往处在一种密切的因果关系之中，因果关系是客观世界中永恒的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解读文本应该运用这种思维来分析。剧中桃杌如果是一位贪官，他应该首先判断谁才是“要金银”的对象，判断谁更有钱，谁才能更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贪欲。第二折中窦娥说：“我婆婆因为与赛卢医索钱，被他赚到郊外勒死；我婆婆却得他爷儿两个救了性命，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爷儿两个在家，养膳终身，报他的恩德。谁知他两个倒起不良之心，冒认婆婆做了接脚，要逼勒小妇人作他媳妇。”窦娥的陈述同时透露出另外一些信息：蔡婆一家是以放高利贷为生，这说明其家境殷实；而被蔡婆“收留他爷儿两个在家”的张驴儿父子，分别要“冒认婆婆做了接脚，要逼勒小妇人作他媳妇”，说明他们是居无定所的、生活无着的贫困者，至少不是有钱人。两相比较，自然是从窦娥婆媳身上可以攫取更大的利益，而不可能从张驴儿那里捞到什么甜头。这一点桃杌应该看得很清楚，这是由贪官的贪婪决定的。然而桃杌却严刑拷打窦娥，威逼蔡婆，最后逼迫窦娥招供并将其斩杀，而替张驴儿的老子“报的冤”。这个选择对于一个贪官来说岂不荒谬？

综上所述，文本所呈现出的桃杌并非贪官，哪有那么傻的贪官呢？不给自己留下贪污的时间和空间，不去选择“要金银”的最佳对象，当然更不去吃了原告吃被告。桃杌当着原告、被告和下属的面审案，断案，没有暗箱操作，这是让自己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表现。那么窦娥的冤案是怎么造成的呢？我认为是缘于桃杌的“简单”、“草率”、“漠视”。

缘于“简单”。桃杌的思维很简单，方法很简单。桃杌在整个审案过程中运用了很简单的逻辑推理：在窦娥、蔡婆和张驴儿都否认自己与下毒之事有关后，桃杌说：“都不是，敢是我下的毒药来？”可见在审案之前，桃杌就已经主观判断，案犯的一定在这三人之中，再无他人；之后他运用排除法，排除了张驴儿作案的可能性，理由很简单，儿子毒死老子不合常情，张驴儿就说过“我家的老子，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于是断定下药的一定是蔡婆或窦娥，在毒打窦娥不能让其招供之后，桃杌又运用排除法“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最后，孝顺的窦娥无奈哀叹道“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桃杌审案的方法也很简单，他不去深入调查取证，不去察言观色，不去推求疑点，而是坚信“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于是审案的唯一方法就是“打”，窦娥不招就打婆婆。于是就这样造成了窦娥的冤案，而造成冤案却浑然不知的桃杌陶醉在张驴儿“谢青天老爷做主”的赞美声中，自以为是真的为民做主，得意地“回私宅去也”。

缘于“草率”。桃杌审案断案的草率主要表现在他没有求证意识上，他不去问窦娥杀人的动机、毒药要的来源、作案的过程，不去追究提供毒药的人的责任，不去追求证据链的完整，而是认为只要被告招供即可结案，从“既然招了，着他画了伏状，将枷来枷上，下在死囚牢里去。”这段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桃杌的草率还表现在审案断案到行刑的时间上。对于这样一个人命关天且疑点重重的重大案件，身为楚州太守的桃杌当天审案，当天结案，第二天“押付市曹典刑”，别的都不说，单看这样短的时间跨度，就可以看出桃杌办案的草率。

缘于“漠视”。桃杌的“简单”、“草率”除了缘于它的昏庸无能、性格粗暴之外，更缘于他对生命的漠视。他下令用“大棍”无情毒打窦娥，速审速判速斩，全然不留“复勘”的时间，皆因他视人为“贱虫”，百姓的性命在他眼里如虫豸一般被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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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桃杌是思维简单、方法单一、行事草率、漠视生命的昏官恶吏，而非“贪图钱财”的贪官。在剧本第四折窦天章说“这等糊突的官，也着他升去！”，“升任州守桃杌，并该房吏典，刑名违错，各杖一百，永不叙用。”可见，窦天章是把桃杌当成“糊突”的昏官而非贪官来处置的。

也许有人根据桃杌出场时的言行认为关汉卿想把桃杌塑造成贪官形象，但文本所呈现桃杌的却是典型的昏官形象。作者想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通过文本说出了什么，或者说重要的是读者通过和作者、文本的平等交互作用得到了什么。瓦尔德斯说过“一个不是共同赞成的意义——比如像‘作者心里想的是什么’——或者个人关系的意义是无关紧要的。真正重要的唯一意义是作为交际再次进入团体的意义”④ 毕竟作品一旦从作者那里脱离出来，它的全部存在就集中在我们所承认的它的意义之中。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对桃杌到底是贪官还是昏官的研究并没有多大意义，但这种研究至少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是元曲大家的作品也难免出现“元杂剧这种前后照应不周，细节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⑤的情况，让我们看到关汉卿创作过程中的前后不一，看到经典中的瑕疵，从而帮助我们强化读者与作者、文本平等交流的意识，而不去迷信作者、编者、专家等，帮助我们去站着思考而非跪着接受。毕竟文学作品的完成只能在阅读中产生，在文本——读者的交互中产生。

注释：

①高小慧《<窦娥冤>之“桃杌”新解》《语文学习》2010年 第1期

②马里奥·J·瓦尔德斯《诗意的诠释学》（史惠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第9页

③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第65页

④马里奥·J·瓦尔德斯《诗意的诠释学》（史惠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第109页

⑤诸葛忆兵《论窦娥形象的内涵及<窦娥冤>的创作意图》，《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1期，2003年1月

 

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