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与苏秦都以合纵、连横的政治权术游说各国，达到富贵的高位，使天下人争相效法。还有个魏国人公孙衍，名号犀首，也以能说会道著称。其余的苏代、苏厉、周最、楼缓，纷纭而起，遍于天下，以合纵连横一争高下，多得举不胜举。然而还要数张仪、苏秦、公孙衍当时名声最为显赫。

 　　

 　　孟轲(孟子）论之曰：有人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一怒而使各国恐惧，安居时又能使兵火息灭。”孟轲说：“那岂能称得上大丈夫！君子处世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便带领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 以上部分内容摘自资治通鉴。

       在鬼谷子先生的弟子中，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是最著名的，可他们却分别成就在政治与军事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太史公曾评价张仪苏秦说：“此二人真倾危之士！”，太史公曾特别赞扬张仪，称他为“大丈夫”。除了四大弟子之外，鬼谷先生其它弟子对历史的贡献也很大，包括李斯、商鞅、毛遂、徐福、甘茂、司马错、蔡泽、李牧等人，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柱石一般的人物，为所有人所熟知。

       很多人认为，鬼谷子的学说是术的学问，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知识分成两部分：知与行。表观来看鬼谷子先生显示的是行的学问，可是任何”行“的行动，都必须建立在知的基础之上，没有知，就是蒙住眼睛的瞎马，如何行？

      明朝的王阳明，有知行合一的学问，实际上从鬼谷先生就开始了，因为没有知就没有行，在知的基础上建立行的学问，就是知行合一，所以，鬼谷先生的弟子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用现在时髦的语言来说，既能认识世界，也能改造世界），几乎都是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商鞅对秦国和战国的最终结局有很大影响，司马错也是秦国重要的人物，力排众议支持秦王先取巴蜀，走出秦国统一天下的第一步。李牧是战国时期赵国军事家，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鬼谷先生有位朋友就是墨子，墨子的弟子最终将孙膑救出魏国到了齐国，墨子先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的不得志，因为也是注重行动的人。

      可是，到了孟子先生那里就变了味道，“那岂能称得上大丈夫！君子处世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便带领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君子处世自然必须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难道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凭自己的本事让本国强大、抵抗外辱、争霸列国就不是堂堂正正？就不是正道？得到的富贵是劳动所得，并不是窃取，是光明正大的，所以，孟先生的评语过于武断了。后半句“得志便带领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也有很大的问题，得志的时候同行正道自然没有问题（实际上很成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成功人士，绝大多数在起始的时候都以为民请命的名义，但最后基本上都是机会主义者，固化成自己的利益，让中国的历史不断转圈），不得志的时候”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做得到吗？孟先生或许做得到，因为他被后世尊为圣人，但其它人哪？普通百姓哪？兵灾连连的时候，人们的生存面临危机，甚至明天就饿死，让他们”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做不到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附势趋炎之徒，像辛弃疾先生那样有一根硬骨头的人是稀有的。

    孟先生的学问教人为人处世的道理是非常宝贵的，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但很大程度上是为周王室服务的学问。鬼谷先生的学问是以认识社会为基础，改造世界为目的，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才能造福众生。如果仅仅能认识世界却不去改变世界的人，只能算半个圣人，甚至可以说是自私的人，为了自己的虚名（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带领大众改变世界，不是自私吗？如果因为自己没能力改变世界造福社会，让大众过上安宁的生活，却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敷衍，半个圣人都算不上了。

    有人说，中国历史是泥人。中国的文化何尝不是泥人，如果不能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很多时候就只能像赵本山老师说的：被忽悠。 摘自如松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d17ece0102vn4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