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 宇 烈 

一，中国国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国学”一词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的一个学术名称。

    1841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民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学习西方文明的热潮。自洋务运动起，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从学习西洋机械制造等器物文明，到学习政体制度文明，到学习哲学、宗教等精神文明，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当时人们对举中西文化，或称之为“西学”、“中学”，或称之为“新学”、“旧学”。“国学”一词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用以指讲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学问或学科。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彻底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已经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同时也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观念上和结构上的严重问题或偏颇。因此，当时一些思想家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的弱点，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 的主张，强调学习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以后，清王朝内部洋务派所搞的洋务运动，主要也就是引进西方有关制造枪炮、机械等方面的器物文化。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人伦道德、社会习俗等方面不仅不可改变，而且其传统远优于西方，因此也不必改变。于是，他们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把中国传统的“治统”和“道统”归之于“体”，把西方科技、器物文化归之于“用”，并提出了“中体西用”[2]的根本方针。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把洋务派三十年来从事洋务运动的心血毁于一旦，从而也就使人们对洋务派所遵循的“中体西用”的方针提出了疑问。如，当时著名的西学传播者严复，即撰文批驳“中体西用”论在逻辑上和实践上的谬误，并论述了中西学各自“体”“用”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与不可随意嫁接的道理，从而强调指出，若要以西学为用，则必需同时接受西学之体，否则就是一种“牛体马用”的谬想。他引用当时一位名叫裘可桴孝廉的话说：

    “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3]

    这时，人们心目中的西学之体，主要是有关于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层面的东西，亦即所谓“治统”方面的文化，如民主、自由，立宪、共和等。因而，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关注的是对封建政体的局部改良抑或根本的改变。近代中国人的学习西方文化，由此而深入了一个层次。

    然而，历史的演进并未就此而止。戊戌变法的惨败和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的现实，迫使人们进一步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层次的“道统”问题。所以，由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发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检讨，其中主要集中在经过宋明理学系统化了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与封建伦理纲常观念、道德规范等方面。同时，则开展了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学习，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平等、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学术风气以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等等。此时，经由欧洲与日本，学术界也已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一面高举“德先生”（Democratic，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 ，科学）两面大旗，一面则大声疾呼“打倒孔家店”和彻底粉碎“吃人的旧礼教”，把批判传统文化和接纳西方文化的社会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自此以后，确定了本世纪中国文化结构以接纳西方文化为主的基本格局。这不仅是指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变，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各种观念上的变更，尤其是传统价值观念上的变更。当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欧美是时代的理想国，西方文明尽善尽美，从经济、政治到文化，一应以欧美为榜样。

    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其对世界各国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西方文明尽善尽美的幻觉，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其中，如1920年初梁启超旅欧回来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和1921年出版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这方面最具代表的两部著作。与此同时，在一些著名学府中的一些著名学者，也办起了各种以研究传统学术文化为主的专门性学术刊物。其中如，1919年 3月由北京大学文科编辑出版的《国故月刊》，大概是最早的一种。著名经学家刘师培在为此刊撰写的发刊词中公开声明该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此后不久，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也开始把目光移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研究。1922年 1月南京东南大学由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创办了《学衡》杂志，1923年 1月北京北京大学又由胡适等创办了《国学季刊》杂志等。在中国学术界开始出现了一股以新的学术眼光和方法研究传统学术文化的潮流。

    这一时期，社会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1922年被尊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应江苏教育会之请，公开向上海社会各界做“国学”专题讲演，前后共十次，以后由听讲者整理成两个文本，先后以《国学概论》和《国学讲演录》为题出版）。此外，在一些学校里也设有“国学概论”的课程，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以他1926年至1928年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和苏州江苏省立苏州中学的讲稿整理而成的。因此，尽管此时社会上和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分歧仍很激烈，但自此以后“国故”、“国粹”、“国学”等名称已在学术界广为流行，同时也不再是只有否定含义的名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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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一词的含义是非常笼统的，从最广义上讲可以包括本国的一切历史文化学术现象。如，二十年代初胡适先生曾对“国学”一词作了这样的诠释：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4]

    因此，当时社会上人们也有把一些本土的传统文化现象加上一个“国”字，以表示其为中国所特有者。如称传统医学为“国医”，传统武术为“国术”，传统戏剧（京剧）为“国剧”，传统绘画为“国画”，等等。但更多的学者并不赞同对“国学”作如此宽泛的诠释，而是主张把“国学”界定在传统思想、学术范围内。不过即使如此，学者们对它的理解与处理也不完全相同。如，章太炎讲《国学概论》（《国学讲演集》）以传统的小学（文字学）和经、史、子、集的范围来论述“国学”，而钱穆的《国学概论》则借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之意，以“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为“国学”之旨趣。前者侧重于典籍，后者侧重于思想。

    对于研究“国学”不只是有对象、范围之争，更主要的是在以何种心态、何种目的去研究“国学”等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无可否认，在“国学”研究的旗号下存在着一股“复古”的暗流，但提倡研究“国学”的主流则是为了在不失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去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营养。即以上面提到的《学衡》与《国学季刊》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提倡“整理国故”和“研究国学”的一般立场与目的。《学衡》杂志表明其办刊的宗旨是：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5]

    这一宗旨，表明了《学衡》的基本立场既不同于文化上的“复古派”，也不同于“激进派”，他企图从“学术”立场出发，以求真理的态度，发扬传统文化，吸收新的知识。这一点更具体地体现在他们对研究“国学”、“西学”的方法和态度上，如说：

    “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要旨，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精梁，探索之正轨，不至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

    “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6]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先生同时也是“整理国故”的大力提倡者，然而他的“整理国故”或“研究国学”的目的与上述《学衡》派是大不一样的。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上也尚有从学术的角度来谈“整理国故”的问题，如提出要从三方面来推进国学研究：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同时他还强调说：

    “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7]

    然而，当进一步追问做成中国文化史，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是目的又是什么呢？或者说胡适先生“整理国故”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对此，他明确地回答说，这是为了“打鬼”、“捉妖”。他说：

    “你且道清醒白醒的胡适之却为什么要钻到烂纸堆里去‘白费劲儿’？……我披胆沥肝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 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8]

    以上表白，说明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昌明国粹”，而是为了揭示和批判传统文化中“吃人”、“迷人”、“害人”的东西。无怪乎当有人把他划归为中西文化之争中的“折衷派”时，他迫不及待地出来声明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9]

    至三十年代，中西文化之争仍在激烈地进行中。此时，一些学者公开举起“全盘西化”的旗子，而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地倡议建设“中国本位文化”。

    如，1933年底当时中山大学教授陈序经在一篇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中把那时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的主张分析为三派，即所谓“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西洋——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而他自己则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他认为：

    “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反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10]

    而对于中国文化为什么必需“全盘西化”的理由，他强调两点：一是“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二是“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去接受，它毕竟是现在世界的趋势”。从当时历史情况来讲，第二点理由是很有道理的，而第一点则不尽然了。特别是他伸言之说：

    “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也不及西洋人讲究。在西洋文化里面，也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之，在中国的文化里未必能找出西洋的好处。”[11]

    这些申述，显然是极其片面的。然而，“全盘西化”口号提出后，一时附和者却甚多。

    1935年初，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劈头第一句话就说：

    “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12]

    这样激烈的言辞，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其目的则是为了提醒世人不能一味模仿外国，而“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为此，他们提出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要求和办法。要而言之，其基本主张是：

    “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13]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主张的提出，遭到了“全盘西化”论者的批评，指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14]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与赞同，其中一些学者特别强调了在与外来文化接触和吸收中树立“中国本位意识”和“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如有的学者说：“没有本位意识，是绝对不可与外来文化接触的。”因此，在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之前，“还须先建设‘中国本位意识’以为前提。若是不然，则我们一切的努力，是要归于白费的。”[15]有的学者则说：“一个民族失了自主性，决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而已。”因此，只有“恢复中国人的自主性，如此才能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16]此外，在这次讨论中，一些学者还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化”不等于“欧化”或“西化”。如说：“‘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所以我们虽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17]“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18]由此，他们认为，就中国的现代化来讲，既要“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同时也需“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19]以上这些观点和想法，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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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在各次论战中公开宣称要“全盘西化”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如上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把现代化认同于西方化的则至今仍不乏其人。因而，中国近代史的无情事实是：在社会具体改革的实践上，在文化建构的总趋势上，一直是“西化”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因此，尽管近代，尤其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有不少仁人志士努力于“国学”（传统文化）的倡导和研究，也有不少学者为发扬光大传统文化而不懈工作，然而“国学”研究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健康的发展，相反却经常成为受批判的对象。提倡“国学”或研究“国学”常常被扣上“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而且至今仍屡有所见。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作出应有的科学客观的历史总结与现代诠释。

    应当说，在以往的一个世纪中，中国文化走以西方化为主的道路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同样，这一时期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算和批判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为没有这样的清算和批判，人们很难摆脱几千年来形成的旧观念的束缚。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的审视与反思一下以往这个世纪中国文化所走过的道路，则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认识上和结构上的偏颇。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我想是中西文化比重的严重失衡。而最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从近代实行新式学校教育以来，我们的学校制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仿照欧美（以后又是苏联）模式，而课程内容也以西方文化为主（数、理、生、化和外语自不必说，史、地是中外对等；音乐、美术的题材可能是中国的，而方法则都是西洋的；中国语文的内容当然都是中国的，然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题材和范文为主，而所教的语法则几乎全是从洋语语法中套用过来的）。反之，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其中有不少优秀的东西值得继承）几乎全被摈弃，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内容更是少得屈指可数。因此，除大学攻读各类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专业的学生外，从这样的小学、中学、大学中培养出来的人，如果他又没有课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爱好，那他的知识结构肯定是西洋知识超过中国知识。就在现在，我们还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中国知识青年所具有的西方知识远比西方知识青年所具有中国和东方的知识来得丰富，并以此为骄傲。我想，我国知识青年具有较多的西方知识，这无疑是一个优点，值得肯定和赞扬。但是，同时我们也一定听说过，一些西方学者对我国不少大学生、研究生有时连一些最起码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也不甚了了所表示的惊愕吧。一些华裔教授对于不少出国留学生ABC（外语）很好，而对长江、黄河却不甚了了，XYZ（数理化）很好，就是不知道《左传》、《史记》、文天祥、史可法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这种由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导向所造成的“数典忘祖”现象，难道就不应当让我们感到羞愧吗？难道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和检讨吗？

二，中国国学研究的思想障碍

    至今，在不少中国人的思想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两个解不开的情结，解不开这两个情结，也就很难使这些人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思想情结就是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与科学的成分，乃至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与民主、科学相排斥的，无法相容的。因此，为推动“国学”或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我认为首先要化解人们思想上的这两个情结。

    毫无疑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找不到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和自由、平等观念的。事实上，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也并非古已有之的，而是在社会发展到以工商资本为主要形态以后，并且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才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当时还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不到近代工商资本社会所具有的民主思想观念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中国人民百年来前赴后继的流血奋斗，正是为了改变这种中西社会和文化上的时代差异问题。尽管今天中西社会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应当明确一点，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已不是过去那种时代的差异了。

    我们说，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并非古已有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西方传统文化毫无渊源关系。众所周知，西方近代文化发端于十四至十六世纪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亦即是罗马、希腊古典文化的复兴。固然，这种复兴也并“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结合。”[20]可是，由此也足已说明西方近代文化的形成，是与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有，同样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奠定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基本观念和结构。而就是这次“启蒙运动”，却曾经深受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孔子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在当时许多欧洲启蒙思想家那里，中国一度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儒家伦理被解释为最富民主、平等精神的学说，孔子也被推尊为时代的守护尊者，赞美、景仰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同化于东方或中国文化，而是在积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等营养以后，发展出了与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传统文化接轨的近代西方文化来。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西方近代的平等观念也不等同于中国儒家“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泛爱”说，而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则更是不等同于中国儒家的民本理念。弄清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事实它至少告诉我们三件事：一，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发生过程中，曾积极继承和发扬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二，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发生过程中，曾受到过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影响，并吸收了其中某些有益的营养，不过它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来吸取外来文化营养的，由此而形成的近代文化是一种西方类型的文化；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可为近现代民主思想和制度借鉴和启发的东西，相反，它已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制度的生成发生了某种启发作用。荀子尝说：“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21]因此，只要今人对传统文化资源选择和诠释得当，也必将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建设与健全有良多的启发与借鉴。

    西方近代文化发生发展的历程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学习、借鉴和吸收外来的文化，与继承、发扬传统的文化，应该而且也是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的。它既不象某些人所鼓吹的，对外来文化只能全盘接受；也不象某些人所描绘的，中国传统文化落后、腐朽到一无可取之处。

    在以往的一个世纪里，开始时也正是西方实证科学最为兴旺的时期，理性至上与逻辑推理，实证至上与普遍有效等被视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而凡与此不一致者，则被斥之为非理性的、非科学的，甚至是愚昧落后的、神秘主义的，应当被淘汰的。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与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相距甚远，于是在那一时代追求实证科学的人们的目光里，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了落后无用，必然要被淘汰的东西了。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模糊含混、缺乏逻辑推理和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则更是发展实证科学思维方法的严重阻力，必需彻底批判和清除。

    现在，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发现实证科学的方法远不是完满的，更不是唯一的。许多科学家在研究中碰到用实证科学方法无法证明和解释的问题时，正在越来越多地到东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模糊、混沌的理论与方法中去寻求解答，并且取得了相当可喜和可观的成果。当代著名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在为他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

　“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有两个例子。当作为胚胎学家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由于在西方科学的机械论理想（以服从普适定律的惯性物质的思想为中心）中无法找到适合于认识胚胎发育的概念而感到失望时，他先是转向唯物辩证法，然后也转向了中国思想。从那以后，李约瑟便倾其毕生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科技和文明。他的著作是我们了解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资料，并且是反映我们自己科学传统的文化特色与不足之处的宝贵资料。第二个例子是尼尔斯·波尔（NielsHenrikDavid Bohr），他对他的互补性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间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至他把阴阳作为他的标记。这个接近也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和胚胎学一样，量子力学也使我们直接面对‘自然规律’的含义问题。”[22]

    其实，普里高津自己可说是第三个例子。此外，80年代初风行美国的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卡普勒（Fritzaf Capra）所著的《物理学之道》（《Tao of Physics》），也可称为第四个例子；日本著名物理学家，1949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又可称为第五个例子，……如此等等，我想不必再多加罗列也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哲学整体直观的朴素方法和谈玄说道的形上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科学理论的“源泉”，只要人们善于发现并诠释之，则将对现代科学发展发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从目前的趋势看，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万物一体的整体自然观，正越来越被世界有见识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所重视和接受，它很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科学观念的变化。原先按照实证科学机械论所规定的“科学”概念的内涵，也将重新予以审议和规定，至少许多原先被视为所谓“神秘主义”的东方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的论题、观念和概念等，不应当再被排斥在“科学”概念之外。

    没有民主思想，缺乏科学精神，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的两个解不开的情结。“五四”时期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正是这种情结的表露。时隔将近一个世纪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形态也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范围的文化观念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想这两个情结也到了应当化解的时候了。因此，当我们致力于学习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时候，不仅不再应当妄自菲薄、乃至全盘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反，应当积极地发掘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做出合于时代精神的诠释，以贡献于世界未来世纪文化的发展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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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为推动“国学”或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我认为还须要纠正人们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的视角和方法问题。

    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既有时间（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有类型上的差异，而其中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根本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在其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所在地区、民族、国家具体历史进程的差异，当人们在同一时段内对他们进行比较时，则常常会首先显现出许多时代性差异的特征来。从理论上来讲，当我们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最主要的是应当注意其类型上的差别，发现其间由此而形成的各自不同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以推进全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共同繁荣和发展。但是，要在实践上这样去做并不容易。在以往的一个世纪里，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有不少学者都已注意到了中西文化为类型上之不同，并强调不应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中国传统文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整整落后于西方地区和国家一个历史阶段，因此社会上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更注意和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时代性差异。特别在中国，由于单纯学习西方器物文明（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间有半个世纪）的彻底失败，维新变法的失败，乃至辛亥革命果实的被篡夺等等，更增进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上落后的想法。这也就是在以往一个世纪中为什么会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如此强烈批判和否定倾向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东方地区、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民族和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取得了独立，而且其中一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也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中国大陆在1949年取得政治独立，七十年代末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上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都说明，东方地区、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地区、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但它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历史阶段或时代之间的差距了。正是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境况的变化，也促使了东方民族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反思和自觉，并开始恢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这正是我们所以提出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根据。

    相对于解决中西文化的时代差异问题，处理中西文化类型上差别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如果说时代上的差异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来迎头赶上，乃至消除的话，那么对待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是不能用“赶上”的方法去解决的，而且可能是永远不能消除的。因为，这种文化类型的差异，是在各自地区、民族、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它凝聚着不同地区民族的历史传统，体现着不同地区民族的特有性格和精神风貌（诸如生活习俗、礼仪举止、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因而它也就会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今天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和特点。

    在这一问题上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同类型文化之间不需要交流，更不是说不同文化类型之间不可能进行交流。事实上，从古到今，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交流。融通是一种交流，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只是，这种交流总是以一种文化为主体去吸取另一种文化中与己有益的营养成分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因此，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主体意识是不能没有的，否则出主而入奴，势将沦为它种文化的附庸。

    再有，我们也不能忽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在对待传统文化，特别 是传统伦理问题上那种严重的偏激情绪和全盘否定式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重新全面认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存在着极大的障碍。这种偏激情绪和全盘否定式思维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了极点。那时人们在“大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狠批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下，再一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批判与否定。同时，在这期间，又有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理论的提出，给全盘否定式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加深了情绪化和全盘否定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把“破”看得比“立”更重要，乃至以为“破”了旧的，新的自然就会“立”起来。结果是，长期以来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破”多“立”少，“破”强“立”弱，甚至有些方面是有“破”无“立”。

    其实，“破”和“立”是既有联系而又不能互相代替的。“破旧”只是为“立新”创造了一个条件，而并不能替代“立新”。“新”如果“立”不起来，或长期不“立”起来的话，不仅会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迷茫、空白和无所适从，而且已“破”的“旧”还有可能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就这一意义上来说，“立”比“破”更显重要，而且通过“立”，人们将全面地检讨前此的“破”，从而也能减少继续再“破”时的盲目性和偏面性。照我的看法，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正面发掘、诠释与提倡其优秀的、精华的、有现实生命力的部分，远比老是去批判、清算那些腐朽的、糟粕的部分来得重要和有意义。正面发掘、诠释与提倡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华的、有现实生命力的东西，能够增进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励深深的爱国心；而老是纠缠于那些腐朽的、糟粕的东西，没完没了地去批判、清算它，那就只会加深民族的自卑心，把人们推上崇洋媚外的道路。

三，中国国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本世纪上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曾引起世界许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西方文明的内涵与特质进行思考，这些学者大都注意到西方文化结构中唯科学主义、唯功利主义的偏颇。而本世纪下半个世纪，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在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严重的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生存环境问题。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性开发，无节制的浪费性消费，造成了地球生态的严重失衡和生活环境的日益恶劣。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和生物过程的随意干预，已种下了难以预料的后果。这一切都引起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深思。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都有不少学者反复提倡“新人文主义”，以期摆脱人类日益沦为机器、物欲奴隶的困境，以期找回失落了的人性、自我。而当他们倡导“人文主义”时，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东方传统文化。这当然也回引起东方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反思。

    再有，二次世纪大战以后，四、五十年代，东方各国在政治上先后取得了独立，七、八十年代又在经济上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各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原先那种处处不如西方，妄自菲薄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由此东方各国在文化上也开始了认真的反思，逐步恢复了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重新审查、重新认识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扬东方传统文化的特质以补救时敝，使未来世纪的世界文化获得更为和谐完美的结构，也已成为当前东方各国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

    在以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大环境下，经过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肆破坏传统文化痛定思痛的反思，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价值观念急剧变化而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都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价。此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基本路线和方针，也说明要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研究、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学”研究因而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比如，国家政府部门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与重视。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1981年，在当时国家财政还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即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恢复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改名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每年拨出专款用于建设专业古籍出版社，资助古籍和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出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全国已有专业古籍出版社十多家，在高等院校中成立了近二十个古籍研究所，大大推动了“国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近年来，党和政府更是大力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因此，许多传统的艺术、民俗也得以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又如，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新的认识与重视。经过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即所谓的“文化热”），人们对八十年代新一度的西方文化冲击波也进行了反思。因此，从八十年代末起，社会和学者们又都对传统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国学”、“汉学”等概念重新被提出和讨论，北京大学于1992年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于次年出版了《国学研究》杂志（年刊，目前已出版三期）。

    因此，目前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对于传统文化、伦理，包括儒家伦理在内，开始能用比较冷静、客观、公允的态度去进行分析研究。而且认为，继承与发扬其中的优秀部分，对于建设现代中国新文化是极其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当然，同时也有一些人对传统文化、伦理抱有很深的成见，他们仍然把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伦理，看作封建意识和封建道德，而予以根本的否定。而另外一些人则又盲目地推重传统文化，以至于沉渣泛起，以糟粕充精华，干扰了正常的对传统文化的科学研究。不过，我个人认为，尽管目前在中国开展“国学”研究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和阻力，如：财力的不足，人才的缺乏，研究者学识上的欠缺，以及社会各界对“国学”或传统文化认识上的分歧等等。但从总体上来说，当前乃是近百年来得以平心静气地、比较自由地研究“国学”或传统文化的最好时期。

    对于中国国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我个人有以下的一些认识与建议。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它鲜明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表现为注重现实人生的意义，具体地讲就是注重人生伦理价值与艺术品味，注重人生的自我修养与精神生活。它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这种人文精神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即：一是高扬君权师教淡化神权，宗教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一是高扬明道正谊节制物欲，道德自我完善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也就是说，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有上薄拜神教，下轻拜物教的特点，而这一点恰与现代理性价值观念很有相通之处。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曾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许多著名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恐怕主要是想以中国儒、释、道哲学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境界，以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日益严重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

    本世纪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可以说是对科学技术的绝对崇拜。然而，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见的人们开始意识到，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种种益处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的灾难。人类正在不断地沦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高新科技的奴隶，个人、社会和国家正在不断地丧失自我个性，由此而造成的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危机。而要克服和摆脱这种自我异化，只有重兴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料和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二十一世纪文化建构的方向，应当以人文精神为其主导方向。因此，从文史哲、政经法、农医、工商等各个方面来充分阐发与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以及积极发扬“知行合一”，知之必当行之的实践精神等，应当是未来中国“国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其次，现代科学的发展，业已证明西方近代形成的实证的、分析的方法并不是完美无缺、普遍适用的，而东方传统的整体的、经验的方法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现在，已有不少科学家在研究中碰到用实证科学方法无法证明和解释的问题时，正在越来越多地到东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模糊、混沌的理论与方法中去寻求解答，并且取得了相当可喜和可观的成果（如上文提到的那些事例）。这一事实，给我们提出了“国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即认真总结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有助与现代科学发展的观念、方法、资料等，以丰富与发展现代科学。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人们认为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即所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相“参”关系 [23]，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主要表现在“赞天地之化育”[24]方面。“参”者， “叁”也，人与天地（自然）的地位和价值是平等的。“赞”者，“助”也，人不是凌驾于天地（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一贯以不违背天地自然规律、不破坏自然环境，而能因势利导、顺时治理、尽物之性为上。人类经历了“畏天”（屈服于自然），“戡天”（由认识、改造自然到随意主宰自然）的阶段，我想现在应该走向“敬天”，（即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阶段。如果我们认同此说，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是有其积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的。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全体大用（部分反映全体）的观念，整体把握、普遍联系的辨证思维方法等，对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是很有补益的。

    中国是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大量的史书翔实地、精确地记录了数千年来天文地理种种变迁的第一手观察资料。这是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它已为世界所公认。整理这一笔宝贵财富，把它贡献给世界，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总之，我相信，只要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认真地加以整理和研究，它就必将会对现代科学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多有益的启迪和丰富的历史资源。

    再次，为了正确阐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未来的“国学”研究还必须对以往的参照观念与研究方法进行一番认真的检讨。本世纪以来的“整理国故”或对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大都以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参照系，奉西方实证分析的方法为圭臬。应当承认，借用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来比照中国文化的某些观念，以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梳理中国文化中原来比较模糊的概念和理论，在一些领域与一定范围内确实促进和提高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水平。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维特点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因而，套用这种研究方法整理或诠释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时离其原来的意蕴不知相去几何。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在西方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如今已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来意蕴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深刻反省近百年来的研究方法，找寻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研究方法，是当今推进“国学”研究的最首要的工作。

    上文我们曾说到，中西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其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有的可能通过交流融合逐渐趋于同一；有的虽然通过交流，你中有了我，我中也有了你，但从总体上来讲还是你是你我是我，保持了各自的独特性；有的则可能是永远也融通不了、同化不了的，但它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辅相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点，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可以罗列出无数条目来，但我认为，其中最根本的不同是，两者对宇宙、人生的观察角度和观察方法的不同，而其他的不同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中西哲学的不同，他是这样说的：

    “外国哲学，是从物质发生的，譬如古代，希腊、印度的哲学，都以地火水风为万物的原始。外国哲学，注重物质，所以很精的（指分析精细、精确）。中国哲学，是从人事发生的。……如老子、孔子，也着重在人事，于物质是很疏的。人事原是幻变不定的，中国哲学从人事发出，所以有应变的长处，但是短处却在不甚确实。”[25]

    章太炎的论述虽然十分简略，也很平常，但他确实非常准确地指出了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所在。西方哲学从静态物质发生，其观察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就以注重静态分析为主；中国哲学从动态人事发生，其观察方法和思维方式也以注重动态关系为主。静态分析，其注意处为各个部分和细节；动态关系，其注意处为整体全局和大概。西方人习惯于分别计较，物是物，心是心，分析物时可以与心无关，分析心时可以与物无关；中国人习惯于关联思考，心不离物，物不离心，也就是说，分析物时不能离开心，分析心时也不能离开物。西方人注重理论框架、逻辑推论、体系结构；中国人注重实践经验、具体运作（计算）、应变适用。西方人追求语言的精确与清晰，求其言中之意；中国人追求语言的文采与简明，求其言外之意。

    如此种种的不同，是可以通过交流和比较来达到相互理解的，进而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达到互补互益。然而我们长期以来却是用生硬比附和削足适屡的方法，以西方文化的框架，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诠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结果是使那些原本对变动不居事物的生动描绘和整体把握的理论和方法，都变成了对静止不动事物的机械描绘和部分辨析的理论和方法，或者说把历史的观念和方法，变成了实验室的观念和方法。这里，我并没有评判上述两种观念和方法的孰优孰劣、孰是孰非的意思。我只是想说，用实验室的观念和方法去诠释原来建立在历史的观念和方法基础上的理论或问题，常常会是文不对题、似是而非、失其原意的。

    所以，我所期望的所谓“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研究方法”，说来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把握（说“体悟”或许更好些）的基础上，能够从整体上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思维特征的方法；能够在把握这种整体精神和特征的基础上，去诠释各个分部（如文史哲）精神和特色的研究方法。

    最后，本世纪以来，我国在文化建设的结构上和国民基础教育内容设置上，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偏颇，一是西方文化的比重大大高于中国本土文化，二是科技文化的比重大大高于人文文化。而这两个偏颇，都与过分地否定传统文化，不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认为，当前我们的“国学”（传统文化）研究，不应当仅仅是少数学者的学术研究，而必须在国民基础教育中大幅度地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对受过不同层次教育的每一个国民，应当有不同程度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要求。其次，也不应当仅仅是书斋式的研究，而应当密切联系现实社会生活，使“国故”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现时代新文化的根基和组成部分。

    中国近百年来在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评价上，常常是与政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前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研究“国学”的环境，然而会不会又因为今后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再次受到危险呢？如果从中国近代史的经验来说，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不过对此我是持乐观态度的，因为我们同样从中国近代史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之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因此，尽管我们不希望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影响到“国学”的研究，而即使不幸发生了这样的变故，这也只是暂时的挫折而已。更何况有时对“国学”或传统文化的声讨和批判，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传播作用。

    在今后，我们也还会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只要我们站稳脚跟，确立文化主体意识，以开放的心态来迎接西方文化，那么我们不仅不需要害怕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影响，而且可以在这种交流与融通中发展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学”研究，并不是保存古董，不应该故步自封，因此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用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从而使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更为丰富多采，这也应当是我们对国学未来趋势的一种展望。

—————————————

注 释：

  〔１〕魏源《海国图志》。

  〔２〕如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中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３〕《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

  〔４〕〔７〕《〈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引自《胡适散文（第一集）》， 1992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５〕〔６〕《学衡杂志简章》，引自《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1995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８〕《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引自《胡适散文（第一集）》，1992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９〕《编辑后记》，原载《独立评论》第 124号，1935年 3月。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１０〕〔１１〕原载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 1月15日，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１２〕〔１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原载《文化建设》第一卷第四期，1935年 1月10日。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１４〕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原载《独立评论》第 145号，1935年 3月31日。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１５〕刘契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原载《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九期，1935年 6月10日。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１６〕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原载《正风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5年 1月。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１７〕同上注〔１５〕。

  〔１８〕〔１９〕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原载天津《国闻周报》第12卷第23期，1935年 4月。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２０〕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Jacob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２１〕《荀子·王霸篇》。

  〔２２〕转引自《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199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３〕《荀子·天论篇》。

  〔２４〕《中庸》。

  〔２５〕《说新文化与旧文化》（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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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及素质教育特点浅探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需求，人们对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1997年两会期间，与会代表针对素质教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是就目前的教育学界来讲，对什么是素质，素质教育有哪些特点，还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也拟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长者。

一．

目前，对于素质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就整个教育界来讲，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大家见仁见智，各守一隅，各执一据。从不同的立足点出发，给出了种种理解，一些报纸象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国家报纸和浙江教育报等地方报纸都分别以征文的和讨论的形式发表了许多的文章，这些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对素质教育的了解。

较普遍的认识，认为素质教育具有普遍性或者它的全面性从这一立足点出发，比较权威的是李岚清同志的说法，他认为素质教育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都爱祖国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使学生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一种教育。在这里，他认为素质教育就是一种全面性教育，就是一种使学生协调发展的教育，这种认为方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一些，如周浩波，他也认为素质教育有两个根本宗旨“一是面向全体学生，二是使每个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具体的方面出发，来阐述自己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如毛志成先生，他对毛泽东教育思想体系做了分析之后，指出素质教育首先要“对人的培养强调人格品质的公益化．公德化抵制自私公，贵族化，其次，就是在对智育素质的设计中，强调人在面前的主人地位和生动形象，反对被动承受知识爆炸，他是从人格质量和对知识的使用这一方面来说明素质教育的。

我们认为，李岚清同志的说法是比较全面的，也是比较权威的，因此，我们认识素质教育是什么也基本上按照这一思路来的。

我们认为，要搞清什么是素质教育，首先要搞清什么是素质，在阐释什么是素质教育如果忽略了对素质的说明，那么也就忽略了我们的主题了，因为我们要说的是素质教育，而不是什么教育诸方面的问题，那么什么是素质呢？从释义学角度来看，素质有三种解释，一．指事物本来的性质，二，指素养，也就是平日的修养，三，心理学上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特点，我们这里所说的素质是哪种解释呢？我们这里的素质，可以说是一种素养，这种素养大部分是经过后天的学习和培养才具有的，它既非先天性的，也不是心理的，当然，不敢否认其中有着先天的和心理的因素在，具体来讲，这里的素质应该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如果我们从人格质量这一大范畴中给素质定位的话，它应该是指一．思想道德素质应该成为主要优势，使受教育者形成趋于崇高．趋于正义，趋于公益的美好心态，和基于这种心态所焕发出的各种生动的人格，即有道德；二．科学文化素质应该主要指在占有知识的同时，挣脱知识的压迫，永远以知识主人的姿态对知识进行使用，积极进行再生产和勇于改造陈旧知识的能力。三劳动技能素质应该以学生在学好文化课的同时，应该具备一门实践技术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衡量标准。四身体心理素质应该以大多数学生将来具有能从事正常劳动（包括体力．脑力的综合劳动）的健康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特征作为主要衡定标准，所有这四点合起来，就构成了素质教育中的“素质”

对素质这上概念明确了，我们就不难明白素质教育了所谓的素质教育就是提高人的素质的教育，既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又包括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还有教育主体，人这就是素质教育。

二．

在简要说明了什么是素质教育后，让我们来归纳一下素质教育的特点。

素质教育是相对于应试教育而言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应试教育的弊端而产生的，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证明，应试教育是不利于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还有人另外总结了应试教育的五点弊端：一．冲击思想道德教育，乃至使思想道德教育消亡。它对青少年一代的自私心态，具有社会上任何个人主义都无法比拟的能量；二，伪化科学文化教育，使科学文化教育僵化，模式化，阻遏了高品位人才的涌现；三，笨化教育手段，扼杀教育的生动性，四，代价沉重，甚至得不偿失，五，，误国误民，虽然其中不会有偏激之处，但是细想起来，这种分析也不无道理。正是应试教育使得学生失去了主动性，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使学校不得不抓升学率，放弃其他不考的课程，造成德育工作的名存实亡，孩子们道德心理的堕落，体质下降，正如一些重点学校校长所说的，应试教育嘛，不抓升学率行吗？升学搞不上去，谁来信任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太累了，2但谁也不放松手，长此以往，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由此看来，应试教育紧紧捆住了师生们的手脚。

而素质教育正是为消除这些弊端而产生的，因此，它的特点可以说就是优点.根据我个人总结，我认为素质教育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全面性，这是素质教育的第一大特点，全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教育主体全面，凡是要面向全体学生，它一改应试教育那种为了升学率只抓成绩优秀的学生，而对差等生置若罔闻的作法，而是兼顾每个学生，公平地享有教育资源，以求自身的发展，二教育内容的全面，应试教育是一种片面的淘汰工教育，它的教学内容，只重智育，忽视对德育体美营的教育，影响青少年侧面素质的提高和健康成长，而素质教育却不然，它是全面的全方位的教育，它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身体心理素质等诸方面的教育，不但使学生有知识，还使他们有道德，有理想，不但使学生懂得书本知识，还使学生会生活，会健体，会审美，全面而协调的发展。

二．选择性，这是对于教育主体来说的，即受教育者在个人学习的去从上楞以做是一定的选择，有自己的主动性权，这就一反应试教育那种近乎强迫的知识灌输，只要对考试有利，就必须学习，从不考虑学生个人的心理需求，而素质教育则把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心理需求也考虑进动，使之更有利于个体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和智能。

三，生动性，由于素质教育是全面的教育，是适应个人需求的教育，因而也是一种生动的教育，它一改应试教育的死板，教师也不再以惊人的作业量和十遍八遍的重复为手段，而是种用各种兴趣小组，各种课外活动以及课堂教学来开启学生的心智，使学生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四，成绩表现的多样性，由于素质教育是全面的，有选择的教育，学生的才能就不总是表现在考分上，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多方位的。

如海门市，城区小学在开展了素质教育之后，有400多人次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并获奖，1200人次在各级各类比赛中争得荣誉，再如江苏省建湖县上冈中学，他们以开展素质教育，全面实施开发学生潜能让学生获得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成功为主要目标的成功教育系统，学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1988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德育先进校，被省教委评为劳动教育先进集体，1996年被省评为省级四级运动经学校因办学成绩突出  誉为江苏省农村中学的中学，这就是素质教育的结果，同时也表现在教师身上赌一从死板的教学中摆脱出来，从素质教育获得新的方法，探索新的路子，不但教学成果斐然，而且科研成果也特别突出。如新疆石河子市第一中学，在开展素质教育后，60多名教师在省级刊物发表教学论文一百多篇，先后有5名教师获全国先进称号。

五，时代性，这是素质教育的显著特性，素质教育是适应时代的需求而产生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的发展，树立整个人类社会的大教育观，把教育科技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密切的整体，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素质教育正是应这上要求而产生的。 

三

以上对素质以及素质教育的特点进行了初步地、尝试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