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已经看到，我的安静的青年时代在一种平稳的，相当甘美的生活中流逝了，既无大祸也无大福。这种平庸大部分是我那种虽热烈却又软弱的天性造成的；我这种天性，难于振作却极易灰心；他要受到强烈的震撼，才能摆脱闲静；却又由于慵懒与爱好而恢复原态。它老是把我拉回到我自认生而好之的那种闲散而宁静的生活，离大的美德远，离大的恶行更远，因而它从不容许我有什么大的作为，无论在善的方面还是在恶的方面。

          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脑力都衰退了，几乎不能做任何工作了；我写这第二部，只是勉为之，心头压着无限苦楚。她给我展示出来的，尽是些大灾大难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尽是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我恨不得把我要说出来的一切埋葬在永恒之夜里；而我既不能不说，又不能躲躲藏藏，耍花招，打掩护，硬着头皮，做出来我生来最不会做的事。

          对于这些善良的人们，我都感激。然而后来我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由于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那种不可克服的常使我貌似忘恩的疏懒。他们的隆情厚谊，我未尝一日忘怀，但是要我不断地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却比用行动报答他们要困难得多。准时写信始终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我一开始疏于音问，就感到羞惭，不知该怎样弥补过失，这种羞惭和尴尬又反过来加重我的过失，我就索性不再写信了。因而我就音信杳然，仿佛把朋友们全忘记了。巴里索和佩里雄简直毫不介意。我发现他们始终热肠如故；但是人们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身上可以看到，当一个才子以为被人疏远了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会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深信，既确实而又惊讶地深信，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却坚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尽管他们提出的反驳大部分都那么无力，那么不正确，尽管我承认我在回答的时候有些胆怯，而且措辞不当，但是我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能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满意。我总是目瞪口呆地看到，他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就用几句漂亮话轻易地对我进行反驳。

          为了正确审查一个专门问题，尽管你对各门科学的知识很广博，如果你在广博之外不加上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则远不如一个知识浅陋而对这一门却研究得既专又深的人。

          我心里想：“谁成了那一行的尖子，就一定会走运，机会自然会到来，我凭着本领就能一帆风顺。”这种幼稚的想法不是出于我的理智的似是而非之论，而是出于我的懒惰。要想奋发，就得做出巨大而又迅速的努力，这使我害怕，因此我极力美化自己的懒惰，想出一套合适的论据来掩盖可耻的懒惰。

          在病后休息期间，我有工夫靠LU了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痛恨我的羞怯，软弱和疏懒；由于这种疏懒，尽管我感到心头燃烧着烈火，却还是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经常处在山穷水尽的边缘。

          我那时只凭自己一人去闯，没有朋友，无人指导，缺乏经验，远在异乡，服务于异国，侧身于无赖之群，这些无赖为了自身的利害，为了不要有清流显示出他们的污浊，都极力怂恿我去和他们同流合污，而我却绝对不这样做。

          我承认，有出头露面的机会，我也并不躲避，但是我也不乱找机会去出风头。我觉得，只要好好地服务，企求良好服务的合理代价，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所谓合理代价，也就是博得有能力评判和褒奖我的工作的人们的赏识而已。

          象这样一个混蛋当然不可能了解我的为人，但是他懂得我身上哪一方面可以被他利用。他知道我忍受无心的冒渎时是宽厚，温和到极点的，而对预谋的侮辱则高傲而毫不宽容，他知道我在一定场合是爱体统，爱尊严的，时刻注意对别人应有的尊重。而别人对我的敬重，我也要求严格。他就从着方面下手，终于使我忍无可忍了。

          有两个原因阻止我这个愤慨的种子，不让他在当时就象后来那样发展起来，一个原因是，在这件事里，我自己是当事人，而个人利害从来没有产生过伟大而崇高的东西，不能在我心里激起那种只有对正义与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圣洁的内心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他以一种更甜美的感情的优势，缓和并平息了我的愤怒。

          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的灵魂是这样超逸，而对细节的注意却又发展到寸步不让的程度。

          次年，即一七五零年，我已经不想我那篇文章了，忽然听说它在第戎得奖了。这个消息又唤醒了我写出那篇文章时的全部观点，并且对这些观点赋予了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代灌输到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发作起来了。从此我就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议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虽然那糟糕的羞怯和对别人嗤笑的畏惧，阻止我立即照这些原则行事，阻止我与当时的信条公开决绝，我却从此下定决心，只等到种种矛盾刺激我的意志，自信确能胜利的时候，便毫不迟疑地付诸实践。

          总之，我对我的行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事要瞒过我的朋友，也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件事看不出一点不对的地方。

          但是，出卖朋友的信任，违背最神圣的许诺，把我们胸中的秘密公开出去，恣意败坏一个受过我们欺骗而在离开我们的时候仍然尊重我们的朋友的名誉，这一切就不是过失，而是灵魂的卑污和丑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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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抛弃任何发财和上进的计划。我既决定在独立和贫穷中度过我的余生，我就竭尽我灵魂的全力去挣断时论的枷锁，勇敢地做着我认为善的一切，毫不顾及别人的毁誉。我所需要破除的那些障碍，以及为战胜障碍而所要做出的努力，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总算尽量坐到了，并且超过了我自己原来的期望。如果我也能和摆脱舆论的束缚一样摆脱了友谊的束缚，我一定就把我这个计划实现了——这个计划也许是尘世上人所能设想的最伟大的计划，至少也是最有益于道德的计划；然而我一面蔑视那庸俗的一群所谓大人物和哲人的荒谬的评说，一面却又听凭我那些所谓朋友们的摆布，让他们把我象小孩子一样牵着走。而这些所谓的朋友们，看我独自走在一条新的道路上，便嫉妒起来了，他们表面上似乎在努力使我幸福，实际上却努力使我成为笑柄。他们首先极力贬低我，以便最后达到败坏我的名誉的目的。引起他们对我嫉妒的还不是我在文坛上的成名，而是我在这里开始的那种个人生活上的改革。我在写作艺术上出点风头，也许他们还能原谅，但是他们不能原谅我在行为上树立一个似乎使他们寝食不安的榜样。我生来就好交朋友，我的脾气平易而又温和，很容易产生友谊。在我默默无闻的时候，凡是认识我的人一直都爱我，我没有一个仇人；但是我一旦成名，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这是个很大的不幸；而尤其不幸的是我身边尽是自称为朋友的人，他们利用这个名义给予他们的权利，来把我拖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要拒绝就得招来无数的仇人，要敷衍就得听人家摆布，不管我怎样应付，一天里没有一个钟头时间是属于我的。

          我的知交和相识把我这只野性难驯的熊牵着鼻子跑，就跟牵一只羔羊一样。而我的挖苦话也都是一些听起来刺耳，却又是普遍的真理，我从来就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一句得罪他的话。

          在他心目中，我这个朋友从来就是勉强充数的......“......将来当你在那轰轰烈烈的成功所给你的最初的陶醉过了之后，感觉到空虚的时候，我希望你回到我这里来，你随时都能找到我......”

          我的最大的不幸始终是抵抗不了人家的亲切，而我没有一次屈服于别人的亲切而自己不吃亏的。

          这种友谊使我始终觉得他为人可亲可爱，并且由于这种友谊，我才除了我自己内心所提供的证据之外，知道正直与节操有时是能与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人人都在别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意大利谚语）

          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默想激扬起来了，直至升腾至神明的境界；从那里，我看到我的同类正盲目地循着他们充满成见，谬误，不幸和罪恶的路途前进，我以他们不能听到的微弱声音对他们疾呼：“你们这些愚顽者啊，你们总是怪自然不好，要知道，你们一切的痛苦，都是来自你们自身的呀！”

          就是在跟我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太难发现笃实敦厚的气氛，开诚布公的精神，率真的态度。所以，我恨透了这种喧嚣的生活，开始热切地盼望能到乡间居住。

          凡是值得受人尊敬得人，他们对一个人的尊敬，会在这个人的心里产生出一种比虚荣心所产生的感情甜美得多，高贵得多的感情。

          我的懒散不是游手好闲的人的懒散，而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的懒散，他只是在爱干活的时候才干活。

          但是，我感觉到，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我的天才，毁灭我的才华。我的才华不在我的笔上，而在我的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运思方式产生出来的，也只有这种运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华发荣滋长。任何刚劲的东西，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只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出来，需求和贪欲也许能使我写得快点，却不能使我写得好点。

          当我一面探测自己，一面观察别人，来寻求这种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方式大部分是由外界事物的先入印象决定的。我们不断地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意识，感情，乃至行为上受到这些改变的影响。我搜集到的许许多多的观察资料都是没有争论余地的；我觉得这些观察资料，由于他们是合乎自然科学原理的，似乎很能提供一种外在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随环境而加以变通，就能把我们的心灵置于或维持于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如果人懂得怎样强制生理组织去协调他所扰乱的精神秩序，那么他就能使理性不出多少偏差，就能阻值多少邪恶产生出来啊！气候，季节，声音，颜色，黑暗，光明，自然力，食物，喧嚣，运动，静止——它们都对我们这部机器产生作用，因此，也就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作用；他们都为我们提供无数的，近乎无误的方法，去把我们听其摆布的各种思想从其起源处加以控制。

          我觉得对神的崇敬，没有比这种由静观神的业绩而激起的无言的赞美更恰当的了，这种赞美不是具体的行动所能表达出来的。我懂得为什么城市里的居民没有多少宗教信仰，他们见到的只是墙壁，街道和罪恶。

          然而人之是否崇高，只是以其情感是否伟大高尚，思想是否敏捷丰富而定。这里事实只是些偶然的原因而已。我的一生尽管默默无闻，但要是我的思想比国王们更丰富更深刻，那我内心的全部活动就会比他们的更能吸引人。

          人不年轻了，而有一颗年轻的心，是不会不吃苦头的。

          友谊的真正价值，在人们所感到的友谊之中比在人们所唤起的友谊之中体现得更多。

          在不幸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通常总是使卑怯的心灵恼怒，而使高尚的心灵喜悦的。

          要想透过那么多的成见和假装出来的激情，在人心中辨别出真正的自然感情，就必须善于分析人心。要想——如果我敢这样说——感觉到这部作品中充满着的那种种细腻的感情，就必须有精审入微的分寸感，而这种分寸感只能从高级社会的教养中得来。

          根据外表来判断是多么容易上当，而俗人又是多么重视这种根据外表的判断啊！我也感到，有罪者放肆大胆，趾高气昂，而无辜者反而羞惭满面，局促不安，这又是多么常见的事啊！

          我生性是开朗坦白的，正因为我不能掩饰自己的感情，所以我对人家将感情向我掩饰起来也就疑虑万端。

          因为我早就发现，暗地绝交反而于我不利，因为这种绝交把友谊的假面具留给我那些最险恶的仇人。

          可是，我在交际方面所缺乏的才能反而把我所具有的才能变成毁灭我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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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为害我而伤脑筋，却不能强迫我也为害他们而伤脑筋。

          我爱忙些无所谓的小事，什么都做一做，却什么都做不完，我爱随兴之所至东奔西走，我爱实施改变计划。我爱盯住一个苍蝇看它的一切动作，我恨不得搬起一块岩石，看看底下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爱满腔热忱地捡起一个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而十分钟后又毫不惋惜地把它丢掉。总之，我爱整天东摸摸，西看看，既无次序，又不持续，一切都只凭一刹那的高兴。

          我的天才和才华与其说是使我走向富贵的阶梯，倒不如说是使我不慕富贵的保证。

          没有美德就毫无真正的幸福可言，在任何逆境中都可一个贤德的人。

          假使每个人都能洞悉别人所想的，那么他就会发现，愿意退后的人一定多于想往上爬的人。

          激昂太过则易转低沉，持续不断，始终不懈地尽自己的本分，所需要的毅力并不亚于完成英雄事业所需要的毅力。

          做好小事情更能获得荣誉和幸福，经常受到人们的尊敬比让别人赞美数次要强过百倍。

          恨和爱一样，是容易让人轻信的。

           正的幸福是不能描写的，它只能体会。体会得越深就越难以描写，因为真正的幸福不是一些事实的汇集，而是一种状态的持续。

           《忏悔录》—— 让.雅克.卢梭

           《忏悔录》序

          过分的贞洁可以引起痛苦的压抑，过度的放纵导致无休止的邪念。

          乔治.吉斯多夫在《发现自我》一书里戳穿了这种手法，他说：“忏悔从来没有把一切都说出来过，也许是因为现实是如此复杂和纷繁，以至没有任何描述能重建一个真正忠实的形象......就这点而言，去阅读一本旧的私人日记是很说明问题的。我们打算逐日记下的东西是对日常现实生活的一份最原始的说明，但我们记忆里所保留的却和它一点也不相符......”

          人的思想若能相当客观，使其能以其他已知条件对自以为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感情加以修正，这样认识自己才有可能。这些条件是：他的出身，童年，阶级以及这些环境使他形成的成见，他的身体状况以及由此而受到的局限，使他产生种种反映和欲望的环境，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这一时代的人的癖好，迷恋和迷信等。我们可以设想，台斯特先生就这样剔除了所有在他身上而又不算是他的东西。但是这么做之后，他还能剩下什么呢？对自己的真正认识不就是对世界或上帝的认识吗？

           安德烈.莫洛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