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晴云

　　鲁迅小说是中学语文教学中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但我在学生中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发现：多数学生对鲁迅作品内蕴的把握并不全面。鲁迅小说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的统一体，离开任何一方，都可能导致对鲁迅小说的误读。中学语文教学往往偏重于对鲁迅作品内容的解析，对其形式研究却重视不够。以《祝福》为例，学生对祥林嫂的故事异常熟悉，对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意义认识较为深入，而对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作用及其形象内涵却不甚了解，甚至忽略了“我”与鲁镇的关系。实际上，叙述者“我”的地位决不逊色于作品中的其他典型人物（如祥林嫂）。在《祝福》及《呐喊》《访煌》等其他许多作品中，作者之所以选择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祝福》运用了鲁迅小说最常用的“归乡”模式，这种情节结构模式的特点是：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构成一个复调。叙述者“我”又常常是一个远离故乡社会环境，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社会精神和道德观念禁锢的知识分子，通过“我”远离故乡又回到故乡并最终离去的人生行程，展示“我”与故乡传统社会的不相容性，并通过“我”的眼光折射出现实故乡的闭塞、衰败和萧索。除《祝福》外，《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等都运用了这种情节结构模式。 

　　在《祝福》里，“我”的行程似乎与《故乡》有着某种承继关系：“我”在“祝福”的前夜回到鲁镇，但这次归来已不再存有《故乡》里那种寻梦的奢望，是“早已决计要走”的，因为“我”既已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也不会改变，对“我”来说，现实的鲁镇社会如此陌生，只能感受却无法融入它，在新年的“祝福”中乞求来年的好运气是他们的事，与“我”毫不相干。身在故乡却时时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我”注定是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况且，从鲁四老爷“俨然的脸色”和“不很留”的冷漠里，“我”读出了自己的不合时宜，所以这次归来并不打算久留。 

　　然而，正当“我”“决计要走”时，却出人意料地与祥林嫂相遇。接下来，作品一面展开祥林嫂“有无灵魂”的发问在“我”精神世界里激起的波澜；另一面，通过“我”的回忆、耳闻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嫂的故事串联起来。 

　　在这里，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以“我”为叙述者首先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恰当的视角是作者展开故事与读者理解文本的关键。我们知道，鲁迅小说对传统小说的革命首先就是对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的突破，他的小说多采用限制叙述，将作者与叙述人明显剥离开来。因为任何一篇作品都不是作者本人所有思想愿望和情感意志的体现，作者必须把叙述的任务交给叙述人，才能更客观、更真实地将故事呈现给读者。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者通常情况下即指作品中的“我”，这个“我”是故事中人，而不是置身故事之外的作者。 

　　在《祝福》中，作者为什么选择“我”棗一个远离故乡的知识分子作为叙述人，而不用其他人，如鲁四老爷、四婶、冲茶的短工或是柳妈呢？因为作者对故事里的其他人物，即使是生活在祥林嫂周围、对她异常熟悉的人都持以不信任态度，即不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他们。“不信任，不一定是不尊重，而是认为他们没有可能或没有能力把身边发生的事情依照作者需要的方式叙述出来。”①在鲁镇，没有人真正关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个礼教道德的牺牲品，长期的封建压迫和禁锢，折磨得她像一个木偶，根本没有能力诉说自己的不幸和痛苦。这些冷酷、麻木、愚钝的灵魂，感受不到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和社会的黑暗，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注定担当不起故事叙述人的角色。所以，作者只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我”棗一个熟悉故乡却远离了鲁镇传统社会、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有“我”能够站在更高的视点上，以“智识者”的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索祥林嫂悲剧的实质及其社会意义。不仅如此，“我”站在这个远距离的视点上，还以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作品里的所有人物和发生的所有事件，把鲁镇社会这个祥林嫂悲剧的罪魁祸首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祥林嫂的不幸在鲁镇引不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这种表面上的麻木、混饨，显示了鲁镇人们人性的残忍。“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不但成为鲁镇社会与小说人物活动的摄像机，而且实现了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远距离观照。 

　　所以将“我”推人故事层，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解剖着知识分子的灵魂。 

　　除直接表现知识分子问题的作品外，《呐喊》《彷徨》里还有很多作品都用了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作叙述人，如《祝福》《故乡风一件小事》等，这就为作者不断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提供了机会。鲁迅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是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整个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把他们看作思想启蒙的主体，希望他们肩负起改革社会的重任。而“五四’时期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本身还有很多弱点，他们必须正视自我，克服自身的弱点和不足，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所以这些作品中的“我”便承受着精神的酷刑，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灵魂的解剖。 

　　在《祝福》中，面对祥林嫂“有没有灵魂”的发问和惨死，“我”发现了自己与鲁镇社会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令“我”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软弱与浅薄。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没有勇气正面回答，而只以“说不清”三个字来搪塞，此后匆匆逃走，在不安与不祥中度过了一夜。既在“我”预料中又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祥林嫂的惨死令“我”诧异和惊慌，但这种精神的危机“只是暂时的事”，很快“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有些负疚，并且为了卸去这偶尔的负疚感，“我”已决计离开鲁镇。 

　　小说的叙事学通常把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分为“可信赖的”与“不可信赖的”②，“前者表现为叙述者的信念规范与作者是一致的，而后者则相背离”③。“我”对鲁四老爷的封建思想观念和伪善持批评态度，对鲁镇的守旧习俗感到格格不入。这些足以使读者把“我”后成“可信赖的”叙述者，但在对待祥林嫂的疑问和死讯的态度上，“我”又失去了可信赖性。“我”虽然是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鲁镇社会的黑暗，却深感自己无能为力，甚至潜意识里想逃避现实矛盾，在失望和痛苦之余希望卸去负疚感，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精神道德上的不足，这种不足正是传统思想在“我”灵魂里的深刻影响。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者尚且表现得如此冷漠和无动于衷，下层民众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更反衬出祥林嫂的不幸和社会的无情。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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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深入一步看，《祝福》中的“我”不是一个孤立的人物形象，我们还应该把它放在整个《呐喊》《彷徨》中探寻其深层内涵。 

　　鲁迅在《呐喊》《彷徨》的创作中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尽管小说作者不能把自己的全部生活信念与情感意志转嫁给叙述者，但是在小说中，“叙述者实际上是作者最信赖的一个人”④，作者要依靠叙述者具体展开小说的叙述，并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情感世界以读者能够接受的形式带入到小说的叙述中去，因此小说作者与叙述者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叙述者必然带有作家的主体特征。《呐喊》中的一部分作品如《狂人日记》《孔乙己》《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等已明显带有这种主体特征，但叙述者与故事的联系并不密切，甚至有些疏远。到了《彷徨》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主体性明显增强，除《祝福》外，《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叙述者“我”和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自我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整将作品就是“自我灵魂的对话和相互驳诘”⑤。而《伤逝》中的“我”就是作品的主人公，作品通篇都是对自我灵魂的严厉质询。如果把这几篇作品联系起来阅读，这些叙述者“我”就组成了一个有内在一致性的形象系列。他们都是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保留了更多的真诚和纯洁，不虚伪，不势利，他们爱人类，有正义感和责任心，思想认识明显高于普通民众，只不过粗糙的现实社会磨损了他们心灵的表面，使其带着累累伤痕，由此也产生了明显的思想局限：在《伤逝》里，“我”不可能真正理解子君的苦衷，不敢如实地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终于导致了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孤独者》和《在酒楼上》中，叙述者“我’对主人公同情、关怀、惋惜却爱莫能助，有时也表现出不能理解的态度，这更进一步加深了主人公的孤独感和悲凉感。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一面讲述他人的故事，一面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叙述者的心灵历程相成与主体平行的复调，共同“呈现出一个苦苦思索和探求人生之谜的寻路者形象”⑥。这一性格形象在鲁迅小说中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其艺术魅力毫不逊色于其他典型人物形象（如祥林嫂、闰土、孔乙己等），而且这些带有主体性的叙述着使整个鲁迅小说带上了鲜明的作家主体特征。外国学者对鲁迅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尤其重视这种主体特征，他们不太看重故事的被叙述者，而是重视叙述者对被叙述者及整个作品的影响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最为关注的不是鲁迅小说中人物的历史命运，而是作家通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属于作家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形态或文化心态，而鲁迅小说，特别是《彷徨》通过叙述者“我”展示了这种精神世界棗一个带有鲁迅主体特征的高度理性化的精神世界。在某种意义上，鲁迅小说正是以此与世界文学接轨。 

　　①④王富仁《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②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 10月版。③周宪《〈小说修辞学〉中译本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⑤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⑥吴晓东《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一期。 

（作者单位：山东潍坊学院中文系　261043）

摘自《中学语文教学》2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