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行

    当社会关于呼唤次道德出笼的叫嚣充斥于耳的时候，我不禁为之苦笑：面对现代的文明社会，难道传承了几千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优良的伦理道德竟然落得如此下场——温顺地低垂下那颗曾经高贵的头颅？难道历史的进步真的就该以道德的堕落为代价？

我百思不得其解，也注意到各种媒体关于教师素质的诸多的负面报道。诚然，对于为了所谓的“师道尊严”而贬低学生的人格、玷污教师自己人格的行为，教师不仅应该从自身反思，并提高自身素质，社会也应该从道德上予以批评，从舆论上给以抨击，甚至于从法律上加以制裁。

但是，面对现在社会青少年素质的整体滑坡，面对大量的“问题学生”或者“准问题学生”——“他们贪图安逸，害怕艰苦，只讲实惠，不讲道德，只讲物质，不讲精神，丧失了健康的欣赏功能”，社会不去仔细诊疗，妥善开处方，反而归咎于教师不肯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值此，教师该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光传授知识而不育人，是教师的失职行为，它违背了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的根本宗旨。而“育人”，又该培育什么样的人？是培养适合社会万象的人，还是培育具有起码的伦理道德的人？前者是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我回答不了。在《读友文摘》2002年第3期上有一篇《不可饶恕》的文章，说的恰恰是“小节”不可饶恕！而后者又必然会与社会诸多层次的道德标准产生冲突。是从众媚俗，还是特立独行，又怎是一个“育人”了得？又怎是一个“师道尊严”了得？

让人觉得十分合理的是，关于维护“师道尊严”与否，“怎样育人”就成为一个非常外化的现象。“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许多教师常常忽略了他们（此指学生）生存、生长的背景，忽略了他们长期遭受歧视、冷落后所形成的抗拒心理。这样，体罚现象虽然依然存在，但收效却极其微弱。当费尽心血换来的不是赞誉，而是变本加厉的歧视和冷落时，他们对校规校纪、体罚以及国家法律还能有多少好感呢？在他们的思想里，冲破这些恰恰是敢于向自我也向社会挑战的英雄行为！”（《教师报》2002年2月27日）这是曹保印先生在《“我眼中的老师”问卷调查综述及思考》的一段话。对此，我的理解是：其一、曹保印先生质疑“用校规校纪、体罚以及国家法律压制学生，有多大作用”有失偏颇。校规校纪、国家法律只是手段，并且不是唯一的手段。而目的在于品德的养成，在于加强学生的自制力，并不在于遏制学生的个性。此外，“体罚”未免夸大其辞。其二、曹保印先生所说的“在他们的思想里，冲破这些恰恰是敢于向自我也向社会挑战的英雄行为！”有为学生所谓的“张扬个性”摇旗呐喊之嫌。当然，个性要得到张扬，但绝不是“个性的张狂”。如果不在学校正确培养学生的自制力，那么今后我们的社会充斥的只是自大的“夜郎”！如果不在学校正确引导学生个性的张扬，那么今后我们的社会充塞的只是不拘小节也不识大礼的“怪才”！其三、曹保印先生大约认为现在的学校教育挥舞的都是“大棒政策”。“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严而有情，严而有理，严而有方，严而有度。”没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无所谓“育人”；没有“规矩”，也就无所谓“教导”。教育之道，既不是滥用“规矩”，也不是“放鸭牧羊”。教育之道，在于“润人细无声”，在于“长善救失”。

其四、学校教育应该肩负起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改造任务。其实，以曹先生的教育理论，曹先生应该清楚不仅仅是学校具有教育的功能！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学校教育的影响，要让学校担当起教育的全部职能，那只能一相情愿而已。何况学校和教师当得了“救世主”吗？

 讲“师道尊严”，并不是否定师生之间的人格平等，并不是表示师生民主平等观念的淡漠，并不是意味着师生之间的隔阂；不讲“师道尊严”，师生就可以平起平坐了，师生就可以申辩交流了，师生就没有心灵的藩篱了。果真如此，那么，直呼“师”名，有了亲和力了吧，但这就意味着师生人格的平等了吗？允许申辩、自由交流便能消除了师生的隔阂吗？粗糙地划分“师道尊严”，我们的老师的处境只会更加尴尬！

对于“师道尊严”的关注，我们是否应该持有一种平常心？否则，对于“师道尊严”的变了味的关注，一棍子打死“师道尊严”，老师该放在什么位置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管怎样，老师啊，你慢些走啊，慢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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