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鲁四老爷、柳妈形象新解——兼谈小说教学以人为本分析法(网友来稿)

连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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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四册《祝福》对我是一种痛苦，因为我感到我是“反动”的。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觉得鲁四老爷有点冤枉，他既没有克扣祥林嫂的工钱，也没有打骂祥林嫂，祥林嫂的婆婆把她抓回去作为商品换回儿媳时，他甚至觉得“可恶”，如果象教参上说“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悲剧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是不是有点过分了。鲁四老爷应该只是一个小富农，而不是“农村地主阶级”，因为在祥林嫂被其婆婆掳走后，“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午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可见鲁四并不“阔绰”。但他也有着中国人的普遍的庸俗，即好议人长短、自私，在祥林嫂的再嫁中他也发表了他的意见，且唯恐给自己带来晦运，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也有着这样的迷信思想吗？这种思想应该受到批判是无可非议的，但鲁四并不是共产党员，要求他超前地认识社会并不合理的。当然，他最后把祥林嫂赶出家门，是冷酷无情的，可是我们社会中不也有儿子因为孤母是种拖累而置之于死地的案件吗？我想，鲁四在鲁迅的笔下，是一个更为冷血的“看客”罢了。我倒觉得柳妈是一个更为可悲、可恶、可恨的人物。她是一个和祥林嫂一样有着不幸的命运的下层劳动妇女，从这点上看，柳妈是可悲的。但她又是可恶可恨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柳妈有着当时处于底层的中国人的最阴暗的心理，她不仅对自己的不幸无知无觉，可是她却把别人的不幸和痛苦作为用以慰藉乃至娱乐自己的东西。她的调侃与嘲弄使祥林嫂甚至不想再“说一句话”。（二）柳妈与祥林嫂的第二次对话使祥林嫂沦入了恐惧的深渊，她告诉祥林嫂其两任丈夫地狱里会争夺她，把她分尸。她让祥林嫂去“捐门槛”以赎罪，祥林嫂本来是社会罪恶的受害者，正是柳妈使祥林嫂把社会的罪自觉地转化为自己的罪过，从而最终使祥林嫂完全失去了对社会的反抗精神，这可说是“诛心”，“哀莫大于心死”，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恶。（三）她自以为让祥林嫂去“捐门槛”可以使祥林嫂得到解脱，岂不知这使祥林嫂陷入更深的悲剧命运之中，这种不懂的“有为”比“无为”更为可恨。正如一个在课堂上全然讲错的教师远比一个什么都不讲的教师更为可恨。如果说鲁四老爷杀死祥林嫂的一把“明刀子”，那么柳妈便是一把“暗刀子”，如果说鲁四老爷是祥林嫂被杀的一个喊热闹的“看客”，那么柳妈便是一个“刽子手”，她主动舞起杀死祥林嫂的板斧，更可怕的是她全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刀手”，还以为她是祥林嫂的“救世主”。在讲授《祝福》时，我这样剖析鲁四老爷及柳妈的形象，对于传统认识来说，这有点“反动”，但我认为这正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精神。新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精神是维护学生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平等地探讨问题。那么，我们对文本中的人物是否也应该把其作为“人”来看待，而不是把其作为一个阶级的对象来探讨呢？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国家、社会、集体等等都是不过是为个个人权利而服务的手段或工具”——是个人的行为构成了社会意义。文学作品首先应该是“人”的文学，文学作品中的“形象”首先是作为“人”的形象存在的，然后才有了社会的意义，而不应该以社会斗争的需要来界定“形象”的意义。因此，鲁四老爷、柳妈的作为首先是个人行为，然后才产生社会效应。从两者的作为上说，对祥林嫂的杀伤力，柳妈显然比鲁四老爷要厉害得多，也可恶可恨得多。这就是在高四册小说教学中应该把握的“以人为本”的分析方法。“以人为本”地分析小说人物有几个原则：1、克服先验的分析法。所谓先验的分析，即指在分析作品之前，头脑中已形成某种固有观念，并以此为指导来分析人物。举个例说，爱因斯坦已经被我们定位为“充满人道主义、仁慈善良、具有责任感、热爱和平、充满灵感、纯粹、无可指责的学者典范”，可是我们不敢去正视爱因斯坦身上也存在着人的某些弱点。他的大儿子汉斯·艾伯特说他是“一个学识上洞察秋毫、情感上目光短浅的寻常男人，他死后还留下一大堆乱七你糟的事情。”据艾伯特透露，爱因斯坦苛刻对待前妻，干涉二儿子埃德杜的事业，使之精神分裂，在电击疗法的手术下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等等。我们先验地去评价爱因斯坦，而无法真实再现一个完整的爱因斯坦。人性上有缺陷的爱因斯坦无损于科学上爱因斯坦，正如鲁迅在《战士和苍蝇》中所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是苍蝇。”相反的，却让我们知道人的有限性，从而有助于从更高的标准上来要求自身的完善。客观、尊重事实是“以人为本”分析法的生命。 2、把小说中的人物当成人，而不是当成工具。在传统教学中，我们往往从政治的、阶级斗争的需要来分析人物，这样的解说使作品完全成为社会政治、思想及伦理式的阐释，文学作品失去了其丰富的内涵而成为纯粹的工具。在特定的年代、社会背景下，文学有其特殊的使命，这是勿庸置疑的，比如说冰心在写作《小橘灯》时，作者显然在小姑娘的身上寄托了对革命前途的乐观（《小橘灯》在教学中一般作为散文来处理，更准确地讲它是一篇小说）。 “我们大家也都好了！”的“好”的双关分析也成为教材语言品味的一个重点，可是这样讲析起来总让我们觉得很假，小女孩就象是一个革命的先行者。文学作品的价值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它是显现出一种流动的态势，当时处身于黑暗社会中的读者从小女孩的身上观照自身，自然能获得某种启发，而对于远离了当时社会背景的现代学生来说，这句话的意义仅在于揭示在劣境下人的不屈、对存在的下意识的反抗。在一个关注人自身的价值、意义、尊严的时代里，还是一成不变地沿袭作品故有的观念甚至沿袭作家本有的意旨，都不是“以人为本”的分析。毕竟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作品并不纯然地属于作者。3、从人物的立身处地去分析人物。要确切、到位地理解人物，就必须充分考虑影响人物行为的每一种因素。比如《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他是逐渐摆脱了贫穷的老一代农民的代表，当物质的贫穷不再是身上的重负时，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自然而然会抬头，并逐渐要占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物质享受并不是极大丰富，因此，人还是会把物质放在心理天平的最重要的位置，而精神的追求相对就显得比较单调，也较为低级。基于这样的处境，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住店时的心理及行动的变化，我们也会理解这个勤俭的老农民在“五块钱”面前经受了怎样的折磨。我们对他寄予深深的同情，但同时却也不得不鄙薄起他的自私狭隘来，我们对他幼稚的做法不免要发出宽容的笑声，却又不得不陷入沉思与悲悯当中。这种带着同情与无奈的笑声的善意讽刺，正是这篇小说的深刻所在。陈奂生在小说中的举动是可爱而不可取的，如果不理解人物的立身处地，则容易对他持完全批判的立场。以此方法来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其他的结论，如：1、杨志：从个人才能、家庭出身、成才途径来说，杨志的奋斗无可非议，他的悲剧在于他压根儿得不到尊重与信任，他的悲剧是封建社会人才贬值的悲剧。2、马谡：先从魏延说起，诸葛亮在死前召开军级干部会议时不让魏延参加，做出的决定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魏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执行的人又是魏延的死对头、心胸狭窄的杨仪，魏延如何能不反；诸葛亮认为魏延必反的根据是“有反骨”，人皆只有206块骨头，魏延这一块反骨从何而来？诸葛亮应该不会如此以“貌”取人吧。那么不重用魏延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三国演义》中看，魏延常“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与潼关”，这显然是与“一生唯谨慎”的诸葛亮在政见上颇为不和，因此诸葛亮一直不重用他。那么，对马谡是否是因为诸葛亮对他有偏爱呢，毕竟史书上载“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诸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众在前”。诸葛亮明知这样极为冒险，后面却又周密布置以防不测，明显是要助马谡成功之意。及马谡失街亭，又急于推卸责任，实不是主帅风度。诸葛亮不斩其家人，且先言将予以照顾，此为得人心之计也。由上可见“失街亭”一役中，马谡实也冤死。3、杜十娘：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形象，有人说她是利用李甲来逃出妓院，她如对李甲真心则不应隐瞒财宝之事，这也是未能“以人为本”地分析人物。想那杜十娘乃地位低贱的妓女也，面对着纨绔子弟李甲，她唯一可依靠的只有那百宝箱，岂可全然交于他人之手？人总是需要一点安全感的，在一个妓女的权利全然得不到保障的社会里，要求杜十娘和盘托付，这和在老虎面前要人放下匕首有何差别？那么李甲对杜十娘是否有真感情呢？我想是有的，但显然“情”少于“欲”，起初是“欲”令智昏，于是要为杜十娘赎身，筹不到钱时即想打“退堂鼓”，杜十娘自出一百五十两银后，他被“逼上梁山”，只好将其赎出，归家途中，思虑再三，在能使他前途似锦的只能是父亲而不是“穷”妓杜十娘，因此将她转卖，等到知道杜十娘是“富婆”时，他“不觉大悔”，“且悔且泣”。他感情变化的渊源全然在钱而不在情。当然以上观点并不强求苟同，因为你的经历、感受可能会使你有不同的理解。“以人为本”就会有不同感受。当然我可能会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会这样对你说：“我坚决反对你的主张，但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见解的权利。” 我的邮箱是juzilia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