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浩然三十三岁，长篇小说《艳阳天》脱稿。当时他已成为文坛最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人民日报》刊登的文学刊物目录上经常可以找到浩然的名字。这一年，年轻气盛的浩然与文艺领导人在创作问题上产生冲突，这就埋下文革之初他积极投入运动的潜在心理原因之一。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六十六岁的浩然在河北三河市寓所接受笔者采访。他近几年曾患过两次重病，在语言表达上有些障碍，但记忆非常清晰：

　　《艳阳天》第一部出版后，影响大，来信很多。一些剧团要求改编，新凤霞要演，北京人艺蓝天野、田冲、朱旭也要改，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也来找我。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郑重其事地谈心，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起来。

　　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我一气之下要求调离原单位《红旗》，结果《红旗》编辑部领导邓力群找我，说别走，我们《红旗》养一个作家养得起，我们支持你写，家中可以雇保姆。

　　浩然就留下来，在怀柔县得田沟开始写《金光大道》，这个村庄离县城有八十多华里。

　　１９６６年“三家村”被揪出来，不明底细的浩然在县城给作者做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为“三家村”开脱。６月２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老作家管桦说他：“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他准备检查，文联的不少人认为浩然积极下乡，写东西有影响，对他没有意见，批评难以展开。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浩然的档案，认为他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他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实权位置，由此开始了人们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采访中，浩然对如何看待这一段生活坚持自己的看法：“文革这几年折腾太厉害，文联是砸烂单位。我是革委会的头，这么多风风雨雨算是混过来了。这段生活很别扭，人们看问题还不是实事求是，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恩怨。”他表示，写回忆录写到这段时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东西跟自己拧着。

　　浩然平静叙述了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大事：

　　有人想搞杨沫，说《红旗》要约稿批《青春之歌》。我说，我原来从《红旗》出来的，去了解一下，没有这事。并贴出大字报，介绍我调查到的情况。结果一些人带着五十多个工人进文联找我，脸对脸吵了一通，他们骂我是“稿费资本家”，我也骂。两次揪扯去《红旗》对质，《红旗》的人说用《红旗》牌子约稿的人很多，你们双方的理由都可以理解，把这事扯平了。最后没把杨沫揪出来，不了了之。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以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帐，产生矛盾。６６年８月２３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那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家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了，并给老舍家打电话，胡絜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９日口述）

　　老作家管桦同在文联经历文革风暴，对当时的复杂局面印象深刻：

　　老舍挨打，我们就找军代表，说老舍是党外人士，是歌颂共产党的，请你出去说说话。军代表不敢出去，他说，如果揪的是你们，我还能说。浩然到处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没人管。那时候，浩然说，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红卫兵说老舍打他们，我们就说“法办”，给派出所打电话，想把他救到派出所。浩然又让我、李学鳌赶紧劝慰大家，你们不要往心里去，红卫兵是小孩子，是运动，心里想开一点。端木蕻良说，不往心里去。

　　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了，浩然说，骆宾基就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我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软硬兼施，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在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浩然就与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并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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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联很快介入两派斗争，双方陷入不容对方喘气的对峙状态。老作家古立高回忆道，那时浩然造反没有负担，又写出好作品，跳得比较高，自己觉得最革命。他说话比较冲，有一股年轻人的脾气，开大会时会拍着大腿、拍着桌子大声嚷嚷，用当时的那套语言说话。

　　老作家草明是文革中浩然这一派的对立面，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依然认为，浩然在乱七八糟的时候，不会正确对待我们这么一批资格老的人。

　　她说：“浩然是得意分子，那时太嚣张了，什么都否定人家，只有自己最好。他想当官，很容易走这条路。浩然他们斗过我，折磨过我们。江青重视了他们，他们的眼角都不看我们这些人。他们在江青那里得了宠，因为江青有权，他们觉得有利可图。从现在来看，浩然他们既没有得什么好处，也没受到什么惩罚，群众中是会有看法的。事实上我们这批人没被打倒，群众对他们这些人却有看法，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选自《人有病 天知否——中国文坛纪实暗码》（陈徒手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