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小曹娥镇中    程载国   （315475）

在台湾，李敖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他是作家（出了几百种著作），是主持人（曾长期主持一清谈节目），是政治家（曾组织政党，参与总统选举）。广博的学识，桀骜的个性，使他的作品总显得独树一帜。而《北京法源寺》又是他众多作品中最具特色的一部，一部难以被称为小说的小说。

作为小说，《北京法源寺》有完整的情节，从康有为到北京谋求改良起，到革命党推翻袁世凯止。但它的情节不仅毫无波澜起伏，而且人所共知，如果你为了情节而读该书，那不如去翻一本中学历史。小说里的人物众多，但这些人物的存在方式又与别的小说不同。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随和情节的发展而出现的现存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王五、蔡锷等；还有一类是出现与现存人物之口的历史人物，如袁崇焕、谢枋得、文天祥、程婴、公孙杵臼等，后一类人物在小说中的表面作用是作为典故来映证“现存人物”的某些观点，而实际上他们自身也都是作者所仰慕的英雄，只是由于身不逢时，无法现身于小说的直接叙述。《北京法源寺》中人物与其他小说的不同还在于描写手法，一般小说描写人物不惜调动十八般武艺：外貌、语言、心理、神态……总是力图使人物在读者面前栩栩如生，而北京法源寺对人物的处理则要简单得多，就整部小说而言，他几乎只用了一种方法，那就是语言描写，除此之外都很淡很少。

一部长篇小说，居然不肯在虚构情节和刻画人物方面下工夫，那要么是作者不会写小说，要么是“别有用心”。李敖对此直言不讳：“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否则它将殊有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联想先当代小说的惨淡经营（与影视作品相比），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眼光的锐利，论断的准确。

那么他这部小说在“加强思想”方面做的怎么样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没有那部小说敢于确立如此繁杂的主题。小说对生死、善恶、忠奸、去留、孝义、君臣等几十个话题都有精辟的论述，而且都结合情节展开，借小说现存人物之口说出，都能做到言之有据。

其次小说对于各种不同主题的论述不仅妙笔生花，而且观点摇曳多姿，丰富多彩同一问题往往并无固定答案，而能从多方生发，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选择。对于谭嗣同的死因，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共说出了三种不同答案：为改良而死、为革命而死、为救皇上而死，每一种说法都有其存在的理由。

再次，小说中人物在论辩是语言都气势磅礴，犹如李敖自己的演讲。且看小说第二章康有为同佘和尚的争辩。佘：“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他的做出来的看。做出来的是善，我们就与人为善，认为那是善；如果他没做，只是想去行善，说去行善，就不算。我认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后悔后做了、还是忏悔后做了、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不管什么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只能说他动机复杂、纯度不够而已。”康：“谈到一个人的善，要追问到他本来的心迹，要看他的心迹是不是为善。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转出恶果，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恶，边算恶，尽管他转出善果，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

读李敖的这部小说，我们很难体会到读一般小说的审美情趣，我们无须去推测情节发展、人物命运；也无须将作品中的细节与生活相对照，揣摩作者的含沙射影。我们仿佛在听一位智者讲课，只有拍案叫绝，点头称是，埋头笔记的份。作为一名小说家，李敖显得太博学了，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无所不通，对于这段一百年前的往事他早已烂熟于心，所以他写这部小说，无须像某些作家那样“戏说”（正如他在一篇杂文里所说的：我不舞弊就能打（牌）得比别人好，那我为什么还要舞弊？），整部小说他只虚构了一个人物——李十力，还是采用鲁迅所谓的“杂合法”由李大钊、熊十力等人拼凑成的。这那像小说，简直比历史教科书还要尊重历史；比哲学教材还要有哲理。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到与《北京法源寺》相类似的小说。如果硬要归类，我们也只能把他归入学者小说，与钱钟书的《围城》称兄道弟。但我个人认为，《北京法源寺》无论是气势知识还是思想深度都要胜过《围城》。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不是靠炒作，而是靠实力。

200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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