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亚华 

　　高一语文新教材第四单元的文言文《烛之武退秦师》(《左传》)、《勾践灭吴》(《国语》)、《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战国策》)，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给后人了解当时社会现实提供了真实、详尽的材料。值得称道的是，四篇文章里都塑造了一位能言善辩、忠君爱国的说客形象。

　　这四位说客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年龄、性格、身份、地位也不相同，尤其是他们效力于各自的国君，根本利益更是不同，这就使他们在游说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各有千秋。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具有远见卓识、忠君爱国思想的贤臣。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1.游说的基础——博学多才，智慧过人　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各个阶级都在转化。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代替了奴隶主贵族阶级。在这个社会大变革时代，“士”作为一个最活跃的阶层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们地位虽低，却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他们中间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杰出人才。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和学识，游说于各国之间，施展着自己治国安邦的才干。烛之武、文种、邹忌、触龙就是这些人士中的代表。

　　2.游说的过程——纵横捭阖，委婉含蓄　这四个人劝说的对象虽然不同，有的是敌国国君，有的是自己国的统治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能做到纵横捭阖，委婉含蓄。

　烛之武、文种面对的是杀气腾腾、虎视眈眈，想将自己所在的郑国、越国一口吞灭的秦、吴两个想称霸的强国之师。受命于危难之时的这两个人，国家的危险能否化解，就凭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了。烛之武不顾自己年迈，以国家利益为重，巧妙地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向秦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说明了保存郑国对秦有利、灭掉郑国对秦不利的道理，终于说服秦伯。秦伯不仅撤走了围郑的秦军，而且派兵保卫郑国，迫使晋国也不得不撤兵，从而消除了郑国的危机。

　被吴王夫差包围，退守会稽山，国家危在旦夕，勾践才开始广招贤良，共治国事。此时，文种挺身而出，承担起去劝退吴国军队的重任。他先用谦卑恭顺的措辞来增添吴王夫差的骄矜之气，然后软中带硬地陈述利害得失以显示越国上下刚毅坚定的决心，从而奠定了“行成于吴”的基础，使国家转危为安。

　这二个人纵横捭阖的游说艺术，既源于他们平时具有的渊博知识，更来自于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洞察一切的才华。

　　邹忌和触龙的游说艺术更别具一格。他们劝说的是独揽一切政权、刚愎自用的国君，臣子的生死荣辱常常因为君王的喜怒而突变，而敢于犯颜直谏的人往往受到压抑和迫害。为了使统治者政治修明，国家国势强盛，一些策士谋臣常用婉转曲折的话语打个比方、讲个故事来委婉地奉劝统治者，间接陈述自己的见解，变逆耳为顺耳，能让统治者愉快地接受意见，进而达到进谏的目的。邹忌、触龙正是采用了这一方法。

　　邹忌用自己的切身感受设喻，讽喻齐王广开言路、纳谏除弊，齐威王接受邹忌的劝谏，果然采纳群言，从不理朝政到励精图治、改革弊政，齐国政治修明、国势强大，奠定了在七国中东方大国的地位。

　　同样，触龙也是采用委婉曲折的方式劝说、启发赵太后：父母应为子女作长远打算，而不能只考虑他们眼前的安乐，不能让他们养尊处优、无功食禄。触龙的劝说最后终于打动了太后，欣然同意让长安君去齐国作人质，换来了齐国的救援，解除了赵国的危机。

　3.游说的结果——化险为夷，中流砥柱　这些智勇过人、深明大义的游说，其结果，有的使国家解除燃眉之急，化险为夷；有的使国家由弱小贫穷走向了强大兴旺。这说明这几个人都是各自国家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4.游说的思想出发点——忠君爱民，韬略在胸　这四位说客之所以都能达到游说的目的，完全是因为他们思想的出发点：忠君爱民，韬略在胸。他们都对国君有不满情绪的一面：烛之武在接到任务时，首先流露出满腹的委屈和牢骚：“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说明他仍为年轻时没有得到重用而耿耿于怀；文种在勾践退守会稽山之后，才想起该广招贤良、共治国事时，未献良策却先用通俗形象的比喻，含蓄地责备君王平日没有培养谋臣武将以备用，兵败之后才求谋臣相助，未免太迟了吧?邹忌用自己受妻、妾、客蒙蔽的感受，来含蓄委婉地批评齐王是受宫妇、大臣、四境之内的人的蒙蔽；触龙更是抓住老年妇女溺爱幼子的心理，委婉含蓄地批评她，指出父母应为子女作长远打算，应使他们为国家立下自己的功勋，然后才一步步地使赵太后由“盛气”转为“笑”。

　　总之，这四位纵横家，虽对国君有满腹怨言，但他们能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凭自己口若悬河的劝说，使国家消除忧患，他们都是忠君爱国的贤臣。他们驾轻就熟的游说艺术正是他们韬略在胸的具体体现，他们不仅使国家化险为夷，而且还赢得了戮力同心的时间。也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使我国先秦历史呈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灿烂景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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