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2002-09-20     马少华 

 

　 9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今年新学期兰州大学推出的“2＋2”教育模式试验：允许学生在大学的头两年里，学习自己高考时所报专业的基础课和其他公共课，而从第三年开始，可以选择新的专业继续学习。学生在攻读新专业时，直接学习主干课程，不再学习基础课程，毕业后，拿新专业学位证书。 

　 这里面实际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学生的专业（再次）选择权问题；另一个是大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比例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某一个层面上相通。学生的专业选择权问题，现在可能更容易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由于专业选择的不理想，又得不到更改的机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不仅影响学生成绩，而且可能影响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由此而厌学、弃学甚至做出极端行为的事，也是媒体曾经报道过的。 

　 我们的大学教育长期以来，是计划经济下的人才培养机制，学生在校改变专业，会给计划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一般是不被允许的。学生的个人倾向，这种倾向的变动，服从于计划需求。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大学教育改革，特别是改费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大学内部的课程选修制度改革，大学教育越来越成为教育服务和教育市场。学生越来越成为教育选择的主体，因此选择权的回归学生，应该是必然趋势。 

　 实际上，在人的精神发展方面，根本不能假定一朝选择就永远不变，何况初入大学的年轻人正当易变的年龄，又一下突然面临广阔的知识世界。这是人的精神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大学，作为人的精神发展园地，不能不顺应这个规律。 

　 近些年来，大学一般都允许学生改变专业，但是有一些限制性规定，难易程度不同。比如，学生只能由高考分数线较高的专业转到高考分数线较低的专业，这是一种基于公平的考虑。因为不同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是报考志愿的需求客观产生的，它本身是公平的。学生以较低的分数进入高校的一个专业，又轻易转到较高分数线的专业，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公平，从而也使得学校原来的教育资源配置难以适应。 

　 但是，高考一时的分数线“管住”学生多少年才是合理的？须知，学生自己的知识和精神发展，时刻都发生着变化，以高考一时的分数线，作学生大学四年专业选择权的限制性条件，没有充足的合理性，因为它在逻辑上认定学生在大学中永远停留在高考分数线的水平上。因此，应该考虑更宽松、更开放的机制来适应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学校的行政机制总是倾向于“不变”，而学生的精神特质总是倾向于“变”，大学教育，总会有这种矛盾存在，谁更应该适应谁，是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大学通识教育的问题。专业（职业）人才培养的思想，总是倾向于把大学四年的课程过度专业化、职业化———四年还嫌不够呢。由于过去的计划经济培养模式、近代以来教育的功利倾向和现在的就业市场压力，我们的大学教育的“不从容”，也在这里。 

　 在这样的模式中，转专业本身就是损失，既是学校的损失，也是学生的损失。因此，通识教育在课程上处于被压缩的境地。每一个专业都是彼此独立和隔绝的，毕业生都是各个专业的专门人才，而不一定是一个现代“知识人”。但是，大学本身是一个丰盛的知识乐园，而人对知识的自然需求本来是多么宽广，与此相适应的，应该是尽可能多的通识教育。 

　 兰州大学推出的“2＋2”教育模式试验，其意义不在于把学生转专业时限定在大学四年教育的中间线上，而在于以这条中间线把大学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平分秋色”，给通识教育以充足的空间和重要地位。这也是涉及教育观念的“异动”。现在大学，作为一个知识与精神的“超市”，应该是学生“各取所需”的地方。因为只有学生才可能真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