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

　　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用不着我再来介绍。关于他作品的批评，虽不说汗牛充栋，着实也出过几本册子，更用不着我再来饶舌。不过好书不厌百回读，好文字也不厌百回评，只要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意见，就说浅薄，也不妨倾吐一下。

　　闲话少说，我现在就来着手我的评论。鲁迅的创作小说并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他的《呐喊》出版于1922年，共收文字14篇，其中《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体裁属于杂感；《兔和猫》，《鸭的喜剧》体裁属于小品；惟《风波》，《阿Ｑ正传》才得称为真正的短篇小说。

　　在这14篇文字中，《阿Ｑ正传》可算是鲁迅的代表作。听说已经翻译为好几国文字，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博得不少国际的光荣。最早批评这批文字的人有周作人、胡适、陈西滢、沈雁冰等。又有人将它编成戏剧。现在“阿Ｑ”二字还说在人们口头，写在人们笔下，评论文字若着意收集起来，不下数百则。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像《阿Ｑ正传》魔力之大的，还找不出第二例子呢。

　　《阿Ｑ正传》这样打动人心，这样倾倒一世，究竟是什么缘故？说是为了它描写一个乡下无赖汉写得太像了么，这样文字现在也有，何以偏让它出名？说是文笔轻松滑稽，令人发笑么，为什么人们不去读《笑林广记》，偏偏爱读《阿Ｑ正传》？告诉你理由吧，《阿Ｑ正传》不单单以刻画乡下无赖汉为能事，其中实影射中国民族普遍的劣根性。《阿Ｑ正传》也不单单教人笑，其中实包蕴着一种严肃的意义。《阿Ｑ正传》所影射中国民族的劣根性论者已多，但从没有具体的介绍。因为这篇文字涵义深广，譬喻灵活，指实一端而遗其余固不可，刻舟胶柱将活的变成死的尤其不可。所以无人愿意尝试。但这篇文字如此脍炙人口，到今没有具体的解释，究竟有些闷人。这就是我现在不揣冒昧写这一篇《〈阿Ｑ正传〉讲义》的动机。

　　我认为《阿Ｑ正传》所影射中国民族的劣根性，种类虽多，荦荦大端，则有下列数种：

　　一、卑怯

　　阿Ｑ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Ｄ，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记得周作人也曾说过张献忠在四川杀人数百万，满洲人一箭，便使他躲入道旁荆棘中。又见最近《独立评论》发表谭嗣同《北游访学记》，引钱尺岑的话云：“魏军赴甘遇强回辄败，适西宁有降已半年之老弱妇女，西宁镇邓增至一旦尽杀之，悉括其衣服器皿。凡万余人虽数月小孩无一得免者……此等事无论何国皆无之，即土番野蛮亦尚不至此。”又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彼叛军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谭氏于结局又发议论道：“由此观之，幸而中国兵之不强也。使如英、法，外国尚有遗种乎？故西人之压制中国者，实上天仁爱之心使然也，准回部之事已可鉴也。”他这话似太过分，但我们若了解作者下笔时感觉如何沉痛，就可以原谅他了。

　　二、精神胜利法

　　阿Ｑ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发明固然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这里我可以举出许多历史例子来：一代民族代表人受异族迫害之酷毒莫过于宋，而精神胜利法也以宋以后为盛。宋太宗是亲征辽人中了辽人的箭而崩的。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后，转徙沙漠中，极受人世不堪之苦。元朝杨琏真珈发掘南宋会稽诸陵，窃取珍宝。以诸帝后的骨殖，杂牛马骨筑白塔而埋之，并截取理宗顶骨为饮器。这对于中国民族侮辱真太大了，所以那时宋遗民莫不引为最切齿的深仇，最痛心的纪念，与元人几有不共戴天之概。但他们实在不能用实力来报复，只好先造一个“冬青树“的传说，后造一个元顺帝为宋末帝瀛国公血胤的传说来安慰自己。到了清初，则初叶诸帝几乎无一不出于汉种。故老相传顺治是关东猎人王某的儿子，系清太宗妃子与王某私通而生的。雍正是卫大胖子的儿子，清圣祖微行悦卫妾之貌迎入宫，而不知她已有了身孕。乾隆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乾隆南巡，驻跸陈家安澜园，得知其事，想恢复汉代衣冠，幸太后力阻不果。所以前人清宫词有“衣冠汉制终难复，空向安澜驻翠蕤”之句。想不到战国吕不韦以吕易嬴的故事，这时竟成这样广遍的复写。无论宫闱深秘，外人不易知闻，即以血统换易之巧而论，也太远于情理。但我们老祖宗为什么要造这种谣言呢。我想无非为了这种谣言一面既可以快意于异族统治者帷薄之羞，一面又可以自欺欺人地缓和自己失败的创痛而已。其情固有可原，其事则未免太可笑了吧！又如同治间清庭与英国争持一件什么国体问题，御史吴可读上疏，劝朝庭不必坚执，大意说外国人为夷狄之民与禽兽无别，我们人类和禽兽相争，胜固不足为荣，败亦不足为辱云云。又如樊增祥《彩云曲》叙及英后维多利亚有句道：“河上蛟龙尽外孙，虏中鹦鹉称天后。”这虽然故意拿国人所轻视的武则天来比她，但还可恕。到赛金花与英后合摄影片时，（照赛金花自述同座摄影者为英国维后之女，即德国皇后。见金东雷《赛金花访问记》。樊诗盖误用其事。）又道：“谁知坤媪河山貌，却与杨枝一例看。”以中国传统观念看来，则轻薄得实不成话。如果当时把这首诗翻译到英国去，无疑地要引起严重外交问题的。这些旧式文士在文字间讨人一点便宜，沾沾自得，以为足以洗涤丧师失地的耻辱而有余，而不知实际上已把中国民族的尊严丢尽。因为这与上文所引那些例子都属于最卑劣的阿Ｑ式精神胜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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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善于投机

　　阿Ｑ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Ｑ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Ｑ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于革命意义，实丝毫没有了解。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不惟明清之末如此，现在又何尝不如此。每次革命起来，最先附和的总是从前反革命最出力的人，而后来革命事业便逐渐腐化于这些病菌滋生之中。不过我们诊断这种民族劣根性，要看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先天的便无可救药；是后天的则还有拔除的希望。照我个人意见，这种劣根性似乎同精神胜利法一样，与异族长久的统治大有关系。中国自西晋以后，或半部或全部轮流屈服于异族铁蹄之下，由五胡十六国，到辽金元清，我们做人家奴隶大约也有了一千多年吧。当异族侵掠进来时，我们种族中间那些忠愤激烈，有节概，有血气的人，不是慷慨死敌，就举室自焚了；而那些贪生无耻，迎合取巧之徒，反多得生存传种的机会。天演公例是优胜劣败。而我们恰得其反。

　　经过千余年的淘汰作用，我们民族就不知不觉变成现在的模样。不但战争时期而已，异族统治时期，对待汉人手段都异常严厉，这一千多年中血腥的记录，怨毒的纪念，影响中华民族品性之低降，尤其异常之大。美国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著了一部《种族的品性》（Thecharacter of Races）里面有几章专门讨论中华民族的品性，经吾国潘光旦译为中文，改名《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亨丁顿的意思：中华民族智力之退化，自私自利心肠之特别发达，与“染指”习惯之牢不可破，都与那连续不断的水灾旱灾所引起的饥馑有关系。同样我说，这种原则也可以应用在长久的异族统治上面的。比较久远了的例子，暂不用提，以前清而论：入关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实行剃发令时杀戮之惨；以及后来满汉种族歧视之深，政治上种种待遇之不平等，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尽。最可恨的，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九次文字大狱，其刻毒惨酷，暗无天日，虽九幽十八层地狱不是过。我们今日读这些记录，还不觉为之发指皆裂，我们祖宗当时宛转吟呻于刀山剑狱铁床油鼎之中，其痛苦又将何苦！又如他们强迫遗老出仕，开博学鸿词科，收罗不肯入网的名流。施行精神上的强奸之后，又列其姓名于“贰臣传”，不齿之于衣冠之伦。凡此种种毒辣手段，无非想把汉人的民族意识，彻底消灭，汉人独立的人格，完全摧毁，使汉人知道自己不过是命定的：“奴才的奴才”，除了向主人摇摇尾巴，乞取一点他们吃得不要的残羹冷炙以外，什么地位，学问，品格，气节，都不配谈。汉人渐渐也就明白异族统治者的用意，果然都以“奴才”自居，终日歌功颂德，献媚乞怜，只求保留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起初不过装装外表，后来习惯成自然，心理也变成奴才的了。奴才与主人的关系不过建立在衣食上，中间并无何等真实的情谊，一个主人倒了，不妨再去投靠另外一个。所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大英大法大德大日本的顺民旗立刻满街招展；辛亥革命起时，仅有陆钟琦、黄忠诰几个书呆子死难，封疆大吏平日自称深受国恩，誓必肝脑涂地以报的，逃得比谁还快，甚至于位至督抚之人可以一转而为民军都督。满洲政府300年的摧残士气，今日自食其报，固然大快人心，但我们这份民族品格堕落的帐，又向谁去计算？

　　有人见清室全盛时武功之奕赫，疆土之扩张，学术之昌明，文艺之发达，每啧啧叹羡，引为美谈，以为跨唐轶汉，足称中国历史的光荣。而不知这一点光荣的代价，是三百年的统治权，成河的奴隶血泪和成山的奴隶骸骨，还有无论什么都换不来的整个中国民族的高贵的品格！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

　　阿Ｑ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Ｑ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中国人以前动不动自称其国为数千年声明文物之邦，自己是轩辕华胄，神明贵种，视西洋人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可言。及屡遭挫败，则又说西洋人所恃的不过船坚炮利而已，所有的不过声光化电而已，谈到礼教伦常则何能及我们万分之一？甚至于饱受西洋教育的辜鸿铭还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种精神文明。这何异于阿Ｑ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现在大部分的青年鄙视西洋文化，以为那是陈旧的腐化的，而且不久即将崩溃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不屑加以一顾的一种态度，也由夸大与自尊癖性而来，不过变换一种方式出现而已。

　　具有夸大与自尊癖性的人，也最容易变成过分的谦逊，与自轻自贱。阿Ｑ被未庄闲人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而且要他自认为“人打畜生”时，他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中国人固自以为文化高于一切，鄙视别国为夷狄之邦。但当那些夷狄之邦打进来时，平日傲慢的态度，便会立刻完全改变。宋代《三朝北盟汇编》以及《靖康纪闻》那一类史料，所记当日宋君臣向强敌乞哀时诚惶诚恐的神情，宛转悲鸣的口气，真有些使读者读不下去。他们只求金人允许他们小朝廷残喘之苟延，允许他们身家性命富贵利禄之保全，称侄可以，称臣可以，岁献贡币可以，下殿受书可以，甚至表演什么意想不到的卑躬屈节的丑态都可以。这毛病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我也不愿意再说了。

　　有些学者看见历史上僵尸屡次出现，觉得中国民族太不长进而灰心。有些学者看见八股，律诗，小脚，太监，板子夹棍的法庭，地狱式的监狱，而说中国全盘文化的本质，原不高明，在世界文化中原来没有地位。他们说这话原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然而竟有许多人觉得中国民族是地球最下等的最无希望的民族，中国人只配替人家当奴隶，当马牛。中国不亡，实无天理！又有许多人觉得中国民族若不倚靠别的民族合作，永远不要想翻身。诸如此类的念头，日日萦回脑际。从前太过于自信，现在又太不自信，这现象虽奇特，其实也可以拿上面所说的话来解释。

　　 此外则“色情狂”，“萨满教式的卫道精神”，“多忌讳”，“狡猾”，“愚蠢”，“贪小利”，“喜欢凑热闹”，“糊涂昏愦”，“麻木不仁”，都切中中国民族的病根，作者以嬉笑之笔出之，其沉痛逾于怒骂。当《阿Ｑ正传》用“巴人”笔名在北京晨报副镌发表时，有人在《小说月报》上表示对这篇文字的不满，他说阿Ｑ不像真有其人，为的作者形容太过火了。沈雁冰便替他辩护道：阿Ｑ有否其人我不知道，但阿Ｑ确乎处处可以遇见，我好像同他面熟得很。呀！我明白了。原来中国人个个都有阿Ｑ气质。阿Ｑ其实是中国人的典型。沈氏又道：我们不断地在社会各方面遇见“阿Ｑ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体中也不免带有一些“阿Ｑ相”的分子。

　　阿Ｑ既代表着中国人气质，为整个中国民族的典型，所以最初发表时读者每疑阿Ｑ就是指着他自己。《现代评论》涵卢（即高一涵）曾记他一个朋友初读《阿Ｑ正传》时惴惴然，疑这篇文字出于某人手笔，阿Ｑ的事迹样样都在对他讽刺。后来打听出来作者与他并不相识，这才释然。这类笑话记得西洋文学界也曾有过。像英国梅台斯（Ｇ．Ｍeredith）写《自私者》（The Egoist），他有一个朋友对他提出责问，说书中主人公威罗比先生正指着他。又如俄国冈察洛夫写《奥勃洛摩夫》，一时读者都觉自己血管里有着“奥勃洛摩夫”气质的存在。《阿Ｑ正传》可以与这两个故事一并流传为美谈了。但善做小说的人，既赋作品中人物以“典型性”，同时也必赋之以“个性”，否则那人物便会流为一种公式主义，像中国旧剧里的脸谱一样。陈西滢说：“阿Ｑ不但是一个Type，同时又是一个活泼泼的人，他大约可以同李逵、刘姥姥同垂不朽了。”（《新文学以来十部著作》）这就是说阿Ｑ虽然是个典型人物，同时也是个个性人物。《阿Ｑ正传》之所以在文坛获得绝大成功，其原因无非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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