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亨利是本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大概也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美国作家之一。读点小说的人大都看过他几个精彩的短篇，并且留有深刻印象。

　　欧·亨利以描写纽约市井生活著称，但他并非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他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个医生。波特所受教育不多，15岁便开始在药房当学徒，20岁时由于健康原因去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牧场当了两年牧牛了，积累了对西部生活的亲身经验。此后，他在得克萨斯做过不同的工作，包括在奥斯汀银行当出纳员。他还办过一份名为《滚石》的幽默周刊，并在休斯敦一家日报上发表幽默小说和趣闻逸事。1887年，波特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

　　正当波特的生活颇为安定之时，却发生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情。1896年，奥斯汀银行指控他在任职期间盗用资金。波特为了躲避受审，逃往洪都拉斯。据说，由于该银行经营不善，波特丢失的这笔为数不大的款项很可能是管理上的失误造成。倘若他未曾逃离，反倒不一定会被判罪。不久，他得知妻子病危，回家探视，终于在1898年被捕，以贪污银行公款罪被判徒刑五年。由于表现良好，三年后被特提前获释。在狱中，波特担任医务室的药剂师，并在业余开始写小说，为的是挣些稿费寄给女儿。1899年，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口哨狄克的圣诞礼物》发表，署名“欧·亨利”，借用了一个法国药典书作者的名字。命运对波特来了点幽默，以一场官司把他从波特变成了欧·亨利，从一个专栏作家变成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小说家。

　　1901年欧·亨利出狱后，发现自己已经小有名气。第二年他定居纽约，专门从事创作。他以一周一篇的速度为杂志写小说，获得读者的普遍注意与好评。到1910年病逝为止，欧·亨利以旺盛的精力共创作了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分别收入《四百万》（1906），《剪亮的灯盏》（1907），《西部的心》（1907），《城市之声》（1908），《善良的骗子》（1908），《命运之路）（1909）以及《滚石》（1913）等十余部集子，其中有几部是他逝世后由别人编集出版的。欧·亨利只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名为《白菜与国王》（1904），以拉丁美洲为背景，描写美国公司对拉美的经济掠夺。该书情节比较散，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问津。欧·亨利显然也意识到自己的才能不在长篇小说上。

　　毫无疑问，使欧·亨利亨有国际声誉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尤其是《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叶子》，《警察与赞美诗》等二十八篇脍炙人口的精品，它们代表了欧·亨利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最高成就。无论从内容或风格上来说，欧·亨利的作品都只能是美国这块土地上的产物，它们当之无愧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欧·亨利既写东部，也写西部，但他最负盛名的故事大都发生在纽约市的大街小巷中，发生在他称之为“四百万”的普通百姓身上。他为市民读者而写，也擅长写市民生活，故而有“曼哈顿的桂冠诗人”之称。其实，欧·亨利写西部也同样得心应手，比起闹市中的哀怨病态，他笔下粗犷的西部反倒显出一股豪侠之气。无论是牛仔矿工，还是强盗骗子，一个个写得栩栩如生，有声有色。

　　欧·亨利的小说通俗易懂，其中无论发生了什么，发生在何处，也无论主人公是何等人物，他的故事写的都是世态人情，并且易有浓郁的美国风味。一般说来，驱使人们行动的欲望和动机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欧·亨利人物的思想相对来说却都比较简单，动机也比较单一，矛盾冲突的中心似乎都是贫与富。这一方面大概因为美国是个平民社会，不存在天生高人一等的贵族阶级，既然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贫富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此时正值美国内战后的“镀金时代”，拜金主义盛行，坑蒙拐骗样样齐全，贪污舞泛滥成灾，似乎只人能赚到钱便是成功，并不问问钱的来历是否清白合法，难怪金钱的占有程度便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与欧·亨利同时代的马克·吐温说得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贫穷总是不方便的。但只有在美国，贫穷是耻辱。”欧·亨利笔下的芸芸众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金钱主宰的世界中，他们的处境动机，他们的的喜怒哀乐，大都与金钱的占有有关，所以欧·亨利描绘的世态人情，无论是善是恶，都有某种美国式的单纯。

　　欧·亨利小说中感人至深的落魄的小人物在艰苦的求生环境中，仍能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爱与关怀，作出难能可贵的牺牲。为了给丈夫购买一条白金表链作为圣诞礼物，妻子卖掉了一头秀发。而丈夫出于同样的目的，卖掉金表给妻子买了一套发梳。尽管彼此的礼物都失去了使用价值，但他们从中获得的情感是无价的。为了鼓励贫病交加的年轻画家顽强地活下去，老画家于风雨之夜挣扎着往墙上画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青藤叶。他为自己的杰作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青年画家却因此获得勇气而活了下来。一个富人已经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但他坚持履行自己的一年一度在感恩节请穷朋友吃饭的职责。而刚吃饱饭的穷朋友为了使对方满意，也忠实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们各自作出牺牲，为的是给他人一点安慰。所有这些都未必称得上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小人物们日常完成的小事，但正在这些小事上，他们达到了善，达到了自己精神境界的至高点。

　　欧·亨利对恶具有同样的敏感，他把美国这个名利场上的把戏看得十分透彻，那些“丛林中的孩子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巧取豪夺，行的都“丛林法则”。残忍遇到狠毒，小骗碰上大骗，强盗骗子纵然高明，却仍然斗不过金融家，华尔街的经纪人是决不手下留情的，更可悲的是，在这种对财富的角逐中，人们的灵魂受到腐蚀，年轻的姑娘明明在饭馆当出纳员，却偏偏装腔作势，假冒名门望族。忙忙碌碌的经纪人竟然忘了昨夜的新婚，向妻子再一次求婚。在一个金钱万能的世界里，父亲的财神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刻制造一起交通堵塞，从而使独生子获得未婚的机会，爱神对此只能甘拜下风。

　　不过，欧·亨利笔下的善与恶并不那么截然分开，泾渭分明，它们之间有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其中存在着良心发现，幡然悔悟，重新做人的种种可能性。决定洗手不干的保险箱盗窃犯为了救出不幸把自己反锁在保险库里的孩子，当众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准备着跟警察再去蹲监狱。一个自惭形秽，背弃了情人男人，毕竟还能尽自己的努力，让青梅竹马的姑娘断了对他的思念，快快活活地去重新开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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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亨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善于捕捉和把握生活中的典型场面，在一个个生活的片断里，处于两难中的主人公必须面对抉择，这时不仅能集中刻画人物心理，也能充分展示生活中固有的矛盾。再加上欧·亨利具有把情节剪裁得恰到好处的本领，因而能在很短的篇幅内达到一种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效果，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而这也正是短篇小说成功的关键。

　　欧·亨利的小说在艺术处理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的“意外结局”。情节的发展似乎明明朝着一个方向在发展，结果却来个出其不意。这意外的结局一般说来是比较令人宽慰的，即便是悲哀的结局，也常包含着某种光明之处，这就是所谓“带泪的微笑”。像《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这样的悲剧在欧·亨利的笔下是很少发生的。然而，意外的结局不能不经常依赖于某种偶然性，而太多的偶然性又不能不与现实产生距，所以“意外结局”一面使欧·亨利的小说显示得趣味盎然，同时也使它们缺乏深度。

　　两难的处理和意外的结局往往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效果，在欧·亨利的小说中，幽默是贯穿始终的，有的专门是为幽默而幽默的。绑架孩子的歹徒被顽童折磨得苦不堪言，宁可倒贴钱把孩子护送回家。幽默家被近日复一日地制造幽默，竟变成了一个心力交瘁的吸血鬼，最终在殡仪馆的后房中才得以告别尘世的愚蠢，重新恢复了一个正常人的知觉。欧·亨利显然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幽默家，他在《幽默家自白》中写道：“我的笑话的性质是和善亲切的，绝不流于讽刺，使别人生气。”这句话也适用于欧·亨利本人，他讽刺，但不流于讽刺，他的嘲讽和幽默通常是善意的，有时能令人震惊地揭示出人生的真谛，如《生活的陀螺》和《钟摆》那样，它们体现了欧·亨利透视生活的能力。欧·亨利的语言本身也充满了夸张和幽默，而幽默能直到淡化事物悲剧性的作用，使大众读者更能接受。

　　近百年来，欧·亨利的小说在全世界一版再版，始终拥有大量的读者，足见其作品的生命力。1918年，美国设立一年一度的“欧·亨利纪念奖”，专门奖励短篇小说的成就。欧·亨利的名字早已和短篇小说的创作，和小人物的悲喜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