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power94 

我是一个受教育者。因为受教育，我深陷其中，无所逃遁。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隐约可见我受教育的痕迹。我好像是一个戴有镣铐的舞者，我的每一个“优美”的舞姿都暗合着某个刻板固定的旋律；我好像是一个刑满释放的囚徒，虽然可以到处游走，但满脑子的禁律与训诫甚至恫吓与鞭影让我抬不起脚；我好像是一碗坚硬的稀粥，看上去清新可口，其实已经固化成型。总之，我是一个被规置的人，一个被整形的人，一个被制度化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而为人民和社会接受认可的循规蹈矩的人。我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呢？因为我是一个受教育者，因为从我上学第一天起，我学到的不是我熟悉的小树小草小猫小狗，而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我爱北京天安门。在这些耀眼眩目的宏大叙述中，“我”不见了。奇怪的是，“我”的迷失却成就了另一个“我”，让我长大成人，现在我牢牢地攒住话语权，撩起袖子，拿起教鞭，像教育我的人一样教育起别人来。我结束了一个轮回，我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一切都是那么中规中矩、顺畅自然，就像山涧溪流沿着既定的河道静静的流淌，弯弯曲曲，最后消失在远方。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漂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北岛的这几句诗听起来让人不是滋味，但我还是要引用。我想问的是：在我们可爱的孩子们的天空中，是不是也漂着一些弯曲、扭曲的倒影？倒影是肯定有的。下面就通过分析教育者手中的道具——教材课文《燕子飞回来了》（大陆）和《春天来了》（台湾）来谈谈我的感受。 

同为小学语文（国文）第二册的课文,《燕子飞回了》(大陆)和《春天来了》(台湾)在母子对话叙述风格以及课文隐喻所指上存在迥乎不同的特点。 

让我们从这两篇课文的问话,来剖析叙述方式上的差异。 

“弟弟”问:春天是谁?他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弟弟所问的“春天”与妈妈所描述的春天是不同的,虽然他们在对话,但弟弟所说的一直是他的意义世界中的”春天”,这个春天已经拟人化了.弟弟力图认识“春天”这位新朋友,弟弟听说春天来了,自然想到,他是谁呀,他长得什么样?他怎么来的,是不是像我一样,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弟弟在他想象的空间中,用孩童的天真捕捉着他所感兴趣的“春天”的形象。这是一个真正的儿童世界里的“春天”,这个世界是按照儿童的兴趣来组织的,而不是按照某种规律来组织的。 

小燕子往下一看,奇怪地问:妈妈,海面上哪来那么多铁塔?妈妈笑着说:孩子,那是井架.,工人叔叔在开采海底的石油呢…… 

小燕子说的“铁塔”与妈妈说的井架是一个东西,即他们眼睛所看到的现象,小燕子所问,请妈妈所答,他们所进行的交谈,上下连贯,缺乏自然场景中对话的间隔性和歧义性。这种对话圆滑流利,以至于很难相信这是成年与小孩的对话.在课文中,小燕子的语言与思维和妈妈的语言与思维高度一致,他们的交谈以同样的思维逻辑进行,就像是一个叙述被分派给两个演员,让他们穿插念台词.可见文章忽视了儿童思维和成人思维的差异,.而小燕子的语言根本就不是孩子的语言和思维,她的语言是成人语言的翻版,那么儿童的思维与语言呢?他降服于成人的思维,竭力模仿后者,学说大人的话,逐渐丧失了表述的习惯,进而丧失了表述的能力,这样,儿童不见了,学习者消失了,认识主体缺席了。 

再看看《春天来了》中母与子的对话,短短的几句话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人与儿童对话的样板,妈妈的语言和弟弟的语言虽然各说各话,各有所指,但妈妈听懂了孩子所问春天是谁?不过她没有更正孩子,也没有附和孩子,她对拟人化的“春天”避而不答,而是用眼睛所见“花开了,草绿了”,用感受性的“天气暖和了”告诉孩子,这就是春天。以真实的所见所闻来吸引孩子,能不能从自我中心的想象世界中“探出”头来,看看外面?春天是这样来的,不坐车,不走路,但让一切都变了。妈妈没有给孩子一个准确的答案,最后对话并没有结束,两个世界没有完全接通,中间留有空白,有待孩子成长的思维去填补.孩子在对话中得到了两个收获,即重新思考了自己的问题,又接受了母亲的经验。孩子在自己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的对话中不断重构自己,塑造自己。这样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小燕子说的并不属于小燕子(小孩子),话语所指脱离了他的日常生活。课文的作者以成人的思维替代、肢解了孩子的思维,用自己的经验来裁剪孩子的经验。可以想象,长此以往,在这种教育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有何主体性可言? 

另外,细读《燕子飞回来了》,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小燕子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回来,走了很多地方,看过很多东西,但作者偏偏选择了两个意象:工人和农民。工人开采石油,为国家建设作贡献,表明工人阶级是政治生活中的领导阶级;农民盖了新房,过上了好日子,表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当家作主,过上了幸福生活。就连那个写字的孩子也给取了个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的名字:京生。管他是不是北京出生的,还是要叫京生,因为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党中央所在地,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我们不禁要问,所有这些意象跟小孩子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世界有多大联系?看似不经意的意象选择和遣词造句,其实隐含着作者深刻的政治寓意,也暴露了作者强烈的政治教化企图。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还在用如此赤裸得近乎无耻的政治说教来霸占六七岁孩子充满天真童趣的头脑,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可孩子们亲在性的日常生活和人伦情感哪儿去了呢?如果我们对中小学课本稍作盘点,就不难发现诸如此类的东西俯拾即是。现在,课程改革自上而下,全民动员,搞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在这方面改了多少?但愿我们的课程更符合人性,更符合“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