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报》记者 朱寅年

      建设比批评更重要

      记者：两千年来的文人文学素质都是很高的，胸中存有好多书，文笔也很优美，有人说那时三流的文人写出的文章也许今天一流的学者也赶不上，一些古典文学学者也说自己写七言或五言诗的水平可能连古代的一般秀才都不如，这给我们的感觉好像这种传统的文学素质已经丢失了。今天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口里说的话，都是缺乏文采的白话，这是我们的语文教育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韩军：从上世纪初开始，国文的底子确实一代不如一代。“五·四”后，文言教学就已经开始淡化了，建国后文言在中小学受到的冲击更大，到文革，语文教材已彻底扫除了文言。我们大陆的当代文化人，当代媒体，语言“粗俗化”倾向很严重，平淡无味，像白开水。现在三四十岁的文化人很少会写诗，能够背几十首唐诗宋词的人，也是凤毛麟角，这与中小学语文教育中“诗教”薪火不传有关。

      而台湾的高中国文教材，选的大都是文言。台湾的语文教育，文言一直没有割断。所以读台湾作家的作品，无论哪个年代的作家，大部分都有典雅之气。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中小学阶段的文言滋养。我看过台湾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学生的作文，和我们的同一年代的中学生就是不一样。从他们字里行间时常看到自自然然的古典诗词的意境、韵味，而我们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甚至９０年代中学生作文中的政治语汇特别多。

      记者：我们学生写出来的作文语言很白是一方面，在内容上也缺乏新意，人云亦云，千人一面，模式化倾向很浓，从古人身上汲取的东西很少很少。古时候书也有限，除了四书五经还是四书五经，业余时间也是这些书，而且他们有限的业余爱好，如琴棋书画也都和诗文相关。所以，要求现代人同古人一样也不现实。

      韩军：是这样。现在孩子学科多，数理化、外语、电脑等，课余还有网络、声光电的冲击，当今孩子读书就更少。

      记者：那您觉得语文教育该怎样改进？

      韩军：我一直认为，建设比批评更重要，指出问题的同时还要提出建设的意见。譬如，我写《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十大关系》就是既提问题，又指出路。我主张的语文上课方法是：以有感情地朗读、有情趣地背诵为主，辅之以适当的讨论与讲解。这样的语文课堂也许不像过去以分析、做题为主，问问答答上课那样热闹。但坚持长久，最终会由量变到质变的。我大胆设想过，假如，从小学开始就坚持这样上课，也许到初中毕业时书面母语的水平就过关了。想想，若一个孩子背下几百首古今诗（古诗为主），上百篇古今中外的好文章（古文、白话文各一半），那么初中毕业时，他的语文水平也许好过现在的一般高中生。

      学术需要争鸣，也需要实事求是

      记者：你参加了１９９７年的那次语文教育大讨论，时至今日你怎样来总结那次大讨论？ 

      韩军：那次语文教育大讨论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呼唤摒除语文教育中过度泛滥的科学主义、纯粹工具化倾向，灌注人文精神”。二十世纪９０年代的语文教育讨论，是１００年来最大的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使人们冷静地思考了许多东西，使语文教育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有了根本的触动，促成了语文教育的大思、大变，承接五四新文化、新教育精神血脉的“新语文教育”呼之欲出。若写一本《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史》，那么，“二十世纪９０年代的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巨大意义，将是浓墨重彩的一页。

      但在讨论中出现了不好的现象。比如有的媒体和策划人，用情绪化、偏激的言辞，来代替理性、严谨的学术讨论，达到哗众甚至钓誉的效果。比如，有的书中这样说，“语文教师，我为你流泪！”，有的标题“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等等。如此耸人听闻，说透了这是媒体、策划人的一种炒作行为。

      记者：那样做就有些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了。

      韩军：是的，所以我呼吁语文教育是学术问题，须以理性、平和的学术态度对待。要把学术行为、媒体（包括文化策划人）行为、政治行为三者区别开来。

      学术是什么？我的理解是：怀良知、讲理性、求客观、探真理、实事求是、不哗众、不钓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还要加一句“冷静思学理”。

      在一个正在转型的、多元的、开放的社会当中，看待、处理任何问题，都须有清醒的脑子，宽广的胸襟。语文教育的繁难及问题的积重难返，不是炒作起哄就能根本奏效的；也不是“上纲上线”让人不敢开口，就能根本解决的。媒体炒作与“上纲上线”，二者都不是真正的学术。

      倡导人文精神是我们的使命

      记者：能谈谈您倡导的人文精神的内含吗？

      韩军：过去我们的语文教育中，太缺乏师生的精神自由与精神真实。“人的精神自由与精神真实”这１１个字就是我所说的“人文精神”的真实含义。可以讲几个事例来说什么是我所说的“语文教育的人文精神”，语文教育中如何缺乏真正的“人的精神”。

      有个老师讲朱自清的《背影》，问：“人世间最崇高的感情是什么？”学生说是“父子情”或者“母子情”，老师却厉言正色地说：“人世间最崇高的感情，是阶级情、民族情、共产主义情。当年朱自清写《背影》时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４０年代他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表现的就是阶级情、民族情。我们要善于把那种小情升华为阶级情、民族情。”下课后，我问这位老师，你说的是真话吗？你真认为小情与大情是对立的吗？不理解小情的人，能够升华大情吗？她说，别较真了，语文课上谁讲真话呀！我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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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回国的留学生回老家农村，辅导邻居的孩子写作文。作文题目是《我的家乡》，孩子在作文中说，我的家乡家家有冰箱、彩电，一派繁荣富裕，而实际上家乡还没有脱贫。作文结尾中说，将来我长大后一定要回到家乡，献身建设家乡的伟大事业。留学生说，作文写得漂亮，那么咱们就随便聊聊吧。留学生问孩子，你将来干什么？孩子答，考大学。留学生又问，你念完大学后呢？孩子答，留在深圳、上海或者北京，离开这个破地方。留学生问，你刚才在作文中不是说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吗？孩子脱口说，那可是作文呀！——这孩子的话让那位留学生震惊，也让我这个语文教师震惊！孩子的潜台词是说：作文就得说大话、套话甚至假话。这故事还没完。留学生开导孩子，作文应说心里话，表达真情实感。孩子听了留学生的话一脸困惑。此时，孩子的母亲委婉地支走了留学生后，告诫孩子：“别听你那个留学生叔叔的，叔叔出国时间太长，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１９９８年高考作文题是《战胜脆弱》、《坚强——我追求的品格》。为追求思想性而得高分，有不少考生，父母健在却胡编父母双亡；有的考生本是四肢发达的正常人，却胡编乱造说“我”失去了双臂，“我”现在在考场上用双脚写作文……

      语文教育中一贯不敢张扬“真正的人文精神”，也就是不敢张扬“人的自由精神与真实精神”，使天真烂漫的孩子人为地人格扭曲、分裂：从小学会看别人眼色说话、看行情说话、说别人愿意听的话、说大话套话假话。他今天在考场上、作文中、课堂上，为讨高分、讨表扬，而人为地说假话，那么，将来到社会上，就有可能成为假话痞子。

      我是在语文教育界首倡“人文精神”的。我所说的“人文精神”就是“人的精神”。与“人的精神”相对应的是“神的精神”。“张扬人文精神”与“反对伪圣化”是完全一致的，无非是呼唤语文教育多一点真实、自由，少点虚伪、禁锢；多点人，少点神。语言，就是精神，就是人，语文教育即精神教育，语言教育就是人的教育。

      语文教育界不少人理解“人文精神”时，大都理解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一类的含义，实际是错解、歧解了。“精神”与“思想”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我说“语文教育是精神教育”而不是说“语文教育是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