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资讯报     2002-11-29     记者：王军 

 

     中共“十六大”注定要成为一个历史的新起点——中华民族将从此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新历史时期——中国将投入到建设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公平的小康社会；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历史洪流。 

     这意味着，在未来２０年，中国社会发展所依托的战略资源将发生重大变化：由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等要素资本的挖掘到知识、人力资本的不断更新和持续提升。而这一战略资源的培育和储备将取决于未来中国的教育。 

     探索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中国教育模式，培养造就与这一历史任务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人才”将成为未来教育工作者汗水抛洒与心力倾注的焦点所在…… 

     “十六大”由此成为有史以来对教育着墨最多的一次全国党代会。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１日，由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刘川生主持召开的“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推进教育创新座谈会”上，来自中央教科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一中、人民大学附中、北京市光明小学的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讨论了“十六大”对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影响和要求。会上，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指出：“中国教育正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他表示，为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奋斗目标，教育部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先进文化方向，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为提高全民族素质服务。 

    让教育工作者的智慧涌流 

     “教育科学的发展特别需要借助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曼在发言中指出，“跟其他理论不同，教育理论的实践性更强。” 

     在大量的教育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教育科学，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并走向深入。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发生着深刻持久的变化，这种变化伴随着新知识形态的不断崛起执拗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存在和价值体系，中国教育也随之走向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立足本土的中国教育理论将面临艰难而又意义深远的创新探索。 

     朱小曼介绍，长期以来，中央教科所与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广大的一线教师广有联系，为教育理论创新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材料和依据。但这远远不够，一个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是：在推进中国教育创新的前进道路上横亘着一道道并不能轻松跨越的路障。“怎样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激发各种活力，合理地组合人力资源和物化资源，让中国教育科研的财富涌流，让教育工作者的智慧涌流，造福于教育”成为与会人员讨论的重心。 

     这个问题也早已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郑师渠教授说，“江泽民同志在这次报告中特别强调：那些阻碍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给予扫除。”郑教授激动地说，“江泽民同志讲，发展是第一要务，要抓住一切机遇发展，加快发展。凡是不利于发展、束缚发展的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做法都要把它推倒。这说明中央扫除障碍谋求发展的气魄很大。” 

     但是，“发展要有保障，没有保障它怎么发展？”据了解，目前，阻碍中国教育创新发展的体制障碍不是个别学校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问题。但在以前，提这个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在中央领导于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在“十六大”上又多次强调的情况下，似乎已经到了把它拿到桌面上来认真考虑的时候，“不宜再拖下去了”。 

     据悉，教育部正在酝酿一个会议。为整个教育系统更有效地突破旧的障碍提供新的思路，提供政策支持，使中国教育真正向前推进。这将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人才支持的中国教育理论创新及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教育实践取得实质性突破，真正发展前进的首要前提。 

    小康目标呼吁教育公平 

     改革开放之初，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为社会主义中国提出了“小康”的概念及其构想，它表明，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国人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有能力在世界上创立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小康社会的模式。 

     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谋求初期发展的艰难。据统计，改革开放后１０年，中国人均年收入仅为３００美元。 

     但到１０后，即上世纪末，作为一个人口已达１２亿６千万的大国，中国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将近１０００美元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测量的ＧＮＰ值，在１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已由最贫困国家的行列中跳出，跻身于百名以内。而“十六大”提出的，未来２０年，中国将举全民族之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无疑是一个伟大的目标。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正以每年高于１０００万人的速度快速膨胀。到２０２０年，保守估计，中国人口也将达到令人吃惊的１５亿。这个数字等于一百年前全世界人口的总量。“这样大的人口国家要进入小康社会，进入比较富裕的中等水平社会，在全世界将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李强教授说。相比于搞市场经济多年、人口膨胀速度更快、分化更为突出的印度，“我们民族能提出这样一个目标确实意义重大”。而这一目标实现的标志之一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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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恰是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当前社会发展的三个不足：我们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我们的小康还是不全面的；我们的小康还是发展很不平衡的。我们全民族为之奋斗的小康要求在城乡之间，各个阶层之间，不同职业之间实现一种平衡。 

     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小康社会是以消除地区发展差异、部门发展差异、城乡发展差异、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发展差异为目标的小康社会。 

     尽管报告中提出的这些差异所反映的劳动危机是一个世界性话题，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并不为中国所独有。但在中国，因之与经济转型、体制改革、城镇化过程几个因素遭遇而向我们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而这种种不平衡“与教育的不平衡密切相关”，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谢维和教授说。 

     谢维和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劳动部、商业部、教育部等联合作出的《２１世纪工作技能报告》中，就失业人口列出了两项指标：一是失业比例，一是丢掉一份工作与重新找到一份工作的时间差。报告分析表明，学历越高，失业比例越低，而且在丢掉一份工作和重新获得一份工作之间的间隔时间越短。“不管从就业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收入分配的差距来说，许多统计数据都表明，学历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在高收入阶层中的比例就越高。”谢维和说，“学历、文化程度与收入是正相关的，而且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是很显著的。” 

     “缩小农村教育跟城市教育的差距，缩小地区间教育的差距。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不更高声地去呼吁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将是制约我们能否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惠及十几亿人的、更加公平的小康社会，要求我们的教育更加公平。” 

    整合一切资源打破教育差异格局 

     ２０多年来，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基础教育问题以其存在的重重困难率先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设立教学点，改变师资力量薄弱、整饬危房、弥补教育条件不足……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教育官员到普通百姓，大家的思维指向被类似的一个个问题长期牵动着。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就农村问题关注农村问题，就农村教育关注农村教育”，无论是集中办学还是义务支教，我们所做的，“都是在不断地强化农村教育”。谢维和认为，要想根本解决贫困边远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问题，必须考虑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农村向城镇的体制化转型。“把很远很远的几个地方集中到一起，建设一个小城镇。”“通过城镇化、通过教育带动移民，通过教育带动城镇化建设。”而城镇化程度的提高也将大大提高社会就业率。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已成为影响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世界范围而言，城镇化建设是一个发展趋势，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也正在农村城镇化的道路上摸索行进。 

     “尽管经济是制约教育改革与发展步伐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我们不能把教育问题简单地变成经济问题。”谢维和强调，“现在很多地方的孩子不上学并不仅仅是因为没有钱，更因为文化、价值认同及眼光远近的不平衡。” 

     当前，我们的教育、科技、文化长期处于一种分离状态，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科技一套系统、教育一套系统、文化一套系统”。这在我们的教育发展道路上设置了一道阻力不小的屏障，阻碍着中国教育内在功能的真正发挥。 

     “我们大家明明都知道，这是原来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产物，”讲到这一点，谢维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们的资源，我们教育的资源、科技的资源、文化的资源为什么不能更好地整合起来呢？” 

     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必须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对阻碍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坚决予以扫除，以打造中国教育的全新发展模式。”谢维和说，“作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确实任重道远，一个，我们感到有很大的责任，一个，我们也也感到了很多的困难。” 

    发展中国教育必须有国际眼光 

     国际化是谁都无法阻挡的全球趋势，对中国来说，强调国际化的意义或出发点在于：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点在国际方面。国际社会将是制约中国未来２０年能否全面实现小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面对国际社会，中国人有理由充满信心：谢维和说，“中国一个有非常好的劳动力市场，价格相对较低、素质又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中国有一个庞大而又完整的产品市场，任何一个产品，只要在中国投入，很容易形成规模效益；中国有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完整的产业链条……”所以，尽管国际资本的目光十分挑剔，但它终究逃脱不掉正在崛起的东方古国的吸引。中国已成为一个罗织全球各色人等的“世界工厂”。 

     但是，一位学者提醒国人，“中国已经丢掉了价值２万亿元的巨大商机。” 国际资本毕竟是挑剔的。任何一方面的不完善都可能让它掉头他顾，只留给中国“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无奈与慨叹。 

     国际资本要求新型工业化经济的配套运转，而“新工业化的核心就是信息化的改造”。而信息化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是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国民素质重在人才培养，人才培养重在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 

     历史悠久的中国教育因此而面临着在人才培养、体制创新等方面的大面积调整，面临着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信息化改造相适应的全面更新。 

    国史教育：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江泽民同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口号提出以后，李强主任参与组织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个目标符合人民的要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同。一个执政党“能贴近人民，能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理解人民的心理，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困境。”李强强调说，“要实现这个目标，还要靠全民族的努力。绝不是说，我们在眼前这个基础上，照这样发展下去，２０年以后就到小康了。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平衡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精神，没有一个爱国主义情绪，我们也不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 

     小康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社会科学的勃兴，有赖于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扬。“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等重要。而且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中很突出地讲到了民族精神问题。”郑师渠教授说，“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上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爱国主义是什么？按列宁的说法，爱国主义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千百年历史中形成的对自己祖国的浓厚的感情。”郑师渠说，“爱国主义是一种认同感，认同什么？首先是认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离开了本民族的文化认同，离开了历史认同，谈不上爱国主义。没有这个核心，也谈不上其他的民族精神。从本质上讲，爱国主义是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共同培植的。要想培育、弘扬民族精神，首先要重视对中国国民的本国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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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恰恰在这一点上，“近些年来，已经削弱到不能再削弱了。”郑师渠教授沉痛地说。 

     据了解，国史教育在中学课程中所占课时很少，目前全国周均两节课。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却只有一节课。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学生不考大学就工作，那么他将终身不再接触本国史，他只能从电视上看到对历史的戏说；即使考上大学，考上文科，如果他不进历史系，基本上也终身不再接触本国史，那他还有多少对本国史的接触和了解呢？” 

     文、理两个领域的不同专家学者都感受到了中国历史教育缺失带来的潜在危机。 

     前不久，华东科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在报纸上撰文痛陈：中国留学生在美国，ＡＢＣ非常好，英镑美元分得很清楚，但就是不懂得长江，就是不懂黄河，就是没有历史观念，怎么能希望他爱国？ 

     更有人进一步指出，解放以后中国教育有两个最大的失误：其一，不强调创新教育，而过重应试教育；其二，不重视历史教育，从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只啃书本又缺乏爱国情感、历史责任感的学生。 

     “中国教育必须深刻反省这一点，爱国主义教育是核心，但爱国主义这个核心的前提是历史认同。历史教育为爱国主义的培育和弘扬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承接面，如果没有这个承接面，后面的一些教育大多数都要落空。” 

     “对素质教育，我们讲得很多，把它分为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不管怎么分，它的普遍的基础都在于本国的地理与历史。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降落，时间就是历史，空间就是地理。他要知道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是谁，这就是最初的历史观念；他要知道家乡，知道祖国，这就是最初的地理观念。这两项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的最基本素质，其他素质都是在这个素质上逐渐添加的。因此，如果没有历史和地理，作为一个国民，所谓的素质将因这个承接面的缺失而落空。没有根，你怎么能指望他有一颗爱国心？怎么能指望他有图谋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奋进的责任感？即使他是黑眼睛、黑头发，即使他就在中国。” 

     而中国的发展正需要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精神，正需要这样一种历史责任感。 

     因为，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向前推进的最高层次的决策有赖于民族凝聚力和历史责任感聚合而成的大众智慧的支持；最高层次决策的实施有赖于全民族共同抛洒的汗水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