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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理念,用好语文新教材(网友来稿)


               山东省日照一中退休教师  包为业

          最近,集中听了几十节语文课(从高一到高三),趁机也浏览了一下新大纲和新教材,精神为之一振:中学语文教学的春天已为期不远了!作为中学语文教学战线上的一员老兵,我感到十分欣慰!我认为:要用好新教材,首先必须更新理念。下面谈谈自己学习的体会。

          我1956年参加工作就教中学语文,四十多年来,经历了中学语文教学的风风雨雨。其间虽然波澜起伏,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之初到文革结束。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突出政治。

          建国之初,一切都学习“苏联老大哥”,有些课本完全照搬苏联的。语文教材则主要是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连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都被说成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而遭批判。1955年,中学语文分为《文学》和《汉语》,绝大部分师生对那时的教材是深深怀念的。但随着57年的整风、反右和58年大跃进的狂热,中学语文教学便一下子跌入了深谷。语文教学从内容到方法完全都变成了空头的政治说教。记得当时,我除了教学生背诵“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红旗歌谣”外,还常常带领学生一边砸着刚从老百姓锅台上揭下来的锅,一边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和我一样“虔诚”地“改革”语文教学的大概不止我一个。1963年虽然进行了一次拨乱反正,但只有短短的三年,空前的浩劫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方干脆把语文课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教育课”。中学语文教学和全国一样遭遇着空前的劫难。这个阶段时间长,影响大,危害也深。

          第二阶段:从恢复高考到2000 年新大纲颁布。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工具性。

      1977年恢复高考后,语文教学也开始拨乱反正,为语文教学注入了一些生机。课堂上,假、大、空、套的政治说教少了,语文课渐渐有点像语文课了。但随着“工具说”越来越主导着高考,因而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语文教学和考试中,出现了一些程式化的东西,纯技术性、操作性的训练仍越来越盛行,忽视了语文课在陶冶情操、激发灵感方面的作用,失去了语文课独特的魅力,有的甚至就成了文字游戏。教师教得迷茫被动,学生学得索然乏味。因而在社会上也引起不小的反响。语文教学几乎成了众矢之的。90年代后期,由《北京文学》引发的了一场语文教学的大讨论,更使语文教学又一次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有的专家甚至尖锐的批评语文教学“把庄严的教学变成了儿戏,而且把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承传化作了疯狂”(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促使语文教学不得不再一次进行变革。

          第三阶段: 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的颁布,标志着语文教学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现在的新大纲鉴于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中某些“纯工具性”的做法仍很盛行,明确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有意淡化了“工具性”,强调了“人文性”,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精神,使语文教育理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之所以罗索这些,决不是为了“忆苦思甜”,而是想强调一点:现在第一线的语文教师无不受“政治说”和“工具说”的影响,在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中无不带着这两种思想的深深的烙印。为了在使用新教材的时候,真正处理好这几方面的关系,真正把教学大纲的要求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我认为首要的是必须更新理念!从而相应地改变教法。

      我想着重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第一、关于选材标准。

          过去(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基本上都是“政治标准第一”,过分强调课文的思想教育功能,对文章本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注意不够,这样就导致个别选文缺乏美感,或艺术价值不高,明显带有“左” 的痕迹。新大纲则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并重”,教材编写中有意淡化技术操作层面的训练,改变了某些纯工具性的做法,着眼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新教材特别注意选取那些文化内涵比较丰富、深厚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如钱钟书、朱自清、朱光潜、王力、吕叔湘、梁思成、杨振宁、宗白华、汪曾祺等著名学者的文章选进了教材。外国文章或文学作品,也突破了过去选文只注重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局限,注意多方位地介绍外国文学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比如,卡夫卡、海明威、乔治·桑等。在具体的编写上,强调对语言文学素养的积累、感悟和熏陶。而领袖著作和社论之类的文章,虽然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典范现代文”,但在现行教材中的比例已经微乎其微了。一些有着明显时代烙印、内容陈旧的“传统课文”(如“海市”、“土地”等)也悄然隐去了。即使鲁迅先生的某些作品(如把梁实秋先生骂得狗血喷头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被删掉了。

      编课本的人指导思想变了,我们使用课本的人的思想也得“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必须清除自己头脑中“极左”思想的流毒,客观地、有分寸地把握好教材的思想性。教材的内容只要是有益的(至少是无害的),而不一定非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要过多地介绍“时代背景”(应根据需要),不要生硬地、牵强附会地“上纲上线”,不要脱离实际地“拔高”作者当时的思想境界!避免假、大、空、套的政治说教,避免生拉硬扯地联系实际!当然,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特别是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可以而且应该是“见仁见智”,但教师在课堂上无需作过多的引申、发挥,更不能“削足适履”,把学生的思路硬拉进自己事先设计好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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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绝不是反对在语文课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而且我一直认为语文教师对学生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教育应当是潜移默化的,应当是“润物细无声”的。

          第二、关于文言文。

          在第一阶段的教材中,古典诗文很少;第二阶段虽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仍很小。而且,不时吹起一股股否定文言文的歪风。有人甚至“理直气壮”地说什么:现代人说的是现代话,写的是现代文,学文言文无用。他们极端形而上学地曲解了学习和应用的关系。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的顾之川 先生说:“我们认为,作为21世纪的高中生,要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语文素养,培养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就必须多读一些古代文学作品。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现代化,决不能抛开我们的优良传统。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检验,经过了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曾经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而且常读常新,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高中生多读古代作品,既可以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又能培养文学鉴赏能力,还有助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因此,新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约占43%。”

          其实,学习文言文教学绝不是简单的、生吞活剥的过程,而是一个有机的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一个质的转化的过程。就好像牛吃的是草而挤出来的是奶,蚕吃的是桑叶而吐出来的是丝一样。试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泰斗们,哪个不是靠丰厚的古典文学的积淀才写出典范的现代文的!就连极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先生,也是在古典文学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至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更明确提出“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他身体力行,从青年时代到晚年读的大量的是古籍,但写出的却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

          适应教材的变化,我认为在文言文的教学中要注意三点:

          1、为了“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就需要对课文的字、词、句作必要的疏通。要求“字字落实”是不现实的,但不疏通字词就架空“分析”是绝对不可取的,这样的“分析”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让学生掌握了一点文言字、词、句的规律,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而才能独立地阅读浅易的文言文。

          2、为了“培养文学鉴赏能力”,就不能简单地“肢解课文”,就必须从“工具”说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下文再阐述)

          3、为了“有助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语文课“文化载体”的作用,让学生尽量吸收古今中外文化遗产丰富的营养。这也是我们通常说的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关于文学作品。

          50年来,中学语文中的文学教育历经坎坷。50年代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文学教育曾被提到很重要的地位。60年代提出“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中学文学教育逐渐成为禁区。直到80年代,文学教育才又被重新提起。新教材所依据的大纲,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教材也相应加大了文学教育的分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占60%以上。改变在工具说指导下过分强调语言学知识教学与训练的倾向,淡化过多的分析和操作性技术性训练,增加了对文学作品诵读的要求,注重语文学习中的积累、感悟和熏陶。

          在文学作品的教学中,我认为有几点特别要注意:

          1、文学作品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有血有肉的有机整体,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把她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来感悟、欣赏,而不能把她看作一个“物”任意宰割,甚至“大卸八块”,然后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

          2、不要用僵死的教条和思维的定势去束缚和限制学生的思维。文学鉴赏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精神活动。与教材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的书前“说明”是这样写的:“文学作品的鉴赏,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而具有某种未定性和模糊性。因此,课文鉴赏说明仅供教师备课时参考,并不是唯一的‘答案’。教师在教学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进行讲授。”学生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只要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表达出来又能自圆其说,就应该肯定。

          未定点是现代鉴赏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未定点说体现了对读者理解力、创造力的尊重和鼓励。它在一定意义上道出了文学鉴赏的普遍规律。同一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眼光,不同时代的人的眼光更是千差万别。鲁迅先生就说过:一部《 红楼梦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我们还要看到另一个方面,即经典的个人性尺度,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明经典是很难定于一尊,达于一统的。其实,鲁迅对冯至的看法(认为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茅盾对《倪焕之》的评价(称《倪焕之》为“扛鼎”之作);钟嵘《诗品》对陶渊明的定位(列陶诗为中品),等等,都属于个人性尺度,并不一定是客观、公正的。

          3、不要“拔高”作者和作品的思想意义。如巴金先生的《灯光》,在结尾处有一句是“对着山那边微笑了。”直到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学语文课本还对“山那边”作注解:“指延安的灯光”。后来还是巴老自己实事求是地出来澄清:我当时还没那么高的觉悟。类似这样随心所欲地“拔高”作者和作品思想的情况,决不只这一例!

          以上是自己学习新大纲、新教材的几点体会。为体现新大纲的精神用好新教材,下面再从操作方面简单谈谈自己的两点建议:

          第一、从宏观上把握整个语文教学的规律。

      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是一个战略家,能够统观全局、驾驭全局。这就要求每个老师要认真地学习新修订的教学大纲,学习有关领导对新大纲的解读和说明。教学大纲,是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有关学科教学的指导性文件,是教师施教的重要凭借,也是编写和使用教材的总纲,也可以说是整个教学工作的法典。学习新修订的语文教学大纲,就可以明确整个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以及每个阶段的目的要求和任务;在此基础上,再认真学习教科书前面的《说明》,了解每一阶段、每一年级、每一学期乃至每一单元、每一课书的目的、要求和重点。这样,在你脑海里就会形成一个纵横交织的网络,每一篇教材作为一个点都在整个网络中占一定的位置,承担一定的任务。这样,在教某一篇课文的时候,你就会心中有数:哪些是应该教的,哪些是暂时不应该教的;哪些是对前面知识的照应,哪些是为后面知识的铺垫。这样,就不至于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老师知道的、教材“涉及”的“一股脑”地堆给学生,“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其实,每一篇语文教材,都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如果什么都想“吃”,那就可能什么也“吃”不到!只有在战略上总揽了全局,才能是一个清醒的“指挥员”,你才能驾驭教材,进而驾驭课堂、驾驭学生,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会是一个被动的、糊里糊涂的“教书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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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从微观上解读每篇课文的灵魂。

      “语文课究竟教什么,学什么?”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教课文!学课文!因此,每一个语文教师都应当把备课的功夫用在研读课文上,把教课的重点放在解读课文上。应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料、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包括多媒体)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品位课文!绝不能在学生还没有充分理解课文的时候就架空的分析和说教!因为无论再好的资料也只是帮助我们学习的手段,而不是学习的目的。我的看法是:

           1、课文是语文教学的切入点。语文是重要的文化载体,语文课所包含的丰富的语言知识、文学知识、文化知识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等等都是通过“课文”的白纸黑字来传达的,没有了课文,也就没有了一切!所以,语文教师就应该以课文为切入点逐步引导学生理解、感悟作者所要传达的各种信息。

           2、课文也是语文教学的落脚点。学完语文课以后,学生记住和感动的应该是作品(课文),而不是教师的“分析”和学生自己的笔记。如果相反,那则是语文教学的悲哀。

           3、课文也应是语文教学的转折点。叶圣陶老先生说过“课文无非是个例子”。语文教学就是通过这些例子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并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只有真正学好这些“例子”,才能实现升华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转折。否则,就只能是缘木求鱼。

           

           以上粗浅想法仅供参考。

                                      

       作者邮箱: baoweiy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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