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志刚 
    弗洛伊德等西方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的心灵深处有一个“本我”，还有一个“超我”。“本我”，就是老子哲学中的归根反本，它摆脱了文化符号的异化与扭曲，如婴儿自然而和谐的生命的本来面目，它接近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所标举的生命的本真状态。“超我”则是社会文化塑造，特立而成自我，是存在于社会现实中，充当种种特定的社会角色，按照群体规范和要求行动的自我。“本我”和“超我”是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在人的灵魂深处。一时“本我”占据上风，一时“超我”表现明显。“超我”和“本我”的交错呈现，显示了人在不同时期里的不同行为表现甚至整个人生追求。放眼封建时代，许多文人在妥协世俗、扩展生命以用世；努力追求“超我”的同时，其实内心深处也时时流露出对险恶官场及叵测社会的厌弃，在竭尽心机地回归“本我”，力所能及地体念着生命的本真状态，如竹林七贤、谢灵运、陶渊明、李白、王维、苏轼等，但其中在追求“本我”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对这一状态体念得最真切的，恐怕要数陶渊明了。陶氏不但敢想，而且敢做；不但做了，而且做得那么彻底。他的这一出世心态在他的许多诗篇中均有所表露，在《饮酒》系列中尤其发挥到了极致。本文便以《结庐在人境》为例略作阐释。 

　《结庐在人境》一诗，是陶渊明诗歌意象的顶峰。在这首诗中，“本我”摆脱了“超我”的纠缠，澄明无碍地存在于诗歌意象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种“远”与“静”的境界是“本我”战胜“超我”后才可能出现的。“心远”并不仅仅是因为“地偏”，最关键的恐怕还是陶氏在心灵上的真正忘世，倘若心为物役，尘根未了，则即使身处“无车马喧”的偏地，也仍然会为凡事俗情所羁绊，像唐朝王维辈那样像模像样地隐居终南，但他心里图的依然是那条加官晋爵的捷径。在王维身上，“本我”仅仅是追求“超我”的一种手段。而陶渊明则完全不同，他的“超我”已然被排斥在心灵之外，“本我”即生命的本真已呈现出一种完完全全的展开状态。这个时候，不管形体在田园还是在闹市，“心远地自偏”，这种澄明无碍、自由自在的心灵使万物都展现出宁静悠远的情韵。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至此，诗人与“本我”融为一体。采菊的陶渊明，已是解脱了各种尘世纷扰，以生命本真状态呈现的陶渊明了。他心灵的悠然空明，投射在菊花与南山的意象中。他的整个身心已融入山气和美丽的夕阳之中，又似乎化作了飞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翱翔。如此心平气和、心无旁骛地与大自然相承合，体味着大自然本身无穷的韵味。在这种观照中，物是原态的，心是宁静的，心物交汇在内心里，在和谐意识中，认认真真地进入了一种物我同一的“忘我”状态。

　前四句，诗人摆脱“超我”从世俗回归自然；中间四句，诗人又以一种超脱虚静的心态，真切地体念着生命的本真状态；到了最后两句，诗人则更似乎进入了一种神情恍惚、虚无缥缈的仙幻之境。“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所谓的“真意”即是对回归生命本真的体念与感受。这种体念与感受想要说但说不出来。古人说得好，“得意必忘言”，已然得了“真意”的陶氏，合情合理地“忘言”，绝不是故作高深，只是这种感受确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首诗中无酒，诗人却将其归入饮酒二十首，且成为其中冠冕，原因就在于其意象的捕捉与构成具有直觉无意识的酒神精神的特点。诚如古人所说：“这首诗意象构成中景与意会，全在一偶然无心上。‘采菊’二句，俱偶尔之兴味，东篱有菊，偶然采之，……而南山之见，亦是偶尔凑趣。山且无意而见，菊岂有意而采，……山中飞鸟，为日夕而归，……但其归也，适值吾见南山之时，……此亦偶凑之趣也。……其一点‘真意’，乃千圣不传之秘，即道书千卷，佛经完万叶，犹不能尽厥蕴，故但以‘欲辩已忘言’五字喝断‘此中有真意’之间。虽然，固已言之矣，不曰‘采菊东篱’云乎?”“偶尔之兴味”，即审美的直觉无意识状态。从此状态中蜕化而出的诗歌意象，才能获得“境在寰中，神游象外”的悠远不尽的意味。这偶然无心的情与景会，正是诗人生命自我敞亮之时其空明无碍的本真之境的无意识投射。这里，相与归还的鸟儿和悦欣慰，它们没有了彷徨，没有了迷茫，也没有了离群之悲伤。它们投射着诗人摆脱“超我”的孤独迷惘后，精神获得巨大的归属和依托感，从而呈现出自由而宁静欢畅的心情。

　对生命本真状态的真心体念是这首诗真意之所在，也是《饮酒》诗及陶渊明诗歌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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