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 

　                                   一 

　　天空下着小雨，绒毛一般的细雨飘洒在张太雷的汉白玉半身雕像上，整个雕像便显出一种洁白晶莹的高贵。此刻，张太雷正注视着我，透过朦胧烟雨，他的目光沉静而坚毅。 

　　如果不眼前这尊雕像，我可能很难走进常州市清凉路子和里3号这个普通的院子；因为大门上有了“张太雷故居”这五个字，整个院子便显出了一种遥远而切近的历史气息。第一次听说“张太雷”这个名字，是在1977年底。那时，刚粉碎“四人帮”一年，一切都在拨乱反正。在收音机里播出的“纪念广州起义50周年”节目中，我知道了中共历史上不但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而且还有“广州起义”，而广州起义的总指挥便是张太雷。但说实话，可能是因为对他了解太少，从那以后的20多年里，张太雷在我心中只是一个概念化的革命先驱，远不如李大钊、方志敏等人那么栩栩如生，有血有肉。 

　　而今天，这个普通的平房小院让我听到了张太雷年轻的心音。张太雷故居，是两进三开间的木结构建筑，走进去，一眼就看到院子里的汉白玉张太雷半身雕像。整座故居，绿色处处可见：四周苍翠的松柏环绕簇拥，走廊上几盆铁树花增添了清净雅致的气息，和着中堂里高挂的翠竹兰花图，有“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情境。尽管“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相闻”，但一踏进院子，与张太雷的目光相遇，小院80年前的历史便复活了；再绕过雕像走进屋子，便觉得走近了也走进了张太雷。房间里摆设不多，木床、写字桌、梳妆台和衣柜，都是原物。墙上一幅幅历史图片和文字说明，使我的整个身心已经沉浸在20世纪初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而张太雷也不再是一尊雕像更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从图片上从文字里走了下来，英气逼人，青春勃发…… 

　　即使以今天的审美眼光看，张太雷绝对称得上是“一表人才”：高高的个子，英俊的面庞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三七开的学生分头，浓密的黑发整齐地向两边舒展；两道剑眉之下，一双眼睛透过眼镜片闪烁着智慧和信念之光；鼻梁端正而挺拔，嘴唇紧抿而棱角分明，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坚韧；他身着学生制服，连风纪扣也扣得一丝不苟。何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张太雷眉宇之间所散发出来的气质就是最好的注释。 

　　事实上，无论是中学期间还是大学时代，张太雷的确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他各科成绩优良，英语尤为突出，且身体健壮，爱好多种体育运动，善于踢足球、打乒乓球、踢毽子。考上北洋大学法科本科之后，他刻苦读书的精神仍为同学所称道；不但英语非常棒，俄语也十分流利，同时，他还在一家报纸兼任编辑。他在国内发表的文章也是文采飘逸，有典型的学者风范。如果按照千百年来社会对每一个读书人发展轨迹的设计，才华横溢的张太雷完全可以为自己谋得一个不但自己生活优裕而且足以光宗耀祖的职业的。 

　　然而，正如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时代时所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诞生了巨人的时代。五四运动的风暴震醒了古老中国，呼唤着一代改造中国的巨人，于是，巨人们应运而生；于是，年轻的张太雷走进了改造中国的巨人行列！他的生命因此而将被历史浓缩，并因浓缩而精彩而灿烂―― 

　　1919年2月，他在天津发起和组织进步团体“社会改造社”；同年5月，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是天津学生爱国的重要骨干之一。 

　　1920年8月，与俞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活动；同年10月，参加李大钊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北京的早期组织，受北京支部和李大钊的委派，在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春，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托，由李大钊介绍，赴苏俄伊尔库次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筹建中国科并担任书记。他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 

　　1922年5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太雷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张太雷等人起草的团纲、团章和其他一些决议案。张太雷在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张太雷与共产国际各国代表一起，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瞻仰列宁遗容，27日又参加列宁葬仪。他在莫斯科《工人日报》上表示“要宣誓用全部精力来继续列宁所开始的事业，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世界无产阶级”。并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了《列宁与中国青年》的纪念文章。6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参加共产国际“五大”，张太雷担任中共代衷团的秘书和翻译。李大钊赞许张太雷精力充沛，毅力惊人，工作有条不紊，效率很高，称他为“才华出众”的年轻人。 

　　1925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总书记。 

　　张太雷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早的推动者之一。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最初陈独秀不能接受，作为马林的助手和翻译，张太雷从中做了大量工作。在陪同马林与孙中山会谈的过程中，张太雷帮助马林向孙中山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为促进马林与孙中山相互理解和信任起了积极作用。后来，张太雷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由孙中山主盟，第一批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参加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3年，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国民党本部干事，鉴于张太雷有较强的宣传能力和活动能力，任命张太雷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 

　　历史艰难地跨进了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的屠刀，使年轻的共产党猝不及防，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他又顽强地站了起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常委的决定，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参加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局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11月26日，张太雷受命组织广州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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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电闪雷鸣、血肉横飞的年代！一个在封建专制的奴役下沉睡了了数千年的民族，在20世纪初被唤醒了，千百万奴隶渴望解放，渴望挣断绳索，他们发出了雄狮般的咆哮，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黑暗势力做最后的决战！愤怒、复仇、呐喊、拼杀……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三声炮响和一阵信号排枪划破了沉寂的广州夜空，宣告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起义的军队、工人赤卫队、郊区农民赤卫军高举红旗，向着绞杀大革命、残酷屠杀革命者的敌人猛烈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上午6时，攻占了敌公安局，并在那里设立起义的总指挥部。太雷亲笔书写的“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的红布横幅，悬挂在总指挥部大门上方。12日中午，在战火纷飞中，广州工农兵群众举行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张太雷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说，宣读政纲和政府成员名单。下午2时许，张太雷满怀胜利的喜悦返回起义总指挥部。就在这时，一股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起义军反扑过来。张太雷闻讯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人伏击，身中三弹。临终时，他仍紧握双拳！ 

　　1927年12月的广州，被火光照亮，然后又被鲜血浸泡。山林呼啸，江水呜咽…… 

　　张太雷原名曾让，字泰来，学名张复，自号长铗。投身革命后改名“太雷”，寓意震醒世人，击碎旧世界之意。在他29岁的时候，他的生命终于化作了“太雷”，他因此而永远29岁！ 

　　张太雷牺牲后，瞿秋白写下《悼张太雷同志》：“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与反革命军阀搏战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 

　　　　　　　　　　　二 

　　瞿秋白写下这段文字时，心情一定是异常沉痛的。因为张太雷不仅仅是他的党内同志和战友，还是他的同乡和中学同学。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张太雷和瞿秋白便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共抒报国豪情。常州东门名胜红梅阁、文笔塔等地，留下过两位少年畅谈古今，指点江山的身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同为常州府中学堂学生的张太雷和瞿秋白同时带头剪掉辫子，并肩上街游行，欢庆武昌起义的胜利。1921年5月，正是由于张太雷的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了俄共（布）党组织，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蒙蒙细雨还在无声地飘洒着。我从张太雷故居出来，穿过几条街，便来到了瞿秋白故居。瞿秋白故居旁边便是瞿秋白纪念馆，也许是因为瞿秋白在党内担任过的职务比张太雷高的原因吧，馆内的陈列显然比张太雷纪念馆要丰富得多。墙上的一张张历史照片、玻璃柜里的一件件实物，以及展板上的文字，激活了从少年起就在我脑海中刻下深深印记的“瞿秋白”这个名字。 

　　如果说过去我对张太雷的事迹不是特别了解；那么对于瞿秋白这个名字，我则再熟悉不过了。然而，读中学时，我第一次接触“瞿秋白”这个三个字，却是和“机会主义头子”“叛徒”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在“文革”时期，我从老师的口中知道了，党的历史上有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是在同“十次机会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的，而同瞿秋白的斗争则是其中一次，云云。 

　　然而，历史上的瞿秋白牺牲得相当壮烈，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无情地把瞿秋白遗弃在苏区。在与何叔衡、邓子恢等人一起转移的过程中，不幸被敌人发现，经过一阵激战，邓子恢突围，何叔衡牺牲，而瞿秋白被俘。 

　　瞿秋白曾担任过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又是著名的大文化人，他的被俘自然震动了全国，更引起了讲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劝降、软化、利诱……然而，面对瞿秋白坚贞的信仰，这一切都灰飞烟灭。绝望的蒋介石终于下达了“就地枪决匪首瞿秋白”的密令。1935年6月17日，当狱中的瞿秋白得知蒋介石的电令后，冷笑道：“我早就等着你们送我上路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 

　　当晚，秋白安然入睡并做了个好梦，第二天早晨醒来，还特意记下梦境：“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呜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刚写完，敌人已经催他“走”了，于是，秋白又提笔悠然写道：“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还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写完把笔一扔，幽默地对来人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 

　　在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下，秋白神情安祥，从容而行，一直走到中山公园。我从纪念馆陈列的一位现场记者的当日报道中，看到瞿秋白最后的风采：“全园为之寂静，乌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眠为真快乐！’”其间，秋白又用汉语和俄语高唱《国际歌》，寂静的公园回荡着他生命最后的歌声。饮酒完毕，他徐步走向距中山公园约两里路的罗汉岭下，看见绿茵茵的草坪，青山环抱，景色宜人，秋白笑道：“此地甚好。”于是盘腿而坐，还问刽子手：“这样行吗？”面对枪口，微笑饮弹，秋白倒下了，罗汉岭因此而不朽。 

　　秋白这最后的悲壮并不是惟一的，李大钊这样悲壮过，邓中夏这样悲壮过，方志敏这样悲壮过，赵一曼这样悲壮过，王孝和这样悲壮过，刘胡兰这样悲壮过，还有后来新中国黎明前的江雪琴、许云峰都这样悲壮过，但秋白不仅仅是悲壮，他的悲壮中还透出了他作为文人所特有的潇洒甚至浪漫。他以如此悲壮、潇洒而富有浪漫气息的方式，为他36岁的人生画上一个充满诗意的叹号。 

　　如果瞿秋白的生命只有这么悲壮、潇洒和浪漫的色彩，那么他身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然而，他偏偏留下了一篇解剖自己心灵的《多余的话》，这就一些人感到惋惜，感到遗憾，感到不解，感到愤怒――他们不容忍一个革命者在敌人的狱中写下这样斑驳的文字，而不是像方志敏那样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下《可爱的中国》或者像叶挺一样在囚牢的墙上用鲜血写下《囚歌》。 

　　《多余的话》的影印件正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它是秋白生命的最后告白，不，这简直就是他透明晶莹的灵魂。 

　　的确，与一般人们心目中的“烈士”形象比起来，《多余的话》真是“多余”的，没有这“多余的话”，瞿秋白将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烈士。然而，秋白恰恰是担心人们把他当作完美的烈士，才将自己的灵魂袒露了出来。他写道：“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被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比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冒充烈士而死。”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在长达近两万字的《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是以忠诚自己的信仰，怀念同志战友的真挚感情，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血淋淋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也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 

　　在《多余的话》中，最被后人争议的是，瞿秋白所说的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这是瞿秋白一生遇到的许多矛盾中主要的、也是使他困窘终生而无法解脱的矛盾。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写道：“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于无聊的‘文人’，却要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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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并投身于随时都会献出生命的事业，一方面又坦诚这是“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因而是“一场误会，一场恶梦”――也许在别人眼里，这是瞿秋白的矛盾，然而，我却从这“矛盾”中看到了秋白可贵的牺牲，不仅仅是牺牲生命，还包括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性情”。这才是一种真正唯一属于他自己的悲壮！ 

　　纪念馆琳琅满目的图片和实物，向我们展示着秋白多方面的才华。我不禁惊异于秋白的确是一个在许多领域都表现出天才的文人―― 

　　他是诗人，写下了大量的古体诗词和现代新诗。留传下来的不多，但已足以永远流传下去：“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新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稍。” 

　　他喜治印，纪念馆墙上许多暗红印章，仿佛是他永不褪色生命的印记。据说当时郑振铎为结婚曾向秋白求印，秋白开价是50元；这昂贵的价格使郑只好转求茅盾。但郑振铎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小包来了，说是送礼金50，郑打开一看，正是两方石印！ 

　　他善绘画，受其父影响，他的山水画技巧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纪念馆玻璃柜里有一幅瞿秋白的绘画原作，这是1916年瞿秋白去武汉谋求出路前夕，绘赠表妹金君怡的山水画，画中还录入了谢灵运的诗，颇有古朴清丽的风韵。 

　　他是书法家。在狱中，有不少国民党军官还慕名向他索要书法，秋白因此而留下了不少真迹。在纪念馆墙上，正有一幅秋白亲笔书写的狱中诗词三首，仔细辨认，我读出了其中一首：“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在来，应有香如故。” 

　　他是大学者。他酷爱哲学和史学，曾在黄埔军校和上海大学讲课，滔滔不绝，风度翩翩，连后来的大作家丁玲也为之倾倒：“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 他还曾研究中国文字改革，并写成了中国最早的文字改革专著《拉丁化中国字母》。 

　　他是出色的新闻记者。1920年，他正是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聘请，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的。两年的记者生涯，他写下60多篇通讯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报告文学。他是第一个以报晓之声向中国人民报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记者，是最早有系统的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现在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 

　　他是一流的翻译家。他先后翻译了莱蒙托夫的诗《烦闷》、《安琪儿》，丘特契夫的诗《寂》、高尔基的诗《阿弥陀佛》和《海燕》、阿里鲍夫的小说《可怕的字》、托尔斯泰专论《宗教与道德》以及他的许多小说、普希金的《茨冈》。他最广为人知的翻译杰作，便是那唱彻全球的《国际歌》。 

　　他是优秀的文艺批评家。他不但翻译了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而且还写下专著《俄罗斯文学史》，比较系统地评述了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文学及其代表性作家，对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生平、创作道路和文学成就进行了较为准确的介绍和科学的评价。他写下的《〈鲁迅杂感〉序言》，是思想界和文学史上第一次对鲁迅杂文的性质、成因、文学价值和战斗意义作出充分、全面而精辟论述，对鲁迅思想发展及其人格精神包括鲁迅的缺点作经典性、权威性和科学性论证和论断的不朽论文。连鲁迅读后也心折不已，认为分析是对的，以前原来没有人这样批评过。 

　　他是与鲁迅双峰并立的文学巨匠。他的文学创作以杂文为主，直面尖锐的社会问题，思想犀利深刻、语言风格明白晓畅，其杂文形式自由而多样化，有文艺性政论，有散文式杂感，有小说式杂文，时评式杂文，论辩式杂文，思辨式杂文，注释式杂文，戏曲式杂文，诗话式杂文……他以杂文为武器与鲁迅并肩战斗，他甚至还曾模拟鲁迅的笔法和风格撰写，然后由鲁迅修改，再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许多杂文。他二人的杂文，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可以互相媲美，被公认为是文学史上两座难以逾越的杂文创作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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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不夸张的说，如果瞿秋白不参加革命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兴趣”，那么他在上面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比如，和他同时代的作家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一样，因为选择了“纯文学”的道路，日后都成了大家。然而他没有，因为他选择了理想。 

　　或者他被俘后，也完全可以在不出卖组织也不发表反共声明的情况下脱党，然后回到书斋做学问，就像和他同时代的李达、陈望道等人一样，后来也成了大学问家。然而他没有，因为他选择了信仰。 

　　或者他就像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吧，也能使日子充满温馨！就性情而言，瞿秋白其实是很“小资情调”的――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纪念馆里那几张他和妻子在西湖畔在黑海旁的相依才子佳人式的合影，那似水的柔情，即使放在今天的相馆橱窗里，也是非常时尚的；1930年8月秋白绕道柏林回国，在法国柏林广场的文化角，还颇有雅兴地请剪纸艺人给他剪了一张剪影。就这样“小资”下去，“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瞿秋白同样可以生活得有滋有味。然而他没有，因为他选择了革命。 

　　久久凝视那张剪影，如此情趣，让我怎么也一时难以将那儒雅优闲的形象同在革命低潮的时候毅然肩负起领袖重任的革命家联系在一起。 

　　更何况，秋白毅然挑起革命重担的这副肩膀是多么的柔弱！和张太雷不同，瞿秋白少年时体质就不太好，学生时代就患上肺病。1919 年5月4日那天，瞿秋白作为俄专学生会负责人和代表，带领同学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三千人的集会和游行，并加入了火烧赵家楼的斗争。但当天回到学校便因肺病发作而口吐鲜血。6月3日他再次走上街头，结果被当局逮捕。三天后出狱，再次吐血。他却豪迈地说：“干了这平生最痛快的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后来，在莫斯科、在武汉、在上海、在瑞金……他一直以羸弱的躯体支撑着一颗坚贞的头颅，忘我地战斗着。在1927年那浊浪排空的日子里，“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脱党的脱党，忏悔的忏悔，叛变的叛变，而秋白却在这时承担起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责任，由他主持的临时中央常委会，做了三件大事：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决定发动秋收起义，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著名的“八七会议”。而当时，秋白的身体已经糟糕到了极点。作为一介书生，也许他不适合于做领袖，而且客观地说，就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而言，比起后来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的确也不是最杰出的，但历史不应该苛求瞿秋白――当革命需要他的时候，他硬是把随时都会沉没的中国革命航船的纤绳套在了自己柔弱的肩膀上，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前行！ 

　　文人却搞了政治，书生却当了领袖。这就是瞿秋白所说的“历史的误会”，然而，尽管秋白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误会”，但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别无选择，不，他放弃了其他选择――在经历了文学爱好和政治责任之间的心灵煎熬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好汉！在生命最后一刻，又将自己的真实的心灵――包括心灵中的阴影――袒露给世人，这就是英雄！ 

　　整个展厅，最震撼我心灵的是瞿秋白就义前在公园亭子前照的那张相，这是秋白就义前向这个世界投去的最后一瞥：秋白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色齐膝短裤，黑线长袜，黑布鞋。秋白傲然而立，两手背在身后，双脚呈稍息状，神态闲适，泰然自若，一双眼睛平静地注视着枪口，注视着死神，注视着当时以及后来所有注视着他的人。 

　　大道无言。但看着照片上秋白最后的眼神，想到他留下的《多余的话》，我心中油然回荡起卢梭在其《忏悔录》中发出的声音：“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是呀，瞿秋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了不少“伟人”“完人” （有的是鼓励下面的人篡改历史，有的是干脆自己包装历史，有的则是死后“老百姓”帮着造神。中国的老百姓，离开了神就活不下去，一个神倒了，一定要另竖一个神来填补），但如果这些“伟人”“完人”面对瞿秋白这双眼睛时，是否都能够坦然地说“我比这个人好”呢？ 

　　　　　　　　　　　　　　　　　三 

　　离开常州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还沉浸在张太雷、瞿秋白的灵魂中。他们的形象一直萦绕于心，挥之不去。 

　　他们两人显然不是完人。瞿秋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领袖，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盲动错误。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否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出于低潮，反而认为革命潮流在继续高涨，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决定通过后，中央命令广州、长沙、武汉、上海、天津、唐山六个城市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造成了一些无谓的牺牲。对此，秋白诚恳接受了党内的批评，并和同志们一起迅速纠正了错误。在他的《多余的话》中，秋白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而真诚的检讨。 

　　对于张太雷的牺牲，广州起义时在军委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很惋惜地回忆说：“太雷同志虽然是我们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是一位好同志，但他是书生出身，缺乏军事常识，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就以他在十二日中午出席西瓜园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遇难这件事来说，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结果却给敌人的冷枪打死了。”作为一名起义总指挥，却缺乏军事常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当然，身为书生出身的最高领导，在缺乏经验时仍敢于拼杀，并在火线牺牲，这种表现出非凡的勇毅还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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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观张太雷故居时，担任解说的小姐偶然提到张太雷除了在老家有一位妻子，他在革命斗争的历程中，还有一位叫“王一知”女性随身相伴。我顿感惊讶，因为当时张太雷并没有和夫人陆静华失去联系，便问解说员小姐：“这是真的吗？”解说员小姐很肯定地说：“当然是真的。他们还生了一个男孩。这事当时在党内是公开的，周恩来、邓颖超都知道的，而且和张太雷、王一知是好朋友！”我又问：“既然是事实，为什么故居陈列里一点都没有提到呢？”她笑了笑说：“这毕竟不是光彩的事，会有损张太雷的形象的。” 

　　后来我在纪念馆买了不少有关张太雷的资料。在阅读中，读到一篇王一知女士解放后写的一篇回忆张太雷一起生活的文章，她详细回忆描述了和张太雷一起生活的经历，其中还提到，为了庆祝他们的孩子满月，“太雷特地在家里办了简单的‘满月酒’，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到家中畅叙”。在分析阅读其他相关资料时，我还发现，王一知当时是有夫之妇，其丈夫是曾参与创建中共并曾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施存统！ 

　　我实在无法对这段史事作出什么评价，但我要说，既然这是张太雷生平中的一段重要经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生活细节，而是与张太雷的革命生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王一知名义上是张太雷的秘书，张太雷牺牲前的那段非常日子，都是和她一起度过的；张牺牲后，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一直给予王一知以精神上的关怀和生活上的支助，后来她把她和张太雷的儿子抚养成人），纪念馆为什么不可以如实反映呢？ 

　　在我看来，无论是瞿秋白还是张太雷，他们短暂的生命历程都有一些让我感到遗憾的地方――我觉得没有必要为尊者讳，把真实的缺陷隐匿起来或者把这遗憾也说成某种“人性的光芒”；但对于中国革命，他们仍然是巨人，在我的心中他们仍然是英雄！ 

　　傅雷在翻译罗曼·罗兰的不朽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有感于作品主人公高尚而复杂的人格，特意写下一段《译者献词》：“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这是傅雷的英雄观，也是我的英雄观。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常州同时孕育了两位革命家，这座城便赢得了她永远的光荣。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常州人都理解这“光荣”的。参观完瞿秋白纪念馆，我纪念馆门口门外的屋檐下躲雨并等车，我和一个也在此躲雨的当地中年人随便聊了起来。当他得知我是特地前来瞻仰瞿秋白时，觉得有些吃惊：“你是搞历史的？”我说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他注视着我，好像在看一个怪异的东西。我说你们常州出了两位革命家，了不起呀！他说：“可也没有给常州带来多少旅游收入。”谈及瞿秋白，他摇头道：“太书生气，有点迂！这样就是死了，唉，不值！”在张太雷故居，解说员小姐在讲到张太雷是瞿秋白的入党介绍人时，很自然地说道：“张太雷出道比瞿秋白早，如果不是那么早就死了，他的官一定比瞿秋白做得大！”真让我哭笑不得：“出道”？她以为她是在介绍当红明星F4啊！还“做官”呢？要想做官，这两个人不都必参加革命的！ 

　　这当然不仅仅是这两个人的悲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这是一个一切都正在被颠倒的时代：精神被物质调戏、理想被现实嘲弄、崇高被庸俗强奸、正义被邪恶围剿、真诚被虚伪斩杀……而调戏者、嘲弄者、强奸者、围剿者、斩杀者们打出的旗号，往往冠冕堂皇，所谓“人的解放”，所谓“个性张扬”、所谓“现代意识”…… 

　　我深深地知道，中国已经从政治革命时代转入经济建设时代，因此，我并不认为瞿秋白、张太雷式的理想才是今天人们唯一的选择；而且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只能做同样的选择；换句话说，每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对职业的态度。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嘲弄有崇高追求的理想主义者，不能因为市场经济尊重每一个人正当的生活权利和物质利益，便否认一切崇高的精神追求。有人会说：“追求个人利益与为国家为人类服务并不矛盾，市场经济能将二者统一起来。”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当在二者发生尖锐冲突，或者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刻，是做张太雷、瞿秋白，还是做梁实秋、林语堂，这是固然是个人的自由，但的确能显示出人格的高下――高尚者因此更高尚，平庸者因此更平庸。 

　　尤其是在今天，我们许多和瞿秋白、张太雷同一个政党的共产党人――不管他是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还是正面临毕业刚刚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大学生，在面对瞿秋白和张太雷的遗像时，是否都能经受灵魂的拷问：“我入党是为了什么？” 

　　当年入党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献身，现在呢？ 

　　想起成克杰，想起胡长青，我简直难以相信他们居然和张太雷、瞿秋白是“同党”！ 

　　一位正在申请入党的大学生告诉我：“其实我也不想入党，但我妈说，入了党分配时可以有许多好处。”我曾在一张下岗工人招聘启事上看到这样的字句：“共产党员优先录用。” 

　　“呜呼，我说不说话……” 

　　瞿秋白、张太雷牺牲时都很年轻，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是倒在现代中国革命之舟刚刚启程的时候。但我又觉得，如果他们不死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又未必都能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成果，更未必能平安地走到生命的晚年――“苏区肃反”、“王明路线”、“严酷斗争，无情打击”、延安“抢救”、“高饶联盟”、庐山会议、反右倾、“文革”……如果他们不死，那一次次“党内路线斗争”正等着他们呢？试看彭德怀、刘少奇、陶铸、贺龙等人的命运，如果瞿秋白、张太雷不死，我真为他们捏把汗！ 

　　不是吗？瞿秋白牺牲后，尽管五十年代毛泽东就评价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然而，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瞿秋白却被诬为“叛徒”，遭到鞭尸！其夫人杨之华被迫害至死…… 

　　秋白被俘之前，实际上在中国党内已经是“戴罪”之人，他身遭“左”倾路线迫害，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撤销了中央领导职务。因此，他在就义前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历史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可见，他对自己身后的毁誉是有所预料的，只是他已经把这一切看得很淡很淡了。 

　　今天，在两位烈士的纪念馆，都分别有着烈士的塑像。他们静静地伫立在烟雨中，过往匆匆的行人也许很少停下来看看他们，只有真正在精神上理解他们的人，才能从这烟雨笼罩下的塑像中读到他们生命的伟岸。 

　　我们这个时代是英雄缺失的时代。凝望张太雷、瞿秋白20多岁时那气宇轩昂的形象，我不禁想到，在同样的年龄，现在的20多岁的男性往往被叫做（或自称）为“男孩子”！是的，现在是只有男孩子，没有男子汉，更遑论“英雄”！ 

　　本文写作过程中，我刚好看了正在热映的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张艺谋通过电影想告诉观众他理解的英雄：“我更崇尚一个放弃的英雄，因为放弃可能比继续前进更了不起。放弃是要承担更大的勇气和压力。这种悲壮的情怀，这种为信仰而付出、牺牲的勇气和境界都是我所喜欢的。”影片中最能体现英雄精神的，我认为是最后刺客面对乱箭而不惧的那个场面。张艺谋说：“我很喜欢刺客这个放弃的英雄，他面对万箭能躲而不躲，能挡而不挡。他实际要告诉秦始皇，我能活下来，但是我愿意死……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也许是最能打动我的地方。” 影片还有一个对“英雄”含义注释的镜头，那便是残剑写下“天下”两个大字――为了天下苍生，而牺牲自我，此乃英雄！ 

　　但我要告诉张艺谋，英雄在放弃的同时也就作出了选择――为了选择而放弃，为了放弃而选择。 

　　张太雷、瞿秋白正是这样的英雄，他们放弃了自我，而选择了天下―― 

　　没有非凡的武艺，却有超人的勇毅；没有凌空蹈虚的绝技，却有改天换地的智慧；没有呼风唤雨的招式，却拥有推动中国前进的力量。一脸书生气，浑身英雄胆。黄河咆哮而面不改色，泰山崩塌而心不颤跳。李白高唱《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荆轲低吟《壮士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以理想照亮思想，用革命点燃生命！ 

　　张太雷、瞿秋白二人性格迥然，一刚一柔，但他们的灵魂都已融进我们民族的精神，他们的忠骨都已化作中国的脊梁，他们是真正的大英雄―― 

　　张太雷是呼啸的大刀，瞿秋白是柔韧的长剑；张太雷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瞿秋白是“泉眼无声惜细流”；张太雷是气势磅礴的交响乐，瞿秋白是婉转幽雅的小夜曲；张太雷是辽阔草原奔腾的骏马，瞿秋白是万里晴空翱翔的云雀；张太雷是一副色彩明丽的水粉画，瞿秋白是一首耐人咀嚼的朦胧诗；张太雷的青春如盛夏晴天的一声霹雳，瞿秋白的生命是深秋原野的无边苍茫…… 

　　――太雷霹雳，秋白苍茫！ 

　　　　　　　　　　　　　　　　　　　　　2002年12月29日－2003年1月2日 

　　　　　　　　　　　　　　　　　　　　　　　　　　　　　 （未经允许，请勿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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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zxlzx 于 2003-01-04 11:56:56修改过本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