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雁斌   电子邮箱: cyb751116@sina.com  

      先看一首唐章碣的《东都望幸》：

      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

      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唐以洛阳为东都。诗中字句，大意说东都的宫女日夜盼望君王巡幸洛阳，自己有机会承恩受宠，转念一想，又陷入绝望：因为君即使东巡，也会从长安带来他宠爱的美人，自己仍旧没有机会；以致懒于梳妆打扮，整日双眉紧锁，也不再上高台眺望了。

      表面上，这是一首宫怨诗，而实际上，据《唐摭言》记载，作者写这首诗乃是为了讽刺高湘。高湘回长安时路经连江，邵安石将自己写的诗文呈献给他，很受赏识。高湘便将邵安石带到长安。后来他以礼部侍郎主持进士考试，邵安石就及第了。（当时试卷不糊名）章碣在诗中以望幸的宫女比 包括自己在内的不第举子，以君王比高湘，以美人比邵安石，暗寓褒贬，语含怨愤。然而话说回来，章碣的怨恨其实并无多少道理，高湘所为，也算不得科场舞弊，并未违犯什么原则。当时，应试举子在考试前将自己平日所作诗文呈送给主考官或社会名流，以期在主考官心中预留一个好印象或得到社会名流褒扬于主考官从而对正式科举有所帮助，这已蔚为风尚，时人称之为“温卷”或“行卷”。

      行卷其实就是一种干谒行为，行卷之诗，从宽泛的意义上说，都可以视为干谒诗。唐人行卷实为一代风尚，由此产生了不少佳话佳作。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句，其出处《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是一首行卷之作。据唐张固《幽闲鼓吹》所载，白居易年少时进京应举，以平日所作行卷于顾况。顾况见了卷首署名，熟视白居易，笑道：“长安米价正贵着呢，要在长安居住，大不容易啊！”这才翻阅诗卷，首篇即是此诗，顾况一读之下，大为赞叹，说道：“写得出这样的诗句，要在长安居住也就容易了！”于是四处称道白居易，使他声名大振。  

      下面完整地看一首行卷之作。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此诗又题《近试上张水部》。张水部即张籍，他以擅长文学而又乐于提拔后进与韩愈齐名，合称韩张。朱庆馀平日行卷于他，已得其赏识，可是临近科举，仍然心中忐忑，因而呈上此诗，以新嫁娘自比，以夫婿比张籍，以舅姑比考官，就应试前景征询于他。诗中舅姑指公婆，唐俗，新嫁娘在婚礼次日清晨拜见公婆。此诗抓住这一社会风俗中的生活细节，刻划了新嫁娘自信而又含羞、期待而又迟疑的心理，可谓体贴入微，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诗歌画面美、风俗美、人情美，兼之言外有言、意外藏意，令人赏爱不已。难怪张籍特别作了答诗《酬朱庆馀》：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这一首诗也用比体写成，以越女比朱庆馀，同样含蓄地回答他，你隽秀超拔，不用为考试担心。

      其实，含蓄正是好的干谒诗的必备条件之一。干谒诗之“干谒”，乃是“求拜”的意思。干谒诗是求人之诗，用时髦的话说，就是自我推销的广告词。然而，诗歌毕竟不是广告词。广告词不妨直接吆喝，诗歌却不能不顾及艺术美，何况干谒诗的作者还要籍此展现才华。干谒诗难作，正在于此：又要有求于人，又不能低声下气，满脸寒乞相、谄媚相；又要稍露峥嵘，又不能矜夸自大，通身孟浪气、狂傲气。正如高空走钢丝，不是高人，难成佳作。

      例如，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孟浩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一生基本上过着隐居生活，然而他的内心却充满了仕与隐的矛盾，毕竟，他生活在盛唐。盛唐是一个洋溢着朝气的时代，受此熏染，士子们大多胸怀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唐承隋制，用科举将士子们的政治热情纳入常轨。孟浩然其实是想有所作为的，他在四十岁那年赴京应试，原以为功名唾手可得，却不料名落孙山，失意而归。这首诗大约是在长安应举前后赠给时任丞相的张九龄的。

      诗的前四句承题写洞庭湖风光，境界阔大，特别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更是气魄非凡，与杜甫“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齐名，同为写洞庭湖的名句。有这样的佳句，作者的才力、胸襟自不必说了。后四句因景设喻，所谓“欲济无舟楫”，字面说想要渡过洞庭湖而没有渡船，实际是说想走上仕途却无人援引，所以“端居耻圣明”，只好在圣明之世平居在家，这实在使人羞耻，表达了想要有所作为的意愿。“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两句承上申足意思，“垂钓者”喻指一般当政者，“羡鱼情”用古语“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意思是说羡慕他人无补于事，总须自己实践才好，再一次表达了出仕的愿望。同朱庆馀相类，孟浩然的表达同样以比体为之，得含蓄之美，而尤为难得的是将眼前景、心中情、书中典巧为融合，这一番天衣无缝的裁剪功夫，断不是凡笔可为的！

      科举考试固然将行卷之风推向极盛，而盛唐喷薄向上、尚贤使能的时代氛围产生的推动作用也是显然的。此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当时大批说客游士奔走天下，干谒王侯，他们依时事所需，随机设辞，凭着宏辞雄辩为王者师，由白衣立致公卿。毛遂自荐创造了一代读书人的行为典范，千金买骨则时时鼓舞着读书人对贤明君主的期待，而诸如苏秦、张仪、卫鞅、范睢等人的成功更是坚定了自信的读书人孜孜以求的信念。秦汉一统之后，社会由动荡步入安定，走上常轨。汉以征辟察举选用人才，战国策士的进身方式失去了社会土壤，不再是出仕的主流方式，却沉淀为不少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从朱买臣、诸葛亮直至唐太宗时的马周，也算是代有其人，不绝如缕了。在李唐这样一个革故鼎新，自由奔放的时代里，读书人的热情被极大地焕发出来，他们是敢作敢为的，行卷之所以产生和盛行于唐朝，恐怕和千年以来对战国策士精神的承传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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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少数人，不仅从战国策士那里得到启发，更将其作为现世的目标。这些人大多特立独行，自负自傲。李白，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干谒文字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

      试看他的《上李邕》：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这首诗是李白在天宝四年游北海郡时写给北海太守李邕的。头四句用《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诗人自比大鹏，字里行间豪气激荡。五六句表现凡俗之人不理解自己，意在讽刺，也饱含着世无伯乐的感慨。宣父即孔子，唐贞观年间下诏尊称孔子为宣父。《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末二句借此典劝李邕重视自己。此诗言辞颇为自负，乍一看犯了干谒诗之忌，却通过“时人”和“丈夫”、“宣父”和“丈夫”两两对照，巧妙地恭维李邕超越“时人”，有“宣父”之雅量。这样既无碍于干谒之体，也保持了自己略无拘束的个性，这也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的地方。此外，这首诗前七句纯是大言，第八句仍是大言，竟能扭转大言之害，当是作者有意弄险逆挽，籍以展现高超的技巧，暗示大言不是空言。

      唐人干谒诗是时代和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方面，士子们以之铺垫进身的台阶，因而言词颇多限制，作起来往往竭尽才思，另一方面，由于阅读对象或为高官显贵、或为社会贤达，干谒诗大多表现出含蓄的美学特征，作者也常以比体为之。同为干谒诗，朱庆馀温婉，孟浩然恳切，而李白竟能出之于豪迈，优秀的作家即使是戴上脚镣舞蹈，也总能创造典范、展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