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2003-01-17     驻京记者 杨瑞春 

 

　　在去年秋天复旦大学大批学生获得转系自由之后，北京大学日前宣布，该校今年招生将不设专业。在这一系列变化后面，是中国高教界告别“苏联教育模式”，向以“自由、通才”为特征的西方教育模式全面转型

　　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在填报志愿时，报考北大的高考学生将发现，他们面对的招生计划是一份空前“清爽”的菜单。北大招生办刚刚宣布，今年招生将不设置专业，除外国语学院外，全部按照院系招生。“比如说，数学类原来有5个专业，现在只需要选择数学类，招进来后他们都是数学学院的学生。”北大招生办副主任刘明利说。

　　等待他们的学习生活也与此前不同。“他们开始先学习基础课程，可能是在一年半之后，也许是两年———这要根据各个院系情况而定———等他们到了高年级，就可以根据院系提供的专业选修课程要求，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来确定专业或专业方向。”

　　教育学者杨东平评价这一举动“是近20年来对于苏联模式的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

　　北大的举动显得有些超前，但并不孤单。按照刘明利的说法，复旦、南大、浙大、上海交大等知名高校都在往这个方向探索，只不过各自方案、途径不太一样。

　　有专家据此认为，一股破除“苏联教育模式”积弊的浪潮正在中国高教界兴起。其方向非常明晰：那便是英美等国家通行的学生本位、通才教育和学习自由。

　　早已开始的尝试

　　其实，北大的尝试从去年就开始了。该校数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13个院系去年就是按院系招生的，而化学、哲学、新闻学3个专业则是按学科大类招生。没有实行按院系招生的经济学院在新生入学后也实行了按院系培养的模式。

　　招生方式变化直接带给高考考生的好处，是选择专业时相对减少了盲目性。长期以来，年仅十几岁的高中生们被迫在上大学前即确定自己的“志愿”，也就是确定自己整个人生的方向。事实上，大多数中学生是在并没有真正了解专业情况的背景下，在家长老师出于策略考虑或者社会所谓热门专业的世俗潮流中选择了专业。

　　2002级的大学新生王昱昱说，她考上北大时，对所报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非常陌生。“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学的是什么，很多同学也跟我一样。到了学校之后，我们开始很有些失望。”她说。

　　尽管在一个学期的学习后，王昱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专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王这样善于自我调整。他们即使不喜欢，因为调整的可能性极小，只好硬着头皮学下去，学习因此失去动力。很多人开始混学分、应付考试，甚至考试作弊，由中学的优秀生沦为大学的劣等生。

　　“虽然按照院系招生还是有局限性，但毕竟他们有了一定程度的选择机会。毕竟，让十几岁的人作一个关系一生的重大决定实在太难了。”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陆俊林说。

　　一次实质意义的突破

　　刘明利称，北大此举是为了促进学科调整和整合，使学生入学后能够得到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避免学生因过早进入专业学习而知识面偏窄的弊端。

　　这种弊端，也就是苏式高等教育的弊端。

　　苏联模式即是过去常说的专才教育模式。杨东平说，中国现行的教育模式是1952年从苏联移植的，苏联在1930年代实现工业化时形成的这套模式，强调分门别类地培养立即能够使用的所谓“现成的专家”。“这种教育比较强调实用知识和技能，专业设置非常狭窄，知识结构单一，重理轻文，文化素质有明显缺陷。所培养学生的特点是刚开始工作时显得非常能干，所谓上手很快，但发展后劲不足，面对社会生活、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相对比较缺乏创造性和适应性。由于专业太狭窄，致使许多人用非所学，学非所用，造成巨大的人才浪费。”

　　中国后来把这套模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1953年我国高等教育专业总数为215个，到1980年达到1039个，是1953年的4.8倍。例如，陶瓷专业已经比较狭窄了，又分设日用陶瓷、技术陶瓷、无线电陶瓷、电瓷、陶瓷工艺等5个以上专业。经近20年的大力合并、缩减之后，目前还有300多个。

　　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是，牛津、耶鲁等国外一流大学实行的都是通才教育，学生进校头两年内先接受基础性的、广博的通识教育课程，然后再进入比较专门的学科领域。“但一种模式实行这么多年，大家已经习惯了，改变起来难度很大。中国不少高校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很多还停留在专业合并的层面上，所以北大迈出这一步，很了不起。”杨东平说。

　　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陆俊林很认同这一改变。“我觉得过早在一个专业里扎得太深，容易造成基础不够扎实。同样是计算机，对于电路板就经常束手无策，这些硬件方面的问题就要经常请教学硬件的同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梅锋也非常赞同学校的这一政策，“事实上我觉得完全可以再大胆一些，就像美国大学一样，本科四年都学习基础知识，研究生阶段再分专业和院系。可以说，学校的这个新政策是具有国际性和先进性眼光的，历史将会证明，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改革措施。”

　　本科教育回到本位

　　记者得知，按院系招生不过是北京大学一个宏伟计划的一步。也许在5年、10年之后，梅锋的想法就可以实现，高考生只需要按照文理科两大类来填报志愿———甚至“志愿”这个词汇也可能已经落伍了。

　　这是北京大学正在实施的“元培计划”为我们描绘的前景。取自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名字同时还有另一层含义———“元，有开始、基本的意思，培，就是培养。”“元培计划”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段连运说。

　　元培计划的核心内容是逐步确立本科教育在十年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教育地位。“本科教育应当承担的任务就是打下宽厚的基础，学习思考问题的方法，获得进一步学习的能力，至于进一步的、更专门的知识技能恐怕要到研究生阶段。”段连运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大现在招收了两届的“元培班”将是未来整个学校教育模式改革的方向，是为以后全校推广提供经验的试验田。该班2001、2002两届共有201个学生，就是跨越了专业招生、院系招生的阶段，直接按照文理两类来招生的。元培班的学生在全校范围内实行了自由选课的学分制，学生有选择专业的自由，只要完成该专业的教学计划，就可取得该专业的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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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培班还实行弹性学制，一般情况下，学生最短3年、最长6年完成教学计划都可视为正常毕业。

　　当然，段连运强调，元培班享受的这诸多自由是要加引号的，是在导师指导下、教学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元培班的导师是由校长亲自礼聘的，他们都是来自文理科各院系的资深教授。

　　在介绍“元培班”的有关资料上写有这样一段话：“了解人类知识的总体状态是一个现代学者的基本修养，也能消除由专业单调所诱发的傲慢和偏执，养成对人类整体和其他文化、其他精神世界的宽容和理解。”

　　“不管是学医、学工还是学法，大学教育的目标首先不应是造就某一行业的专家，而首先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超越现在狭窄实用技能的知识分子。”杨东平说。

　　段连运即是元培班的导师之一，在他看来，现在就谈及元培班学生和其他学生的差异还为时过早。但他确实感觉这批学生知识结构更加合理，思考问题更加实际、综合能力很强。

　　和元培班学生有过接触的陆俊林说，他觉得他们更为自信，他甚至认为他们身上有着某种“霸气”，“这个词你要做好的理解”，他补充说，“也许他们觉得自己更受学校重视，不管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毕竟他们拥有这么多选择的自由。”

　　“元培班”的模式接近于国外很多大学的教育模式。他们曾经考虑用3-4年的时间完成这个模式在整个北大的推行，但段连运现在说，4年肯定是完不成了，因为方方面面的问题太多。他希望改革的路子还是一步一步来，稳妥为好。“我们期待的是无缝对接”。他说。

　　走向学习自由

　　段连运和许多校方领导最初曾经担心，在元培班学生入学一年后选择专业时，他们会集中在少数的热门专业，重现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但实际情况让他大为宽慰，文科班不少选择了中文、哲学、历史等所谓“冷门”专业，理科班不少选择了“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专业。这和对“元培班”的最初期望是一致的。

　　去年，复旦大学224名学生转系的事情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我们可能觉得能够转系已经给了学生很大自由了，可是在国外很多大学，学生不但可以转系，还可以转校，学校之间互相承认学分。”陆俊林说。

　　“转系、自由选择专业背后有一个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观，就是学习自由。其实，19世纪德国洪堡建立的学术自由的概念，就包含着教师层面的学术自由和学生层面的学习自由这样两个层面。学生选择什么专业，上什么学本来是学生的权利，保证的是一种学术兴趣，只有这样才能有高质量的学习和研究。但这个概念和价值在国内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杨东平说。

　　高校新一轮竞争已经开始

　　北京大学绝不是教育模式改革这条路上孤独的探索者，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去年就曾经表示，希望5年之后实现文理科大平台的招生模式。

　　与此同时，2002年，兰州大学在网络新闻、旅游文化、技术经济和草业科学等专业推行“2＋2”教学试点改革，允许学生在进入大三时选择新的专业继续学习，经审核100名学生改变了专业方向。

　　杨东平对此评价说，北大、复旦等高校对教育现状的反应是十分敏锐的，而且走在了各个高校之前。中国高教已经超越短缺教育状态，以质量品牌为目的的新一轮竞争已经开始。这一轮竞争涉及到教学质量、培养模式等各个方面。

　　到了这个层面，教育改革才真正深入到了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