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他们的作品大多像王小波的杂文一样“文风懒散，见解独到，时时暗含杀机”，像王朔一样嬉皮调侃，带着北京特有的那种混不拎的横劲。不过并不是简单模仿，他们本身的受教育程度超越了王朔，文学意图方面比王朔明确 

　　当代文坛一向风起云涌，作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既有昙花一现的新锐，也有十年磨一剑的老手。石康、狗子、张驰这三位活跃在北京的自由职业者，近年来成果斐然，石康连续出了五部长篇小说、一部随笔：《支离破碎》、《晃晃悠悠》、《一塌糊涂》、《在一起》、《激情与迷茫》、《鸡一嘴鸭一嘴》。张驰稍有逊色，曾出版长篇小说《北京病人》、短篇小说集《夜行动物馆》、两部随笔《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和《另类令我累》。他的才情驾驭短文更加得心应手。狗子是其中文笔最愤怒，产量最低的，至今为止只有小说《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和两部随笔《一个寄生虫的愤怒》和《活去吧》。他们独特的文学创作开创出一种新鲜的类流派的气息。作为“FLY一族”的他们不仅利用传统媒体，还大胆地将自己的作品放进网络书库中，扩展了作品的传播渠道。于是有人将他们归入“新新人类”、“畅销书作家”，将他们的作品称为“青春美文”。 

　　我认为这种归类是有偏差的，没有突出其创作的独特性，从地域性及审美趣味和创作倾向上来说，称他们为“新京派”似乎更为合适。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石康是工科硕士，张驰曾求学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狗子则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他们所学的专业与文学关系不大，因此作品中往往文字粗陋简单，结构零散纷乱，却洋溢着对生活的真知灼见，真正地贯彻了“言为心声”的文艺观。他们不像新新人类那样仅仅为自己的存在而书写、而申辩、而倾诉，只关注自己这群人的状态，沉湎于个人经验，他们往往由己推人，赋予自身经验以更广阔的意义。他们毫无疑问受到了王朔和王小波的影响，这两位当代北京作家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启示。他们的作品大多像王小波的杂文一样“文风懒散，见解独到，时时暗含杀机”，像王朔一样嬉皮调侃，带着北京特有的那种混不拎的横劲。不过并不是简单模仿，他们本身的受教育程度超越了王朔，文学意图方面比王朔明确，并不是打着“躲避崇高”的旗号耍嘴皮子逗乐，而是通过大量阅读、深刻思考，真诚地质询心灵，探索人生意义。他们也没有像王小波一样着迷于科学，一味追求有趣的世界，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错位上。飘荡、悠忽、自由自在、优哉游哉、率性自由是他们的追求，不受任何人、任何形式的羁绊是他们的生活原则，快乐则是他们的人生哲学。 

　　他们的作品中经常提到酒吧、女人、性、毒品等，并非像新新人类那样将其当作标榜自己特立独行的标签，而只是代表他们为了抗拒精神上的虚空而采用的现实手段。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往往是迷惘，从而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石康在他最早的作品《支离破碎》中这样介绍自己：“我三十一岁，我读书，我睡眠，我写作，我厌倦，我坐立不安，我四下走动，我探头探脑，我漫不经心，我无聊至极，我孤独寂寞，我单调乏味，我不值一提，我的生活支离破碎。”狗子则干脆将自己定位为“自由撰稿人，职业酒囊饭袋”(《活去吧》)，自我调侃“全知全能却百无一用”，哀叹生活中由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而产生的虚无感，他将这种感觉描述为似乎感到一种文化的依托，却因为那种依托过于形而上而无处归依的漂浮。这也许是自由职业者的通病，石康也提到“从事自由职业以来，有个感觉时常浮上心头，那就是生活的不完整感”。在这种无时无刻不纠缠折磨他们的空虚中，他们对社会默认的道德体系以及自幼被灌输的理想目标也发生怀疑态度，大喊“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理想”，人缺乏理想如同行尸走肉，“那时我们面对的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无所事事，就是空虚，就是莫名其妙的无聊，我看不到前途，对自己也没有信心，缺乏理想信念之类父辈曾拥有过的美好东西，弄不清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找不到让自己行动起来的理由，任何行动，由于没有目标，好像都是荒谬的。如果我那时知道自己一生都将在荒谬中度过的话，我也就不胡闹了。可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周围的人也不知道”。这种混沌的思想状况源于“我们小时候被半生不熟的各路理想主义所蒙所害，我们长大后，接着被各种半生不熟的颓废主义又蒙了一道害了一道，或者说我们在做‘颓废秀’”。张驰则从细部分析，在将成人的道德观与儿童的道德观进行对比之后，得到结论：“我们过去对大道德谈得太多，反而把好些小道德给忽略了。” 

　　人生观的颓废反映在爱情中就是一种矛盾的态度，石康的五部小说都在讲述爱情故事，既对爱情充满追求，视它为平庸生活中的惟一救星，高声呼唤“你是我的黄色蝴蝶，你是我的神奇仙境，你是我的最后一颗泪珠，你是我的救命稻草，你是我所珍藏的最好的礼物，你是我想游到的最后的此岸或彼岸，你消失了，我也就迷失在茫茫的痛苦中，前后左右，一片混沌，我叫喊而不知所云，我存在而无所适从，我追忆而无可奈何，我空虚而不知所终。”(《晃晃悠悠》)又灰心丧气地否定它的真实存在，“如果有人问我，世上有完美的爱情吗？我一定会告诉他：有，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但是，极少有人发现它，就算发现了，也没有勇气面对。它是那么真实，以至于我们无法相信，我们怀疑，自暴自弃，甚至——我们宁愿搂抱着它骗人的虚无缥缈的表象”。甚至将爱情与性用粗俗的笔法连接起来，“我是一个拄着拐棍的疲惫的精子，一个寻找着奥运会的精子，我带着关于生命的错综复杂而又无聊至极的秘密，我和其他精子一起盲目地奔路，我没有什么机会，我跑得不太好，我深一脚浅一脚，我跌跌撞撞，除了奔跑我无所事事，我不能停下喘息，也不能四处张望，因为我是在潮湿而黑暗的阴道里，而不是在有着花朵和光明的天之中”。狗子的作品中则流露出对女性的忽视，小说《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中很少提到女性，随笔集《活去吧》中坦率地表明自己的爱情观，“爱情中，痛苦是一个常量，幸福是一个变量。糟糕的是，当爱情来临时，它总是以幸福的面目出现，它并没有隐瞒，是我们自己被这世间少得可怜的幸福轻易击晕，不是爱情欺骗了我们，是我们宁愿自欺”。而“婚姻在我严重完全是扼杀自由、泯灭人性的代名词”。他开玩笑般提出了与石康观点对应的说法，“我是一颗卵子，在更加黑暗的的管道内，数以亿计的精子向我奔涌而来”。张驰是三位中惟一一个已婚中年男子，但是他对爱情的看法也并不乐观，自说自话般地叙述了自己的婚姻生活之后，他冷静地说自己和妻子老鸭之间更像亲情，究竟还有几分爱情成分，连他也不清楚。反叛和否定做到了一种极致，使任何一种对感情破碎的解释都变成陈腐的说教和无谓的世故。它始终处在生存的临界点上，所遭遇的不是个体意义的、人性上的拒绝和背叛，而是每一步都让人感到撞上了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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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简洁利落的短句子中，从他们对一切具体事物的清晰描绘中，读者获得快意的阅读和深刻的思考，是的，“理想终归要破灭，爱情终归要失去，我们的一切飘忽不定，并且早晚我们要死去，一切都是大梦一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是一种可怜可笑可悲可气的生物，有没有两可……”反叛现实与浪漫追求在他们作品中呈现出一种致命的诱惑，这正是“新京派”的魅力所在。 

　　《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