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华

长期以来，有些论者对庄子美学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他绝圣弃智，否定艺术，否定人为，万物齐一，物我齐一，美丑不分。这是《庄子》一书的难解性和持论者的片面性造成的。综览《庄子》全书，从庄子的情感态度看，他的审美客体可分为世俗的和道家的两大类。

对世俗的审美客体，庄子是不感兴趣的，但也没有完全否定它的存在。他说世俗“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至乐》)他又说：“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 (《至乐》)对这些事物的娱情性他是承认的，只是强调不要过分，不要“以好恶伤其身”(《德充符》)。对优美自然的音乐给人的美感他更是承认的。譬如，对《咸池》、《九韶》之乐，《桑林》之舞，《经首》之音他就很欣赏。他高扬庖丁解牛的精湛技艺“合于《桑林》之舞，而中《经首》之会“(《养生主》)，能给人以多方面的美的享受。他妻子死的时候，他还运用音乐的形式来抒情，一再“鼓盆而歌”，祝贺她又返回到大自然的“巨室”中去(见《至乐》)。对人体美，他也是有知觉的，如对藐姑射山神“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形体(《逍遥游》)，就十分赞赏。他还认为“甘其服，美其食”(《胠箧》)也能给人带来精神愉悦。当然，对“工捶”、“离朱”、“瞽旷”等(见《骈拇》、《胠箧》）利用声色技艺来满足人们过分的感官享受，使人的身体受到损伤的作为，他确实是反对的。庄子对世俗审美客体的这种情感态度不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视为彻底地否定文艺的作用。

虽然庄子没有全盘否定世俗审美客体的价值，但很少能引起他情感的冲动。他追求的是道家的审美对象，即“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之道。自然之道，是客体内在的必然性，它“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知北游》)。它使一切客体按一定的规律、一定的目的自由运行，使“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 （《知北游》)。真正能成为庄子审美对象的，正是这种合规律又合目的的自然之道，亦即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主要表现在宇宙运行的总规律中。庄子审美中的自然之美大体有四种形式，即大美、内美、真美、素美。他只要从对象中感受到其中任何一种形式，都能获得无穷的精神乐趣。

“大美”又叫“至美”，指万物运行的总规律，顺应并把握了这个总规律，就是精神上最大的快乐。他说：“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圣人”。(《田子方》)“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天下》）他非常明确地肯定了美存在于“天地即大自然之中。人要使自己备于天地之美”，就要“观于天地”，“原天地之美”，“判天地之美”。庄子把天地间的大美、至美作为他最高的审美对象。表现在审美情趣和理论上，就是追求自然全美的境界。譬如，他继承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观念，在《齐物论》中借南郭子綦与颜成子游的师徒对话，把声音之美分为“人籁”、“地籁”、“天籁”三种。成玄英认为地籁为“窍穴之徒”，人籁是“箫管之类”，都可眼见，“惟天籁深玄，卒难顿悟”。这种天籁，听之不见其声，视之不见其形”，而又充满宇宙之中。在庄子看来，这种无声的音乐才是最美的音乐。英国诗人济慈也说：“听得到的音乐是悦耳的，但听不到的音乐更悦耳。”这说明天地之间确有一种“无声之音”存在。庄子对“大美”的肯定和赞扬给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中国艺术的发展以极为深远的影响。屈原和汉代的赋，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的诗文，张旭、怀素的书法，都有庄子所赞颂的那种“磅礴万物”、“挥斥八极”的气势和力量，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庄子美学的影响。

“素美”，就是不加修饰的自然朴素之美。庄子解释说：“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刻意》)他还强调：“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人间世》)他赞赏：“若夫不刻意而高”，他认为，“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运》)。在他看来，“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天运》)，是具有一种未经雕饰的朴素之美。庄子乐道的“西施颦而美”，是因为她具有素美的天姿，里之丑颦而更丑，就是她既无美的素质又故意造作(《天运》)。这就是刘勰所说的“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心雕龙·精采》)。对于有意为美的客体庄子是反对的。他说“成美者，恶器也。”(《徐无鬼》)“成美”，就是有意为美。在《应帝王》中庄子撰一寓言说，南海帝儵、北海帝忽相与遇于中央帝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想替他凿出七窍以视听食息。结果七窍凿出，浑沌亦死。他通过这个故事，说明了强作妄为的恶果。甚至指责说：“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马蹄》)。他赞美“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马蹄》）庄子对素美的推崇，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李白的审美理想及其传诵千古的作品，也正是富于天然之美的杰作。

“真美”，是以情感精诚纯真为美。庄子赞赏自然的本性，反对虚假的情感。他多次谈“保真”(《田子方》)、“全真”(《盗跖》)、“守真”(《渔父》)的问题。什么叫“真”呢?《渔父》塑造了一位隐逸山林的有道者渔父的形象，通过他对孔丘的教训，批评儒家积极干政的做法，回答孔子询问的“何谓真?”的问题，揭示了“真”的含义：“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美”，一是指真情，二是指真性。关于真情，渔父的这段话阐述得较为透彻。关于真性，《秋水》中有个形象的解释：“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真性”，是指事物的天然本性，保持天性的事物就是美的事物。庄子还要求人们要顺应自然，完全让事物按照它的自然本性去活动和表现自己，不要以任何外力去强行干预和改变它。他在《马蹄》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齕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自得其乐。这说明庄子已经意识到了美是自然生命本身的合规律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在中国美学史上，正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涉及了这个问题，并且认为美是规律与自由的统一，美与真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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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美”，是指物所固有的内在美。庄子所谈的“若物之内”，“若物之外”(《秋水》)的问题，说的都是客体美的内外之别。事物的外美同内美相比，庄子尤注重内美。在庄子的审美客体中，“形骸之内”与“形骸之外”相统一于客体中是有的，但毕竟不多，更多的是形貌丑陋、肢体残缺的人。庄子也不是对所有丑陋残疾的人都赞赏，如对“瞽旷”之类利用声色危害“人身”的人，就认为应该受到惩罚，是多余人。而对另一些天生残缺却具有内美的“畸人”，则认为是与自然之道相通的、具有美好德操的人。他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大宗师》)。成玄英认为畸就是“不耦”，“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于俗”，其本性“与自然之理同”。

在《德充符》中，庄子描写了卫国的一个形貌极端丑的哀骀它。他虽然以“恶(丑)骇天下”，却能在精神上与“道”相合，一切任其自然，所以人人都非常喜欢他。为什么这样呢?就是非爱其形，而是爱其精神。还有跛腿的无脤、瓮瓴的大瘿者、刖足的王骀、无趾的叔山，他们奇形怪状却是全德之人，用他们的故事反复说明了美在神而不在形的观点。庄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谈论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包含着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即内美。他的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对后来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淮南子》强调神乃形之君的思想，贯休、石恪的人物画，剧作中的济公、包公的形象等等，这种从丑怪中求美的思想源头是同庄子的美学相关的。

“大美”、“素美”、“真美”、“内美”，是庄子以自然美为客体的几种表现形式。这四种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有机整体，它们都与“天”、“道”相通为一，所不同的是，“大美”偏重于“理”，“素美”偏重于“形”，“真美”偏重于“情”，“内美”偏重于“德”。具有这四种形式和意味的客体，庄子能通过自己的主观体验和审美意向，作出了肯定和高扬的情感评价，甚至与之发生共鸣。

庄子以自然之道为美的审美态度，影响着后世一大批美学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的审美意识和情趣，以至形成一个强大的注重自然美的流派。宗白华先生在谈到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时指出：“庄子的思想对后世的文学、绘画等的影响很大。它影响到后来的诗人如陶渊明、苏东坡，还有间接一点的谢灵运，对于山水风景等自然界的兴趣。”(《艺境·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刘勰所谓的“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文心雕龙·原道》)；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弃雕饰”(《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谢榛的“自然妙者为善”(《四溟诗话》)；王国维的“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人间词话》)等著名的观点，都源于庄子以自然为美的思想，所以，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秦、汉以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下发展”(《今昔蒲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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