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山如仁

   鲁迅先生做小说的深层动机应该大抵在于对中国国民性作一种艺术性的探索。几千年来，中国的群众不只曾屡次遭受野蛮的异族奴役和迫害，更长期地被历代统治者的专制政治所愚弄以及为传统封建伦理秩序的不平等形态所凌辱，从而使他们总是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对他们的这种生存处境和命运，鲁迅先生并不象有些清高文人那样视而不见或袖手旁观，而是持续地心怀难以名状的悲哀和同情，还有一种冷峻的批判与讽刺。

   小说《阿Q正传》中便不乏令鲁迅先生无不哀怜又无不痛怒的群众在。如果说未庄是传统中国的一种缩影的话，那么未庄人简直就是中国群众的集合。除却阿Q这个中国群众的典型人物之外，可以说，未庄的把阿Q的癞疮疤当作取笑对象的闲人们，与不知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阿Q与小D做“龙虎斗”的看客们，连同在阿Q被押赴刑场时两旁挤满了许多张着嘴的围观者都是鲁迅先生非常感伤地讽刺批判的中国群众形象系列。鲁迅先生发现，那些群众不只在羊肉铺前张着嘴看剥羊时仿佛颇觉着愉快，而且张着嘴趋之若骛地在刑场看杀人他们也显出兴奋和快意。他们几乎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总是好奇而有味地跟踪并观赏，抑或鼓掌并喝彩。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踪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的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然而阿Q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1）

    这是小说中从阿Q的眼里所看见的关于群众的描写。可以说，阿Q在被枪决之前已经死掉了，或者说已经被他周围的像蚂蚁般的群众吞噬了。鲁迅先生曾在某次演讲中说过，中国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阿Q的被杀，这群众无疑是仅当滑稽剧处理的。他们要看阿Q的笑话，阿Q的窘态与阿Q的可怜相。但在阿Q的感觉里，这些群众就不只是看客而已，他们还是一群豺狼，嚎叫着紧随着，凶残地要吃人。他们比枪弹更摧毁人，甚至比豺狼还狠毒，因为他们更深层的毁灭了人活着的精神支援，更内在地吞吃了人赖以生存的灵魂。应该说，阿Q的这种对群众的恐惧憎恶，也就是鲁迅先生对中国群众的态度。

    我们知道，像阿Q这样的人就不单是一个可怜的受凌辱受迫害者，他也是个可憎的欺弱凌小者。同样，中国群众的集体性格样态也如此分裂。美籍学者李欧梵先生曾指出：“阿Q的命运似乎说明：这在历史上被奴役被迫害的中国群众，也是非常善于奴役和迫害自己的同类的。”（2）中国群众的这种分裂人格的生成，原因或许是复杂多面的，但至少在于他们几千年来更多地生活在一种互欺相吃的生态网圈中，以至养成了那种冷漠麻木、愚昧无知又凶残险恶的为人心态，从而在这中国的大历史中几乎宿命性地经验着被吃与吃人的恶性循环。当然，这种生态网圈的根底则在于顽固难化的传统政治体制范式，在于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愚民政策。这种政体使得中国的历史竟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群众默认了他们的奴隶性社会角色之后，他们不仅为被愚弄欺瞒的群体，也往往是专制集权者的拥护迷信者。就像他们向来都不敢指出自己的父母在做错事一样，他们也从来不会或不敢认为执权者会犯错或犯罪。这样，官方抓人杀人便都是天经地义的，而被抓被杀的一类也都是罪有应得的。就以阿Q的被枪毙来说，无论是城里人还是未庄人都是没有异议的，“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3）

    总之，鲁迅先生就是如此这般地揭示表现中国群众的“真面目”的。他怀着极大的悲哀和同情，更怀着极大的憎恶与怒恨，他几乎觉得这样愚鲁麻木并缺乏“诚和爱”的国民实在是难以救治的。他不只在这篇小说，还在别的如《药》《孔已己》《祝福》，尤其是《示众》等作品中对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群众都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批判。可以说，临死前的鲁迅对中国群众的态度仍是希望的少，失望的多。或许因此，文学评论家路文彬先生便指出，作为把文艺当作启蒙路途的鲁迅对中国群众的怒恨心理太强，以至不可能实现其树立的目标。他认为阿Q似乎没有理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国民性典型，更多的还是属于鲁迅个人宣泄怨恨情绪的产物。他把鲁迅先生理解为拥有“死水思维模式”的启蒙知识分子。（4）而我认为，鲁迅先生是现代中国颇为罕见的少数保持真诚个性与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之一，他的暴露社会的病弊，指出群众的致命伤，其意图绝非是心理变态全盘否定发泄私愤并一棍打死了事，而是像医生的说出患者的症状是为了他们的健康地活着一样。纪德曾说过：“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5）这美好的话语用在鲁迅先生对待中国群众的态度上也是十分恰当的吧！

    本来想结束文章，惊见2002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中有关贵阳的大学生戏弄围观哄笑打工农民事件的转述，又使我倍觉得沉重与悲哀。看来，鲁迅先生当年所揭示的中国群众不应仅限于没有受过教化的农民，还要包括一些即使接受了现代知识教育的文化人群体。他们的人格之不完美不健全一样地鲜明，内心之冷漠之凶残一样的严重。假如鲁迅复活，闻说此事，大抵又是悲愤的说不出话了！

    注释：

1.见〈阿Q 正传〉，收〈呐喊〉P120-121，人民文学，1973年版

2.见〈铁屋中的呐喊〉李欧梵著。P89，岳麓书社，1999年版

3.出处同1

4.见路文彬〈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载〈书屋〉杂志，2003年第一期

5.见纪德〈从苏联归来〉P17，辽宁教育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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