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专稿       李仁甫 

 

A 

    在2003年的夏季高考中，一位在首届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中荣获金奖、佳作《平台》被收入高中语文读本的南京金陵中学高三女生费滢滢，她毫无顾忌地把平时积淀的创新热情释放了出来，“试图从一个更高层次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和认知感情”（作家苏童语），难能可贵地写成了《人情和季节》。作者抛开了众多考生拼命迎合评卷人口味的终南捷径，把应试文章写得那样的大胆：构思奇特，有小品文的风味；语言朴素、冲淡，却又含蓄、蕴藉。当然毕竟是一场考试，作者还是不能完全免俗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惟恐阅卷老师看不出我要表达的意思”，特意加上了最后两句画龙点睛的话，“没想到，还是被判跑题”，只得了25分。 

    究竟有没有“跑题”，我并不想做仲裁；但有一点，我觉得，即使是“跑题”的文章，也不能一刀切，不能跟那些既“跑题”又平庸低劣的文章混为一谈。无论如何，费滢滢的文章断然不至于就得到这么一点凄惨的分数！ 

    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并确实体现了较强的创新能力，却只得了可怜兮兮的分数，这样的人在高考中难道只是一个费滢滢？没有机会被媒体披露的费滢滢又可能会有多少呢？ 

给出的分数竟然如此之低，这打击的难道仅仅是一个费滢滢？如果说费滢滢是一只典型的被杀的“鸡”，那么从此以后，也许会有更多的费滢滢成为一只只受到惊吓的“猴”——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自己可能会在高考中同样被沉重地打击，担心自己的创新意识同样不能被理解。于是乎，还没有成为费滢滢的人们，在又一年的“生死攸关”的时刻，可能就要徘徊在创新的门槛边，不敢闯进创新的殿堂。 

B 

    平时写作水平平庸甚至低劣的学生，在高考中有超常发挥甚至在某项创新指数上有惊人的突破，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但那些平时敢于创新同时又有很强创新实力的学生，在高考中真正焕发出创新活力，这应该更有可能，而且可能性应该是大大的。 

    然而，后者在高考中的实际表现，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多半不是差强人意，就是令人大失所望，远远达不到创新的高度，甚至是了无新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非常担心自己创新的一面不能被评卷人所理解，从而分数被大打折扣，甚至还远不如在应试模式下训练有素的那些保底文、保险文赚取的分数高。 

    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现在费滢滢的25分卷便教训了他们，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而江苏省高考阅卷组的功利主义的解释，更使他们在头脑发热之时不得不拍拍后脑勺，于是创新的一面很有可能就被拍掉了。 

    在一片批评声中，阅卷组长何永康教授不是虚怀若谷，而是讳疾忌医，竟然把他多年来一直在江湖兜售的膏药拿了出来：“高考作文要少一点‘碧螺春’，多一点‘二锅头’；高考作文不像平时作文那样，必须有很强的‘视觉撞击力’，让阅卷老师在一瞬间就被它吸引，被它打动，‘犹抱琵琶半遮面’，‘弯弯绕’、太‘高深’、太‘含蓄’，都是高考作文的大忌。”（《就“作文才女”得25分一事说几句话》，2003年7月8日《扬子晚报》）。 

    其实，作为一省高考阅卷语文学科组组长，他在代表官方发言的时候，代表的不应该是庸俗社会学，而应该是新的作文理念。如果平时多多鼓励学生来一点“碧螺春”，那么评卷人就有可能多喝一点“碧螺春”，尽管捧上的有可能是“二锅头”，但现在评卷人却希望考生们批量生产“二锅头”，以致在“碧螺春”和“二锅头”混在一起时，竟把“碧螺春”当作了“二锅头”，甚至连“二锅头”也不如。另外，有“视觉撞击力”文章，在高考中并不缺乏，只是我们常常把那些“贴标签”、“喊口号”之类的东西误作（这是费滢滢不能完全免俗的理由，她“惟恐阅卷老师看不出我要表达的意思”，特意加上了最后两句画龙点睛的话）“撞击力”了，殊不知费滢滢把文章的结构大胆地处理成四个貌似无关的“断片”（端午、元宵、重阳和冬至），而每个断片中又有一些惊人之句，难道没有“撞击力”么？然而，这一力量竟然没有击中可能正昏昏欲睡的评卷人！ 

    何永康教授的“庸俗社会学”，如今大有市场，比如每年都有很多老师、家长和考生排队购买入场券，观看高考阅卷语文学科组骨干成员宣讲团的巡回演出。但我始终觉得，当一线教师还固守作文旧概念时，我们巡回演出的主题不应该同样是旧概念，甚至是既陈旧又僵化的概念，因为我们是高考组织者之一，我们和命题人一样——不仅担负着社会公正的道义，还担负着传播作文新理念的时代重任。 

    作文新理念，光有新课程的规定、新大纲的提倡、新教材的落实、有识之士的呼吁、《萌芽》等几家杂志社的尝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切的努力都有可能被高考阅卷语文学科组骨干成员商业性的演出抵消殆尽。 

C 

    按道理，平时作文水平高的学生走进考场，应该是不会为基础分而担忧的，这样他们就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胆地创新；而平时作文水平较差的学生应该有一定的心理负担，因为自己的水平究竟怎样，在高考中无疑会捉襟见肘的。 

    如果平时的作文水平在高考中真的会被最大程度地衡量出来，学生在高考前还会像现在一样，对作文抱着无所谓甚至无所作为的态度吗？我们就有可能看到真正可喜的现象：在平时的作文实践中，高水平的学生会再接再厉，低水平的学生会铁杵磨针。 

    如果我们的评卷，着眼于千方百计地从临场作文中找到它与平时作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上，并且充分地肯定临场发挥与平时功力的密切联系，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就有根据，对一些显然在平时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精神底蕴的学生给足应有的分数，这是为他们的创新购买一份保险单，使他们也能够坦然跨入创新的门槛；同样也有理由，也有根据，对一些明显地可以见出平时水平低劣的学生的作文，“残冷”地打上低分或超低分。——难道平时从来不曾在文字上痛苦过，连一学期布置的课堂作文都不愿意好好做，甚至坚决不做、不交的学生，在高考中写了平庸低劣的作文，不应该给他们一个低分或超低分吗？可是，目前的评卷标准和具体操作客观上给这些人带来了好处。我们有必要对这些人“扶贫”吗？我们有必要对他们那么仁慈吗？要知道，这样的扶贫和仁慈，其实就是对平时真正下功夫、真正有实力的学生的一种不公平或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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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真正下功夫、真正有实力的学生，也许未必就会在临场的发挥中有创新力，但他们的基础和实力难道不应该承认么？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评卷机制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如果有了这样的承诺，他们就不会忧心忡忡于自己的基础和实力，就会毫不顾忌地撞开创新之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南京的那个可怜的姑娘费滢滢就是目前不很科学的评卷标准的牺牲品。 

    费滢滢敢于创新，即使被认为是失败的，但她的作文写得那么“基础”、那么“平时”，难道应该等闲视之，甚至如此忽视么？临场中的“平时”，也许评卷人并没有看出来；也许已经看出来了。看不出来，那是因为评卷人眼前的评卷标准缺乏衡量“平时”的依据；看出来了，却只给25分，那同样是因为评卷人眼前的评卷标准缺乏衡量“平时”的依据。 

    由于评卷标准中没有“平时”两个字眼，由于评卷人忽视了学生平时的作文水平，导致很多高水平的考生自己也不敢信赖平时的“家底”，生怕创新的“一着”不慎，得不到创新分、发展分，倒落得个“家底”被抄，满盘皆输。这样的保稳求妥的心理，是难以产生创新的冲动和决心的。 

    评卷标准已经到了应该出现革命性的变化的时候了。 

    众多考生，谁能写，谁不能写，大致由什么来界定？目前的评卷标准，过于看重内容和立意，尤其是内容和立意上的创新。内容和立意，当然要强调，但强调过头了，就偏离了文学、文章的本体——语言。我们知道，文学是语言艺术，那么学生的作文基本上也可以说是语言艺术，尽管艺术性没有文学作品强。既然作文是语言艺术，那么，语言的好和差、老到和稚嫩、有特色和无个性，为什么不能成为得分高低的首要依据呢？ 

    我曾经设想，基础分和发展分，应该主要是由语言和内容、立意构成。基础分的给定，依据是语言，它很难临场发挥，它体现了临场的偶然性与平时的必然性的科学联系，体现了对平时素质的高度重视，这样，好的、老到的、有特色的语言，就应当有高的基础分；差的、稚嫩的、无个性的语言，就应当给低的基础分。发展分的给定，依据是内容和立意。发展分只青睐那些在内容和立意上既想创新又有创新灵感和成果的人，无论是谁，语言基础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只要他有这方面的临场发挥，就能够赢得发展分的高分，占领发展分的制高点。 

如果两个在发展分上都获得高分的考生，一个语言基础好，一个语言基础不好，那么他们的作文总分必然不一样，一高一低，这完全正常。可是，如果两个考生，一个发展分很高但语言基础很差甚至特差，一个发展分拿得不多甚至没有拿到但语言基础很好甚至特好，那么前者的总分和后者的总分究竟谁应该高呢？ 

    如果用目前的评卷标准来衡量，前者的得分可能要比后者高。也就说，有了好的内容和立意，而没有好的语言，甚至只是差劲的语言，所赢得的分数往往要比语言优美、有特色，但内容和立意相对一般所得到的分数多得多。这合理吗？好的内容和立意固然与平时也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们产生的瞬时性、灵感性很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过分看重内容和立意，甚至基本上由此决定分数的高下，实际上是一种点上的评价，偶然性很强的评价。真正的评价，应该是面上的评价，应该是临场发挥与平时实力相结合的评价。 

    真正的评价，不吝惜对好内容和好立意的鼓励，但也不会失去理智，不会因好内容和好立意就无视语言。也就是说，内容和立意上超常发挥的现象当然要肯定，但超常部分之外的正常部分——语言也要有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平时经常超常惟独高考中不能超常或者超常不够成功的学生，如果不能肯定他作文的语言素养，如果不能肯定他平时的底气、底蕴，而一棍子打死，这种不能检测平时水平的考试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有人的超常发挥是因为正好满足了评卷人的趣味，比如同类题材、同样立意的文章被评卷人看得太多了，他的作文就可能因内容和立意的缘故而被评卷人冲动、失常地打高分，这公平吗？这位学生超常发挥的部分当然要鼓励，但他的语言成分，要不要计较了呢？如果他的语言关还没有过，如果明显地看出他平时的作文水平是平庸的、低劣的，那么作为评卷人，我们难道不应该在理智与冲动之间取得平衡吗？ 

    目前的评卷标准，由于缺乏对学生平时的作文素质科学的反映和明确的肯定，缺乏语言这种能够联系高考临场和平时积累的纽带，所以不利于一些显然在平时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精神底蕴的学生得到应有的分数，不能使他们的语言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保值”，从而大大地降低了他们的自信心，影响了他们大胆创新的决心。相反，一些平时不好好写作，不注意积累语言、锤炼语言的考生，倒没有创新失败的担心。我想，如果高考的创新，首先表现在这些人的身上，是值得我们高兴呢，还是使我们感到悲哀呢？如果创新因素在这些人的临场发挥中真的出现了，那么，除了这部分创新因素使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之外，我们还应该不应该对他平时的水平之平庸或低劣而计较一番呢？这时，我们应该是高兴为主，还是计较为主？高兴了，就可能出现较高的分数；计较了，就可能出现比较客观的分数。试问：如果我们冲动地打了高分，这位学生以后真的会有写作前途吗？对于尚未成为考生的其他学生来说，这样的评分尺度会推动他们搞好平时的作文吗？我经常任教两个班，往往一文一理，文科学生的作文平时绝对要好，发表过文章的也不下十数人，但在高考中作文鲜有得到高分的前例。这使我很寒心。这也使很多跟我有同样经历和体验的老师很寒心——于是，放弃了对学生作文充分的训练，情愿在语文知识的操练上下足工夫、下死工夫。 

    为了真正激发作文基础好的学生的写作热情，真正促进一些不愿在作文训练上花工夫的人，我们的评卷机制应该找到科学地衡量学生作文“基础”的尺度，引进“平时”这一新的概念，重视语言因素，为每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真正有创新活力的费滢滢“买一份保险单”。 

我想，承认了平时，便推动了创新。 

如果平庸最小化了，创新便会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