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化州市第三中学      黄景保

 《教师用书》上说：“琵琶女的沦落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对此结论，我不敢苟同。如果说卖炭翁的悲苦根源于社会制度，我赞成，因为皇宫里的太监强行以“半匹红绡一丈绫”的价格“卖”走了一车千余斤的炭，即使舍不得也没有办法；如果说白居易的被贬反映了社会的黑暗，我依然认同，因为白居易从关心群众疾苦的角度出发，屡次上书批判朝政，若处身于制度优越的社会，他不但不会遭贬，反而有可能升官，他的遭贬固然可以从某个方面反映出制度的不合理。然而，细读《琵琶行》，我未能看出琵琶女的遭遇与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

重色轻才，并非封建社会的“专利”，封建社会固然有杨玉环那种凭着长相而飞黄腾达的人，但也不乏诸葛亮那样凭真本事而由“躬耕陇亩”的布衣一跃而成为卿相的人。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或许可算“永久不变的人性”吧。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进了两大步，不也照样有重色轻才的倾向吗？前几年，就有一位学生，他的高考成绩远远超过了某大学（第一志愿）的录取线，而他还是不能被录取，因为他长得“丑”。后经媒体介入，舆论汹汹，穷追不舍的质问令那些招生工作人员狼狈不堪，这位“不幸之中有万幸”的学生终于获得了入学资格。（手边已找不出资料，凭记忆记得他叫杨红炜，第一志愿是甘肃一间大学的理论物理专业）他若不“丑”，怎会有此曲折？到报刊亭看看，大部分杂志的封面都是以美女作为“形象大使”的；街头广告，网络上的广告，也几乎是让美女“独领风骚”；文坛上还有“美女作家”一族，据说也颇为“风流”；在应聘、求职之类决定前途命运的“战场”上，美女获胜的概率比普通人大得多。好些人就是凭着貌美在事业上、婚姻上一帆风顺，而好些人就是因为貌丑而屡遭挫折。人们对于外貌美的向往和追求，是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琵琶女凭着色艺俱佳（“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的资本，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就象目前的当红娱乐明星，拥有大群大群的少男少女追星族。然而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唐代的琵琶女或者当代的“红星”，在事业辉煌时如果沉醉其间不注意把握，就会失去大好的机遇。琵琶女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今年欢笑复明年”）不能自拔，以致“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现在不也有“昨日黄花”之类的娱乐明星吗？古今娱乐明星，是没有人可以一红到底、长盛不衰的。清人赵翼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学明星尚且还会有星辉暗淡的时候，何况娱乐明星呢？琵琶明星由光辉灿烂走向衰老，与社会制度是没有多少联系的。无论姓“封”姓“资”姓“社”的社会，都不可能有哪位娱乐明星独占螯头一辈子。琵琶女最后嫁给了一个商人，也许是较为理想的归宿。假如她被招进皇宫终生服役，晚景会更加凄凉；假如她嫁给大官或大款，妻妾成群的丈夫可能会对年老色衰的她弃若草芥，也不会有什么幸福。商人虽然忙于经商而聚少离多，但相对于卖炭翁，相对于《观刈麦》中的贫妇人来说，日子过得还不算坏。还有什么好埋怨呢？

我最早听琵琶女的故事，是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由读中学的哥哥给我讲的，他的讲述可谓“添油加醋”，真正突出了“谴责黑暗社会”这个中心：“琵琶女是一位音乐天才，十多岁便凭着出色的演技当上了宫廷乐师，专门为皇帝及其家族演奏曲子，年老色衰之后，她被皇帝赶出皇宫，生活无着，只好沦落街头以卖唱为生，快要成乞丐了，有一位商人收留了她，她便成了商人的妻子，随商人的船只漂泊……”我非常憎恨那个皇帝：色艺俱佳的女子，被他占有一段时间以后，青春损耗，玉殒香消，便视如垃圾踢出街头。社会制度真是极端不合理。现在，我面对《琵琶行》原文，却找不到她曾服役于皇宫的证据，唯一可以牵强附会地解释的是“初为《霓裳》后《六幺》”，《霓裳》和《六幺》是宫廷乐曲，如果不是在皇宫服过役，弹这两首曲子不会那么熟练，那么有感情。但琵琶女自叙身世时并没有提过皇宫服役的历史，当然纯属子虚乌有了。

我们的《教师用书》（或原来的《教学参考书》）都有这么一套“套路”：凡是遭遇坎坷、身世凄凉的人，他们的曲折都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石壕吏》中老翁一家毁于“安史之乱”；《兵车行》送行图中的人苦于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促织》中的成名差点毁于皇宫征蟋蟀；《水浒》中林冲被逼上梁山；《孔 乙已》中孔乙已死于科举制度；祥林嫂死于“四权”绞索……这些或多或少都可以跟制度找到联系点，套路化的分析无可非议。但分析《琵琶行》也来套这道公式，就未免牵强。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那几年，凡是青少年有什么行差踏错，都有叫做“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现在“四人帮”已经倒台二十多年，还是有那么一些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又该把责任记给谁呢？我们打了多年的套路，实在应该改一改了。 作者邮箱： hjbcxl7293@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