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刘锡庆

　　作文教学是整个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说“能读会写” 是语文课最为核心任务的精要概括的话，那么，作文是管“会写”这一块的，它恰是语文课的“半壁江山”。如果从“读”是主体一种由外而内的吸收、借鉴，是以人类现今所积淀的全部文化成果来充实、丰富和提升自己，是所谓“吃”进来的话；那么，“写”却是主体一种由内而外的倾吐，创造，是个体生命以大千世界（外宇宙）为观照对象，经心灵的体验感悟从而得以发现并独创的“精神”产品的制作，是所谓“吐”出去——从这一点说：倾吐比吸收，创造比借鉴，“吐” 出去比“吃”进来，即“写”比起“说”来，在深层次上还真的更为要紧一些呢。

　　作文教学“目的”何在？我看就在于：解放人，解放人的精神和心灵，把写作主体潜在着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即鲜活的而强悍的“生命力”（精神之“独创性”是其魂魄），都尽情地释放出来！

　　作文的本质是写作主体内在“精神”、独特“个性”的自由显现，是其生命力、创造力的文字外化。要想写得好，“自”（心灵自由、笔墨自由），“个性”（即主体“自我”的鲜明、独特），以及笔随心转的精妙文字“表现力”等，都是不可少的。

　　“自由”是很重要的。作文既是一种“精神”的个性创造，那么它对精神创造“自由度”的要求就是很高的。心灵不自由，笔墨不自由，就很难写出好文章。可惜既往的作文教学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恰恰不是给学生以更大、更多的自由而是相反：强行命题；框死文体；规定写法；限定字数；粗暴批改（包括不分主次、四面出击的“精批细改”）等。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写作内在的“自由创造”规律，是不足取的。

　　“个性”是文章灵魂。作文训练的“纲要”我以为应是：写我的自得之见；抒我的自然之情；用我的自由之笔；显我的自在之趣。无我、无个性，不敢说真话、抒真情、写真象，作文就极易走向邪路。 

　　文字“表现力”也是很重要的。汉语文章由于汉语文字有不同于其它各种拼音文字的显著特点（其本身就积淀着丰厚的文化蕴涵），它的“写”一直颇为“讲究”。“五四”后提倡白话文，常说“你怎么说就怎么写”；其实，就汉语文章来看，“写”和“说”二者从来也没有完全一致过。这一点汪曾祺看到了，他说“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他认为即使是老舍，“我们可以说他的语言接近口语，甚至是口语化，但不能说他用口语写作”（参见《揉面》）。汉语的 “写”重音色，讲文采，擅对仗，求简练，崇“语感”，贯“文气”，有“分寸感”……作文的能力、文字表现力之所以需要训练、磨砺，说到底都与此有关。

　　既往的作文训练似有“框框”：只练“文章”，不习“文学”；而且，“文章”也是全面铺开：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 “重点”不很突出。依我之见，文学创作（如小说、故事、童话、寓言、科幻、短剧及新诗、散文诗以及艺术散文等）是没有什么可怕之处的，只要学生喜欢、愿意写，就完全可以“开禁”：能写好更高些的“文学”了，再来写较易的“文章”就不在话下了。至于上述诸体文章，我认为叙、论二体最为重要，是作文之“本”，全面表达能力的“两翼”（二者相较，“叙”又为其基础，一般而言应先“叙”后 “论”）。但由于“全面铺开”，说明文，应用文，也包括议论文（高中可叙、论并重，真正要写好怕要在成年即读大学他思想成熟之后，过早强调并“硬写”它是造成“假、大、空、套”弊端的原因之一），对“记叙文”这一作文“根基”的冲击应该说还是相当严重的。 

　　就全面的作文“能力”而言，无非是两大系统：一是“再现”即写“实”的能力，具体可析为三，即记叙、描写、说明的能力；一是 “表现”即写“虚”的能力，具体亦可析为三，即抒情、议论、想象（包括联想、冥思、梦幻等）的能力。一般而言，写“实”稍易，写 “虚”较难。所谓“会”作文、写作能力“强”，往往指的就是这写 “虚”的三种能力过人。事实上，文章真正服人、感人之处恰恰多在议论、抒情之笔上面；而文章特有的“魅力”也常常和瑰奇的“想象” 有关。可既往我们总是在一味地强调写实（反映），从没有、也不敢强调写虚（表现）———特别是“想象”这一放飞心灵的“翅膀”！这不能不影响、削弱作文教学的总体效果。

　          （摘自1999年8月11日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