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儒家思想主要内容之一的“忠君”思想，一直是中国文人坚定的信仰，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在现实生活当中，对“君王”的思想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借助君王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一方面又因君王不采纳自己的建议而对君王的软弱充满了失望。辛弃疾以他的词作品，反映出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同时也对“忠君”的思想开始产生怀疑，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这种怀疑、否定的萌动没能进一步生发。

      关键词：辛弃疾  恋君  怨君  矛盾

      一

      作为南宋词坛豪放派的一代宗师，辛弃疾在他的词中，浸润着这位抗金英雄壮志难酬的沉痛感叹和无能为力的愤慨。“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辛弃疾的词，既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也不是吟风赏月花情柳态，而是字字揪心，句句沁血。一部《稼轩词》，给后人展示的是一代抗金英雄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血泪控诉，其间强大的爱国豪情自是感人肺腑、响彻云霄，这是有所公认的。然而辛弃疾词中体现出来的作为中国文人的心路历程和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反思，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文人，自孔子始，就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然而可悲的是，孔子的思想主张在当时就不被统治者所接受。尽管自汉代董中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整个封建社会一直视孔子为“圣人”而倍加推崇，但是绝没有哪一位统治者真正是完全接受孔子的学术思想的。他们仅仅是挑选其中一部分对自己的统治有利的东西，并加以补充和强化，而真正关切到人民与民族利益的东西则避而不谈，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他们奴役人民的工具，“儒家思想”变得面目全非。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许带有一种极其隐讳的意味吧？

      正因为统治者难以真正贯彻孔子的思想，因此孔子的后继者——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始终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往直前的气魄，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自励，毕其终生精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还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文人心中始终放不下的，就是“君”和“民”这两个在封建社会处于对立地位的两极，结果便是无数中国文人的悲剧中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

      到了辛弃疾那里，尽管他还没有能力解决“君”和“民”之间的对立矛盾，但是他在自己辛酸、沉痛的人生经历中，他不得不思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问题，并重新审视儒家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因而在他的词中留下了对儒家思想一些极为矛盾的判断。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君王”的矛盾判断。辛弃疾对儒家思想中这一重要问题的矛盾判断，是以自己的人生悲剧和民族的悲剧为基础的，因而显得格外的沉重，同时也为后人对儒家思想及中国文人命运、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文人对“君王”的依恋，大概也是自孔子始。“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事君尽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君君臣臣”，“学而优则仕”。“事君”的思想是孔子反复陈述的观点，也是极受统治者欢迎并不断强化的读书人应该遵守的“人生准则”，在他身后的读书人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读书人“克己复礼”，“以天下为己任”，但自己却并不拥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读书人只有借助君王手中的权力，才能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人生理想，从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然也有一些只是看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贪图荣华富贵之辈，这些人是不能算作民族的“脊梁”的，自然不是真正的“文人”。）然而不幸的是，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没有哪一位中国文人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中国文人在郁闷不堪之中，对“君王”的情感态度便会因“爱恋” 而转生“怨恨”。李白式的“天生我才毕有用”的自慰也好，柳永式的“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自傲也好，都是这种由“恋”而“怨”的文人悲歌。但是他们的这些“怨君”情绪，不过是“恋君”情绪发展到极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骨子里渗透着的，依旧是“恋君”。这便是中国文人“恋君”情结与“怨君”情结。

      二

      辛弃疾出生时，宋王朝早已偏安南渡，他的家乡山东已在金兵的统治之下，少年时期又受到祖父的影响，心中早已埋下了对入侵的金兵充满仇恨的种子，终至于毁家起义，投身到火热的抗金的大潮之中。特殊的成长环境，不一般的生活经历，使得辛弃疾的血液里始终奔腾着一般文人难得的冲天豪气。击退金兵、收复失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他心中的宏伟愿望。在早年抗击金兵的战斗体验中，辛弃疾认识到单靠自己孤军作战是不行的，要想取得抗金战斗的全面胜利，最终必须依靠朝廷的力量。因此，作为耿京起义军的掌书记，辛弃疾力劝耿京归附朝廷，得到了耿京的认同。

      绍兴三十二年（1162），辛弃疾被派往建康（今南京）接洽南归事宜，受到出巡的宋高宗赵构的召见，并获得成功。遗憾的是，宋高宗的抗金斗志并不是辛弃疾所想象的那样激越、昂扬，满朝文武，力主抗金的也是寥寥无几，辛弃疾的抗金热情如遇冰川。同年，辛弃疾被任命为江阴签判。尽管官职卑微，但辛弃疾仍满腔热忱积极思谋抗金大计。

      孝宗乾道元年（1165），辛弃疾奏进《美芹十论》，力陈收复中原的形势和策略，但此时的宋廷并无作战之意。因为早在隆兴元年（1163）夏，抗战派将领、枢密使张浚派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分道北伐，攻取了灵壁、虹县、宿州。不料正在此时，李、邵二人及其部属之间发生摩擦，将士不听指挥，为金军所乘，在宿州南的符离地区被金军击溃，北伐即告失败。此时，孝宗对北伐发生动摇，主和派又占上风，宋、金之间再次进行和谈。隆兴二年（1164）冬，双方签订“隆兴和议”：宋不再向金称臣，改为叔侄之国；每年少输银五万两，绢五万匹；恢复绍兴时划定的疆界。因而辛弃疾的抗金主张没有被宋廷予以重视。

展开全文阅读

      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调任建康通判。此时，辛弃济南归已有六年。六年过去了，抗金事业毫无进展。辛弃疾对此忧心如焚痛心不已，又写出《九议》，进献作为抗战派代表的宰相虞允文，陈述抗金大计，但因孝宗早已无心作战、投降派势力在朝中占上风而遭冷落。屡经挫折之后，辛弃疾渐渐意识到，在朝廷并无抗金意图的大气候之下，自己的抗金理想要想得到实现并非易事。辛弃疾的思想由以前极为单纯的理想主义变得较为复杂一些，其中包含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希望朝廷能够重用大批主战派官员，“欲乞丞相稍去薄书细务，为数十日之间，舒写胸臆，延访豪杰，无问南北，择其识虚实兵势者十余人，置为枢密院属官，有大事则群议是正而后闻”（《九议·其一》；另一方面，希望朝廷疏远投降派，并对投降派持愤恨态度。

      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初任建康通判，对朝廷仍寄以厚望，希望朝廷能够启用主战派将领实现收复中原的宏图伟业：“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湖沙。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在此期间，“恋君”情结在辛弃疾心中占主导地位：“千里渥洼种，名动帝王家。金銮当日奏草，落笔万龙蛇。”（《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这既是对赵介庵的贺词，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评判，希望自己和赵介庵等志同道合之人能够得到君王的重用，“好都取山河献君王。看父子貂婵，玉京迎驾。”（《洞仙歌·寿叶丞相》）

      尽管辛弃疾对抗金事业充满激情，但其一再上书也无结果。辛弃疾并不因此而对“君王”有所怀疑，而归罪于投降派，并希望“贤明”的君王能够疏远投降派而不受他们的蒙蔽：“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垣娥，被白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

      三

      淳熙六年（1179），辛弃疾调任湖南转运使，时年三十九岁，已是奔四十的人了。“四十而不惑”。辛弃疾回顾自己南归17年来一直在后方各地辗转奔波，而抗金大业一事无成，不觉感叹万千，心生倦念。“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吴楚地，东南柝，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今老矣，骚白首，过扬州，倦游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

      但是，辛弃疾要想彻底放下抗金壮志亦非易事。为了心中那个追求已久的愿望，为了天下苍生，辛弃疾“知其不可而为之”，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拼力一搏。在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时，辛弃疾仍然积极创建“飞虎军”，使“北虏颇知惮畏”。在送张仲固帅兴元之际，辛弃疾心中仍然充满着战斗的渴望，“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安得车轮四角，不堪带减腰围”（《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同时，多年的官场生活及抗金事业屡屡受挫，辛弃疾对投降派的憎恶日益加深，并且对“君王”也开始发生了怀疑：“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淳熙乙亥1179年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在这里，辛弃疾以汉武帝陈皇后失宠别居长门宫后以百金购得司马相如《长门赋》以重新得到汉武帝宠爱作喻，并指出自己的处境连陈皇后都不如，“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很明显，辛弃疾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当朝皇帝是汉武帝一样的“圣君”了，他对“君王”的判断已开始打上了“否定”的标记，其“怨君”情结渐见滋长。

      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由湖南调江西，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辛弃疾心中“恋君”与“怨君”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一方面，始终难以放下抗金宏愿，对“君王”心怀一线希望，另一方面，对官场生厌，对投降派生恨，对君王生“怨”。因而辛弃疾在江西任上便已有退意，于是在带湖建新居，以待日后身退官场作闲居之所。“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鲙哉？”（《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辛弃疾对自己的处境的预见性还是较强的。就在这年冬天，辛弃疾遭谏官王蔺的的弹劾而被削职，便回上饶带湖新居，开始了近二十年的闲居生活。

      四

      辛弃疾闲居带湖之后，其抗金理想基本上就彻底无望了，对“君王”的判断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由“怨”而转“恨”：

      “可恨东君，把春去春来无迹”；（《满江红·暮春》），“倦客新丰，貂裘敝，征尘满目。弹短铗，青蛇三尺，浩歌谁续？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翻尘陆。/休感叹，浇灵录。人易老，欢难足，有玉人怜我，为簪黄菊。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酬黄犊。叹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满江红》）。

      闲居期间，辛弃疾与其他抗金志士如陈同父等人仍有交往，每每议及时政，总不免激起心中久积的雄心壮志：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南宋朝廷的软弱无能，使得辛弃疾最终认识到南宋朝廷基本上是气数已尽，“君王”已是穷途末路、“落日残阳”，免不了时时勾起他心中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抗金夙愿：

      “更天涯，芳草最关情，烘残日”（《满江红·暮春》）

      “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见君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政恐不免耳，消息日边来。”（《水调歌头·汤朝美司谏见和》）

      “卷尽残花风未定，休恨；花开元自要春风”。

      但最终感叹抗金力量势单力薄，“两三雁，也萧瑟”（《贺新郎》），终究难成大事，同时更痛恨当朝者“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贺新郎》）。“武媚宫中，韦娘局上，休把兴亡记。布衣百万，看君一笑沉醉。”（《念奴娇·双陆和陈仁和韵》），矛头直指醉生梦死乐不思蜀的“君王”。

      五

      纵观辛弃疾的一生，是激情澎湃的一生，抗金的斗志始终在他的心中久久萦荡。然而，他所处的时代，是南渡偏安后无所作为的南宋朝廷。在以皇帝为首的整个统治集团“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笼罩下，这位抗金的斗士自然是空有一腔热血却无门报国了。英雄无用武之地，英雄寂寞了，英雄绝望了，终将满腔的愤怒化作匕首、投枪，投向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的统治集团。辛弃疾由“恋君”到“怨君”，终至于在忧愤中含“怨”而逝，走完了他生不逢时的充满悲剧的人生之旅。历代帝王的卑躬屈膝与抗金英雄的豪情壮志形成巨大的反差，辛弃疾用他充满爱国豪情的文人悲歌记录了他的悲剧人生，留给后人的是深切的痛惜与沉重的感叹。

      因而，辛弃疾词中的“恋君”也好，“怨君”也好，都不是因个人前途、利益而生，“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与天下智勇之士之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九议·其一》）其中包含着的，是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意识。他的“怨”，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哀怨”，而是“怨愤”，甚至是强烈的“愤恨”，对“君王”开始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这在中国文人思想史上，可以说是十分难得的一种思想的萌动。尽管辛弃疾的这种萌动不是有意识的，但是凭着一腔的爱国热情，他的这种潜意识的萌动，也是必然的，是不容忽视的。也正是由于这种萌动不是有意识的，因而没能进一步生发出来，这也是他所处的时代使然。

      主要参考书目：

      1、《辛弃疾词全集校注》  刘坎龙编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

      2、《中国古代十大词人作品选》  洪柏昭选注    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3、《中国古代史纲》   张传玺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版

      4、《中国古代史纲》   翦伯赞主编     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第二版

      5、《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  邱紫华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6、《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通联：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实验中学；43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