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认为钱钟书《管锥编》中所论,大多只是些“人情世故的体认”,谈不上有什么“当行”的学术义理,这自然是不值一驳的妄语谵言。在《记钱钟书与〈围城〉》里,杨绛说钱钟书虽然“痴气旺盛”,可是他并非完全不知世事。钱钟书于世故有切实的体会,而且常不避琐屑将其“拈出道破”,就像他称赞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在这本书的第一五八页,杨绛记到他们与胡乔木的交往,底下有几句说他们对胡的态度,说:“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分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分。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这个与地位较高朋友交往时所持的态度,正是《管锥编》第九九五页所畅论过的,那一节末尾云:“周密《浩然斋雅谈》记韩维基语:‘凡亲戚故旧之为时官者,皆当以时官待之,不当以亲戚故旧待之’;西人亦谓:‘朋友得势位,则吾失朋友’(A friend in power is a friend lost);洞明世故,足以笺朱穆之《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