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见报载杨绛译著《斐多》问世，颇感意外。杨先生译柏拉图，自称“力不能及”，只为“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这部“对话录”，译毕于1999年12月18日，恰是钱公去世一周年前夕，也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世纪末。丧乱袭来，挺得住就不简单；痛定思痛，借希腊古哲谈生死的智慧，以“能战胜死亡”。 

　　近期杨绛新作《我们仨》的出版，再次成为读书界的热点。钱氏父女走后，杨先生形容自己像“在昏黑的乱山里攀登”，靠生来的坚倔，靠哲学的救助，自胜者强，把精力放在整理钱先生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出版钱撰《〈宋诗纪事〉补正》上。人类进入新的世纪，杨先生也进入了新的人生境界。 

　　法国诗人马拉美说：“世上的事，最后归结为一本美丽的书。”丧之哀痛，化为一册思辨的译著；生之再造，凝成一部明净的佳构。前译后作，都是读书人一读为快的好书。 

　　《我们仨》里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娓娓道来，都是一个家庭几十年里会碰到的事，但平凡中自有不平凡在。钱先生志存高远，自立自重。他学问之大，人所难及；而品节之高，更令人仰望。杨先生说：“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夫唯不求，故无尤；为而不争，故无忧。须知这个家庭，沦陷时也遇到求职无门，动乱期间更是流寓不定。朱家骅曾许以联合国职位，江青说可以住到钓鱼台去，但学问家辞谢“胡萝卜”，正因不慕荣利，才能无致迷乱。钱先生做成大学问，并不像一般推想多半靠条件好，他的人生道路上也有浅滩，也有利诱，也有不测。“上士忘名，中士玄名，下士窃名。”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一生里真正做到自甘淡泊，以能宁静，所以得以致远。钱先生的道德文章，实乃一生精神之所寓。 

　　杨先生已92高寿，仍清明在躬，文字还像早年那样朴茂、婉曲、慧巧，今则更兼通脱、深挚。这一印象，主要得自书中关于钱瑗那部分文字。杨先生写到他们的独生女儿，毫不掩饰自己的母爱和赞誉之情：“阿瑗是我生平杰作”！书中从新生命诞生起，写尽小女儿的可爱，懂事，聪慧，机灵。圆圆两年不见爸爸，好像不认识了，看到爸爸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说“这是我的妈妈”。父亲反问谁先认识你妈妈？“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女儿走路，翻书，好记性，不知惧怕，都颇有父风：“我和爸爸最‘哥儿们’”。 

　　书中写了钱瑗从生到死的整个一生。其生，欢欣快慰；其死，令人扼腕。杨先生以实笔写其生，以虚笔写其死；两副笔墨，各臻其妙。“阿圆住到了医院去……我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梦……我的阿圆，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心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我实在拿不定我的梦是虚是实。”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如幻如梦，幻中有真。杨先生相当清晰地写出这一时期冥冥蒙蒙的情感体验。推近拉远，化入化出，时空切换，大有“后现代”意味。 

　　读罢“我们仨失散了”，令人唏嘘感叹。一代学人，从此远逝；“读书种子”，兰摧蕙折。钱先生是20世纪少有的博学家，真正意义上的学贯古今、言通中外的大学者；他读书之多，大量难读的古书，尤其从多种外语直接读原著，恐怕前无古人，后来者亦几稀。先生以《写在人生边上》、《围城》和《谈艺录》、《管锥编》，在我国20世纪文学史、学术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可惜的是钱瑗，“钟书认为‘可造之才’……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所幸，借杨先生之笔，她的音容笑貌依然活在读者记忆里。“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我们仨》写得很完备，似尚能拾得一遗。去年1月，我承杨先生赐赠《钱钟书集》，前去三里河取书时，听杨先生说，女儿小时，钱先生给她讲吉尔·布拉斯的故事，讲得兴致很高，听得哈哈大笑。杨先生看父女俩这么喜欢，后来就把两厚册书翻译了过来。因钱氏父女喜欢吉尔·布拉斯的故事，我们才有杨绛这部好译本。这是译界的幸事。不料钱瑗看了印成书的译本，觉得不及爸爸口语版有趣。可惜这一精彩的口语版，随钱氏父女长逝而成广陵绝响。在《我们仨》里，此事可能因事小而不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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