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森

周泽雄先生的《说说毛泽东诗词》（《书屋》2000年第1期）一文对彪炳一世的毛泽东诗词作了全面的批评。这里所讲的“批评”，是指狭义的批评，即在剔除了所有的伟人崇拜和领袖迷信之后，用翔实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以纯粹艺术的标准，分析它的欠缺和不足，同时也解构了几十年来人们热读毛泽东诗词的某些迷误和教训。以笔者之浅陋，无论是对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不敢妄置一喙。我只是对周先生的批评用语颇感兴趣，因为周先生面对的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巨人，是以他的理论实践胆略魅力长时间占据国人心中最光辉位置的一颗“红太阳”，并且即使是在他的诗词创作方面也在数十年里被认为国人无法企及的“最高典范”，直到今天，仍然在大中小学教材中稳占一席之地，许多评价用语仍然几十年一贯制地因袭至今。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放胆的批评，很有可能被认为是“二堂喧哗”的好事者，至少会被一部分毛泽东诗词教学、研究工作者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能不特别注意批评的措辞，不能不特别关注批评的艺术。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首先需要的还是识见、学养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非“哗众取宠”之意。作者充分考虑了有关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的线索，并确保立论囿于诗词创作的范围之内。在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之下，加之作者的纵横才情和语言功力，他的批评用语和批评艺术，也就很值得我们有所借鉴了。现不揣冒昧，将其集纳如下：

一、以“瑜”衬“瑕”法。其一是先肯定后否定的句法，即俗语所说的“但”书，如谈到毛的三首口占（指《为女民兵题照》、《海鸥将军千古》、《给彭德怀同志》）时，则评曰：虽见捷才，终乏心血。对读者而言，后一句比前一句当然分量更重。而在作者，这样的批评用语则显得比较大度。谈到毛泽东诗词的数量，作者认为，以诗人之称，放在文学史上衡量，数量未免太少。作者先设身处地，肯定毛泽东并非“职业诗人”，有此六十二首，应属不易。然后再云：“但若换一个角度，以产量之多寡验证才能之高低的余光中先生的见解，倒也忒为歉收了些。”有此转折，批评的语气自然和缓了几许。还有一种用心良苦的方法，是以被批评对象的彼一优点来陪衬此一缺点，以求达到整体上的某种平衡。比如批评毛泽东在诗词的章法结构上“缺乏足够的训练”时，不忘提到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颇有容人之德，亦能做到闻过辄改”的优点，并举一例说明之。在全文的结尾，为求平衡，作者特别赞赏毛泽东年轻时代的两首诗词。

二、以模棱之辞出之。如该文开头：“毛泽东本色是诗人。诗人而兼一国之尊，于国于民是否有利，当然可以探讨。”这里作者对“诗人而兼一国之尊”的现象持保留态度，但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所以作者有意不下定论，使持语有回旋余地。又如第三节批评毛泽东诗词在意象上好作“逍遥游”，其观照世界的眼光，长于远眺而短于近瞻，长于概观而短于细察时，作者写道：“作为政治家固宜高瞻远瞩，‘风物长宜放眼量’，但就写诗而言，望远镜是否比显微镜更能瞧出诗中三昧，无疑是可以另行探讨的。” 

三、引用被批评对象的话，或假设被批评对象的态度，以塞（可能的）“反方”之口。如对《八连颂》的评论，作为对一首诗，以艺术标准论之，认为它了无诗意和诗境，“无非整饬字词，以利忆诵，稍假音律，取其上口而已”，如此评价，此前颇无，似觉过于严直，作者便假设毛本人的想法以调剂之：“想必毛泽东本人都不愿把它编入自选集”，此语既出，批评的锋芒便有所消减。第七节批评毛诗在格律上“问题多多”，为驳斥有人所持的“毛泽东雄才大略，达变知通，故不屑于斤斤计较格律”之说，特意引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对自己的律诗“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周注：着重号为原文所加）来证明：毛泽东在格律方面的欠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且用毛泽东曾多次商请郭沫若为其修改润色的例子来作旁证。这样一来，某些读者即使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在知性上也只能认可。

四、用非关紧要的副词来修饰关键词，有意磨蚀掉部分的批评锋芒。如第四节谈到毛泽东性喜填词，虽推崇“豪放”派，但“豪放”绝非长短句的正宗，故认为这是毛所择之“器”（指词的形式）不当。作者说出来的话是：“这里便闪出一个小小的疑点”（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同一节批评毛泽东诗词表达豪放之情的造语风格，有流于概念之嫌，作为总结的一段话，将毛的诗词与中国古代大诗人对比，写道：“……毛泽东则独标高格，拂尘去屑，欲效鲲鹏展翅，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浑不愿对春江鸭足、东篱野菊乃至绕床饥鼠有所措意，遂使气度孱弱如我者，读后偶尔会感到不知所措。”这类的例子还有一些。

五、用疑问句代替判断句，使结论变得温和一些。如“字不重犯”一节，认为“字不重犯”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创作原则，而毛泽东诗词屡屡违禁，除《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二句外，鲜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在作了详细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却用了表面“朦胧”的疑问句：“我们是否可得出结论：毛泽东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字不重犯’呢？”用疑问句，语气上自然要比直陈句委婉得多。

以上是笔者在拜读周先生的论文时，在批评用语和批评艺术上所得到的启发，说出来向方家求教。当然，并不是说，周先生的批评就无懈可击，一切批评用语都无可置换，所有立论都颠扑不破。据笔者粗鄙的眼光，发现个别地方可能存在千虑一失。如第六节谈到《沁园春·雪》不合节约原则时，认为“成吉思汗”四字不宜入诗，有两条理由，一是将四字人名作为独立诗句没有先例，二是“成吉思汗”四字皆平声。窃以为这两条都有待商榷。如果轻言某类四字短语不能入诗，则对于诗词创作特别是较多吸收四字短语的长短句，不啻自毁性的“戒律”。南宋词人姜夔《扬州慢》中不但用“二十四桥”表达一处地名，而且“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八字说的也是一个地方，似不能说是败笔；地名有先例，人名也没有“不宜入诗”的道理，何况作者也明知柳亚子先生曾用人名“纳兰容若”单独成句。至于“成吉思汗”四字的声调并未犯忌，因为“吉”字在古音中读入声（参看王力主编《古代汉语》附录“诗韵常用字表”）。

要之，我们提倡在学术研究上开展科学的严肃的批评，努力营造直面无私的批评氛围，认为它是促进学术进步和繁荣的有力武器。而另一方面，在开展批评的过程中，不论双方的身份有何不同，都应当注意批评的艺术，这也是学术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决不是说这个问题只限于对待像毛泽东这样的历史巨人，更不是说这个问题只限于已经作古的作家学者）。如果批评流于漫骂或人身攻击，抑或是过于粗直的措辞，都是我们不以为然的。(正文字数：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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