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田家炳中学语文组  欧阳林

“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这是叶圣陶先生的话，“教本是例子”的观点也一直被语文界捧为圣经。然而对此说，我却有些怀疑。

一、从教学目的来看，由“例子说”衍生出的阅读技能培养理论走向了极端。

语文教本（即课文）是例子，学了此例之后就能举一反三阅读其他同类的书。即语文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阅读的技能。然后学生去阅读“同类的书”。从古到今的文章如同汪洋大海，数不胜数，并且新的还在不断出现，其优秀文章也多不可计。例子教育似乎想适应这种现状。这种逻辑看似有道理，实际是违背了学生的认知规律。第一，对技能的培养愈来愈成为一种单一的目标，也就是只为应付考试。于是不幸发生了，这种似乎以考试为唯一目的的“例子教学”事实上在不断的扼杀学生的阅读兴趣。你可以想象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在学习技能，能不厌烦？哪里还能激发、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当一套例子的教学模式不停地咀嚼了十几年时，学生还愿意在课外或将来继续这样嚼下去吗？第二，学生是否进一步阅读，一看学生是否有兴趣，二看是否必需。如果学生无兴趣读那类书或根本无必要读那类书，是否还有必要学那些文章？如果说学生还不知道以后是否有有兴趣或有必要阅读那类书而硬逼着他学，是否会倒了学生胃口？仅仅只是设想学生会去读，有点想当然。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因而学《诗》成为必需。而我们现在的文选式教学让学生感到这种阅读技能除了考试往往是别无用处。 

由“例子说”衍生出的阅读技能培养理论从根本上进一步束缚了教法，使得教法永远只在一个圈圈里打转，不能实现真正的突破。由文选式教材应运而生的教学理念“授之以渔”是指教给学生语文学习的方法，包括阅读的方法、写作的方法，让他们从不会读书到会读书，从不会写作到会写作。此种教学理念是对“授之以鱼”的否定，是一种很大的进步，非常符合叶老的观点，因而近年来非常盛行。许多教学模式莫不以此为理论依据。特级教师余映辉在2003年《中学语文教学》中依然这样说：“语文课，具体到一篇文章来说，读、品、思、写（有的文章还需要背）大体就是学生应该做的，同时也就是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做的。读，包括诵读、朗读、品即品味；思即思考；写自然就是写作。语文老师的工作大体就是围绕这些方面来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并通过科学地训练使学生获得提高，以具体的一篇课文为例子，构成训练的材料或内容。” 从这段话中看到是科举考试时代的教育阴影阴魂不散。学生最需要的是“渔”吗？或许为了眼前之需要（考试）学生最需要的是“渔”，然而学生学习仅是为了眼前考试之需要吗？而事实上是这些所谓的阅读方法对考试真的有用吗？上语文课不听讲的人照样能考好。然而从另一角度讲，现在也是科举考试，因而继承明清时代文选教育的方式又有何不可？可是那种考试制度带来的对人思想的箝制，严重阻碍社会文明的发展。

二、选文的先天不足制约着其他教育目的的实现。

现在语文界普遍认为：“由于选文是语文教学内容的综合载体，承载着人类的知、情、意、理、趣，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肩负着培养人、塑造人的重任。”也可以说每篇文章也都是前人思想与智慧的结晶，可是当既定目标是以其为“例子”来培养阅读技能时，便注定要偏离对生命本身意义和价值的关心与思考。因为在十几年的同一模式的方法的灌输中，在十余年的零敲碎打中，学生哪里还有思考的兴趣与耐心。由于考试的需要而只关注一种模式化的技能与技巧，于是浮躁与急功近利成了主流，生命的漠视、思想的贫乏成为一种必然。根据这种“例子”的逻辑也可理解为它并不否认对生命意义及价值的关注，只是这种关注变得可有可无的，因为为考试的目的已压倒一切。如果还有那就是让学生在课外或将来去关注、去获得。这种理想或许很有道理，可是这能自动转化为学生的自觉行为吗？答案往往否定。

另外从内容上看，由于选文往往自成体系，相对独立，有其自身的完整性，所以其思想、感悟也往往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那么一本教材中的许多篇选文承载的又是怎样的精神？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文明的结晶？还是只是一种杂烩？恐怕是后者。那么我们将塑造的人是空洞的概念口号，还是可以通过语文教学来具体实施的明晰的理念？由于选文的局限性，这种“培养人、塑造人”的理想恐怕要成为镜中花、水中月。因为学生人格与精神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不是东打一枪、西打一枪能形成的；是在学生不断的发现与探索中形成的，不是在一篇篇课文的分析、讲解、灌输中形成的。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是对初学者而言。如果一个人十几年的学习时光只是学这三百首唐诗，怎么能成为大诗人、大学者？不过是成为能吟几首打油诗的非文盲而已。同样，十余年的小学、初中、高中就是学习几百篇的文章，除了压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之外，除了会让学生写几篇现代“八股文”之外，又能让学生学到什么？试看古今学者，有到十七、八岁还在学选文（例子）的吗？古代的学者、大家，小时可能确实学过选文（例子），可在十几岁时已经开始学习经典、专著。韩愈《师说》中的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出名的尚且如此，成就的大家又何尝不是呢？再看英国的高中语文阅读，其教学目标提出了较为完备的文学教育要求，学生除阅读现代作家作品外，必须学习和赏析至少包括两部莎士比亚作品在内的古典作品，并为学生提供两份1914年前的作家和诗人名单，供学生选择，同时明确指导，阅读教学必须使学生阅读并欣赏完整的小说、剧本、诗歌所具有的广度和深度。而我们的语文教学只却只学选文，既无广度又难有深度，究竟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不知叶老的“例子说”原意是否有前提，也就是只针对初学者而言，还是说出来后就被人断章取义给无限扩大化了。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使得教师都不得不忽略了学生的真实需要，再加上功利的诱导及某种力量的强迫，不得不不断重复着自欺欺人的教法。如果是这样，则应正本清源，限制其应用范围，跳出“庐山”，识得语文教育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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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

文选式教材及其教育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是文章大国，而非思想大国。自秦汉一统天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就再没有思想家的产生，而只有文章家的产生。从隋唐以后科举取士开始，就是文章治天下，而非思想治天下。语文教育思想之根本，实际在于立国思想之根本，国家需不需要有思想的人，需要有怎样思想的人，便决定了有怎样的语文教育。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语文教育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有怎样思想和性格国民的一种教育。由于国家实现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听话式教育再也满足不了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意志发生了转变，因而语文教育转变的真正时刻也就到来了。现在需要的是有探索精神、有创新意识的人才，需要的是有独立人格、科学理念的人。而这样的人怎样培养呢？文选式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大批这样的人才的。因而从实际出发，转变教育理念，建立一套新的教材体系，从而形成新的教学模式，已成为一种必需。因而，学生在学习中获得的不应只是方法。

第一，新教材的编写理念要让学生感到学习是自我发展的需要，是以后走向社会的需要。自我发展的需要是让学生感到知识对人的重要性，对知识、精神探索的愉悦性及渴望。社会的需要是要让学生感到他们所学是为解决社会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空中楼阁，使他们从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两个方面都感觉到学习语文的必要性。一个人的学习动机是否强烈，无外乎他是否实在的感到学习的有用性，一是精神上的，二是实际的需要。从而使得学习成为一种较为自觉的行动而非单纯的外界强制。不能再割裂了学习与需要的关系，使学生感觉不到有用。

第二，要让学生感到学习是自我发展的需要，是以后走向社会的需要，那么一定体系的语文教学应有一定的精神意义或社会意义。人生活在世上，离不开对我们自身生存意义价值和生命价值的思考。生命价值是其精神意义，生存价值是其社会意义。语文不是政治教育，不是对政治意图的诠释与图解。语文不是思想教育，不是对道德的灌输和对文章的无限拔高。语文的教育除了是语言基本能力的教育，更应是生命的教育，观念的教育，是对文明的承传，思想的承传。试看法国的高考作文题：（1）能否说“所有权力都伴随以暴力”？（2）试分析休谟论《结伴欲望和孤独》一文的哲学价值。（3）什么是公众舆论能承受的真理？（4）“给予的目的在于获得”，这是否是一切交流的原则？（5）能否将自由视为一种拒绝的权力？这是2001年法国高考的部分作文题。他们的作文题思想性，哲理性如此之强，我们的高中生能做吗？恐怕答案为否。为何法国高中生能做而中国的高中生就不能做？是因为法国民族天生就具有思辨性？未必，可看出的是他们的高中教育绝非是这种幼稚的文选式教育，他们已开始对生命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进行思考，为何中国就不能让高中生也开始思考？看看文选式教材和“例子”教学法就可知道。因此，改变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三，在教学理念上，要意识到让高中生系统地学点东西，让前人的智慧之光、思想之光去照亮他们的大脑，去撞击他们思想的火花。文科不同于理科。文科的本质是对社会领域的现象探索的学问，同社会、人密切相关。在课堂上直接引导他们去关注人生、社会中的现实问题，让他们用前人的智慧之火点燃的思想之花去思考、去试一试解决现实的问题。不应单纯为方法而方法，应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方法因问题而存在，不存在任何脱离问题的方法。因而上课方式也可以是在不断地探索解决问题中去积累经验。这个问题不是某一篇课文的什么问题，而应是人类文明发展中较为现实的问题（如论理、人情、友情、战争等），可以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去解决的。例如，以探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为课题去学习有关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文章，对正处于变革时期的中学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让他们在发现问题、探索问题中获得学习的兴趣，才能获得真正的能力，形成怀疑、批判、创新的意识，成为有思想的人，有探索欲望的人。浅尝辄止不能称其为探索。不能还是像对待儿童那样，继续将“零食”咀嚼好了喂给学生，这样会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最终塑造的是能力上、精神上未能健康成长的成人。

我们教师不应在所谓的权威中迷失了自己而变得不会思考。我们应尊重权威，学习权威，但不应迷信权威。叶老的话也未必全正确，在某个特定的范围正确未必就能扩大到所有范围还正确。我想叶老的话不是其推理过程有问题，而在于其前提有问题，即语文教本为何只能是例子？ “例子说”更多起到的作用是入门教育，是文化普及教育，在小学初中强调尚可，高中恐怕就不太恰当了。以上班门弄斧，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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