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中江中学校    邹红军

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促织》，叙写了明宣德年间童生成名，被“猾胥报充里正”后，与促织相关的一系列悲酸故事。小说情节曲折跌宕，人物心理刻画细致入微，特别是对比手法的充分应用，有力地突出了文章的表现力、主题思想。下面，笔者试从小说中对比手法的应用分析入手，探析文章的写作特色。

促织盛产地与稀有地征收促织成对比：“此物故非西产”，实际上，这是作者故意在用陕西征促织之举与盛产征促织作对比。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陕西之为政者却都偏偏这样做，而且陕西官僚的征促织之举还偏要胜过盛产促织之处（从“上嘉悦”可看出）。故“倾数家之产”为平常，“迂纳”之人被“报充里正役”为必然，“游侠儿得佳者”“昂其直”为可能。作者之憎恶犹然在目，弄权者无视民生之丑态亦毕现。

成名前后职业、命运状况作对比：成名“操童子业，久不售”时的清贫、苦读，宁静平和的人生与“充里正役”时的惟思自尽、曲折跌宕、几番沉伏的命运，极尽痛楚的辛酸成为鲜明的对比，祥略异常突出，当朝者的喜怒哀乐和为政者“媚上官”支配、控制着老百姓的悲苦。可以说，老百姓的悲苦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成名自身前后际遇的殊异，是最鲜明的对比：“操童子业”变成“充里正役”；“久不售”之“久”与“不终岁”后的“赏成”“免成役”及“后岁余”之“厚赉成”；“迂讷”之成名的“久不售”、“百计不能脱”“思自尽”等与“不数岁”后巨富，数岁余的“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各千计”、“过世家焉”等更是变化之大，实难意料，而这些变化、对比恰恰又是为政者湖涂为政所为。看似辛酸得来，顺理成章，然于民何益？相反，“乌纱之横”、“皂隶之俗”（袁宏道语）却隐可见之。

另外，成名无意中“成名”富贵，与前番“操童子业”形成鲜明对比，走“正道”“久不售”，走“媚上”之道却可以数岁“过世贾”，那“正道”何以申扬？

成名的无能与驼背巫的妙算的对比：成名之无可奈何和驼背巫的“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又是一组对比。凡夫俗子只能看天过日子，随意生活的逼迫，驼背巫却能游戏人间，吃人钱财。这又反比出普通人生存之艰难。同时，这又曲折地暗示了老百姓希望有一种力量可以超越一切规矩，给人指一条出路。

成名与村中好事者形成对比：成名与“村中少年好事者”在斗促织中神情、动作对比鲜明。起始，一方“掩口胡卢而笑”，一方“自增惭怍，不敢与较”；继而，一方爽朗“大笑”，一方无奈应斗，最后，“大骇”对“大喜”。其中，成名自己前后神情、动作等也对比鲜明。这是小说的故事高潮，细致地对比刻画，才能真实、生动地再现那种既现实，又离奇的“人生”，才能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成名的辛酸和苦痛。

诸多官僚的征促织、奖成名形成对比：“上”、“抚军”、“宰”等见成名所献之促织，“大悦”并“赏成”、“诏赐”、“免成役”、“厚赉成”等，此等官僚赏罚分明，大举赏赐与其征促织的残忍，与民众所期待的“德政”、“仁政”等对比中美丑自见。为政者不计民生，不理民事，不谋其位的丑态尽现。

成名之子一个人两个形象又是对比：成名之子的“窃发盆”，导致促织“斯须就毙”后“惧”“面色灰死”与其化成促织之后的大智若愚，“轻捷善斗”、“应节而舞”等形成鲜明对比，仿佛一夜之间成熟了，思想上有行孝之意，行为上有献身之举，策略上有超凡之举，胜过普通人！这是成名人生际遇转变的关键，但靠的却是自己年幼的儿子身化促织，一夜成熟的“促织儿子”之勇武伶俐，这与多数人所期望的寒窗苦读，“学而优则仕”是多大的反差。这对当朝者又何尝不是最绝妙的嘲讽，对成名的无能更是嘲讽。同时，这又是对另一种力量的期盼，特别是抛下自己的臭皮囊，换一种行头（抛下世俗的，科举的等行头），说不定就可以更充分地展现人之价值！

文章的喜剧结局与其情感基调对比深刻：以成名的成名显贵，富耀一方结局，是典型性地中国式喜剧结局。但掩卷而思，却难有欣慰、喜悦之感，个中辛酸、悲楚却萦绕于胸，难以释怀。这是典型的以乐写哀，犹如在凄美的笑声中触摸难以愈合的伤口，这种 叙事的外在完美结局和主题情感的强烈伤怀又形成一组对比。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促织》一文处处应用对比手法，对比中借古讽今，深刻揭示了为政者之贪婪、凶残、自私，批判了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横征暴敛的罪恶，表现了老百姓为生计奔波的劳苦、辛酸和艰难，也寄托了作者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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