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生

      批改学生作文，时有烦恼，除了学生没有认真去写，有时也有另一种不愉快。比如，学生的文字表达尚可，然而内容所体现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不正常甚至不健康，作为教师，很难选择“忽略”。在一个文明程度不高，价值观混乱的社会，也会让教师感到作文教学的困难。

      有家报社定期请我评点小学生的作文，我常看到五六年级的学生写“我帮妈妈洗碗”，“我帮奶奶去买米”，“我替老师……”等等，全都自以为是“帮”和“替”，几乎没有人认为那些都是该自己做的分内事。当然，这没有必要上升到是非问题上去，然而，教师是否需要作一些正确指导呢？如果说毕竟是小学生，可能无知，需要提醒，那么一些高中生作文所表现的观念可能就无法解释了。我在一次作文讲评中说，有些同学作文中谈“以天下为己任”，说得头头是道，可是假期回家出校门，他一米七八十公分的个子，只提得起自己的书包，让瘦弱的母亲替他背着行李，他喊“以天下为己任”，谁会信他？在旧时代，很多人在这个年龄已经建功立业，甚至慷慨赴难了。竟有学生听了不以为然，认为老师没必要注意这些事。我们的写作教学，总不至于是要培养那样一种言善行伪的恶劣作风吧。

      这种言与行的脱节或背离，大量地存在于中学生作文中，不能不引起注意。学生没有能力对一件事发表正确见解，可以通过教学启发，慢慢来，以期克服；但如果学生已经习惯习非成是，他的中文即使很“真”地记写了自己的生活与思想，我想也不会有什么价值。

      有次批阅学生的随笔，看到一位同学去福利院“送温暖”的过程及感慨，特别写到了老年人精神上的孤寂无助，我看了很感动。我一度认为这些同学不太关注社会问题，没想到他们这样热心公益活动，也能这样关心弱势群体，我有些内疚，觉得自己平时对学生的品格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也觉得自己是不是太主观了。我甚至停下笔来思考：我为什么会低估学生的道德心？可是接下去的两天，一共看到七八篇同题随笔，原来那天去福利院是小组集体活动。其他同学随笔的记叙中还有这样一些内容：去福利院买什么礼物，大家七嘴八舌，最后有了“聪明的选择’，——到超市买“大礼包”，因为“有包装，体积大，提着好看”；去之前讲好，“不能呆得太久，下午还要去上辅导班的”；到了福利院，“院长一看到我们就说，管图章的人不在，你们今天来盖不到章”；院长还说“又是这么多礼包，我们没法处理，不能让老人乱吃零食；下次你们最好还是用其他形式，或者捐点钱吧”；同学们埋怨“下次还是要事先联系好盖章的事，免得多跑一次”……有学生写道，某班同学“送温暖”后，暗示受助家庭写感谢信寄到学校，等等等等。——“真实”吗？应当相信学生不至于胡编乱造。然而，这就多多少少让我这个老教师困惑，我看到一些学校教育的另一面，知道了什么叫“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学生社会服务记录”！在应试教育和形式主义作风的熏染下，学生做这些事，非但难以产生积极意义，，很可能贻害无穷。我没法责备学生，我在讲评时只是说：“这些，我都看了，我有些难过，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缺乏知识可怜，缺乏常识则可悲；如果教育用歪理邪说帮学生去解释道德的堕落，则很可耻。写作教学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培养学生正常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如果让学生自由地表达他的错误价值观，不注意培养是非观念，那么，再强的表达能力都没有价值，甚至还可能走向反面。

      议论文写作教学中所谓的“自圆其说”，是鼓励个性化思维，鼓励创造性思维。通常是在思维方法、观察角度、评价尺度和表达的艺术方面对学生作必要的指导，注重发展智慧，一般不触碰做人准则和基本道德，这个底线是不能破的。当然，也并非任何观点都可以运用修辞去“圆”，我们的语文教育不是要培养相面算卦式的铁嘴半仙，也不是要培养“永远有理”的不负责任的官僚。

      20多年前，高中保送名额还比较少，学校有名毕业生在推荐保送时被检举作弊，全年级传遍了。这名学生多次作弊并非是为了保及格，而是要争高分和“积分”，以取得保送资格，并在保送生排名时取得优势。有喜欢上呢个联名检举了她；学校调查后确认检举属实，取消了他的保送资格。事后学校很重视监考制度的完善，每次考前都有纪律教育，凡是考试作弊的，一小时之内处分通知“上墙”，——也就是说，又是考试刚刚结束，作弊学生走出考场就在布告栏上看到了处分通知。当时我就这个话题安排过一次讨论，一些同学发表的看法让我吃惊。我主张自由宽松的言论环境，一是有些学生发表了真实的想法。比如，有人认为，检举作弊的同学是“告密”或“出卖”；检举人的动机可能是为了争夺那个保送名额，未必公正无私；同学因受举告如果考不上大学，那就是毁了别人的一生；让自己的同学蒙受耻辱，也不够“仗义”；为什么平时不敢制止别人作弊呢？……我听了感到有些学生思想混乱，以为刚刚结果文革，学校教育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么简单的是非判断也得靠老师去教。——我没有强迫学生接受我的观点，我只让大家判断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读书12年了，“诚实”、“考试不得作弊”是什么时候的教育？到了高三还要老师教吗？但我一再声明：我痛恨考试作弊，以为它破坏了这个教室里的公平；学生成绩差一些，可以找教师帮助，教师也有这个责任；但如果学生靠作弊靠弄虚作假对付学习困难，则是品格缺陷；学校必须有纪律约束，不得不“宁教一家哭，不让一路哭”，否则一个集体，一所学校，甚至一个民族，都有可能毁于法纪崩坏、道德无序。我无法想象，如果这些学生持那样的观点去作文，他为了“圆”其“说”，要付出多大的品格代价！

      我当时认为学生的错误观点不过是只有讨论时的一种试探，他们只不过是借此测试自己的论辩水平，未必真的去做。后来，新闻报道搞笑考试纪律越变越糟糕，以及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作弊的情况，我由是想到，基础教育必须重视学生的价值观建设。如果我们的教育教学连常识都不敢坚守，写作教学连基本的是非观都可以不顾，我们的教学又有什么价值呢？前几年，学校又有几名学生考试作弊被教师发现，在舞弊成风的当今，学校仍然很注意保护学生自尊，决定处分时非常谨慎。但有教师告诉我：仍有一些学生认为作弊是“作业太多”，甚至认为“评比时老师也作弊”，“学校哪一天不作假？”有些同行说了更可怕的现象，在一些学校，教师竟然知道学生如何作弊，——他们在指导学生应考作文时，让学生背“范文”，背了“范文”作什么用呢？据说可以利用阅卷人的疲劳和疏忽“混到中高以上的分”。——既然课堂上可以这样“名正言顺”地教学生“取巧”，那学生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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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学生在作文中也会用不负责任的态度看待一切重要问题。他会认为许多有关法规政纪、社会公德的话题是无事生非，是小题大做。比如，他会说：“其实酒后驾车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关键是酒量要好”，“撞死一个人，也赔了几十万元，只要以后接受教训就行了……”基本的价值观没有了，简单的道德判断也不要了，辨析是非的能力变得多余；什么都可以“娱乐”，什么都可以“戏说”；严肃认真地分析问题会被认为“活得太累”……不健康的社会风气也严重地影响了青少年的写作观。

      一个人接受母语教育，却没有敬重与爱，对什么都“无所谓”，推托“说不清”，那么他的语文表达能力是拿来做什么的呢？没有是非观念，也就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判断，当然也不会重视他人的见解；他的写作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他也不可能真正的热爱写作。所以没看到学生学会用“这也行，那也不错”敷衍成文，不讲是与非，便每每感到教学的无趣。我想知道的是，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这不是文革时期，教师也不应当逼迫学生就社会道德现象表态，可是，一名学生在接受过教育之后，没有对真善美的向往，没有对人间真情的感奋，没有对败坏社会道德现象的批评意识，他的写作怎么可能有真情实感？

      所以，课程标准中提出“情感态度价值观”，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