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爱华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南阳人（今孟县）人，世称韩昌黎，又称韩吏部，韩文公。他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成就都非常高，特别是他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创作受到历代文人的崇高评价。他非常明确的提出了“文以明道，不平则鸣”创作思想。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教版）所选的《马说》和《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创作思想，都是“不平则鸣”的结果。

《马说》是《杂说》四篇之一。《杂说》是一组讽刺不合理社会现象的短论。《马说》是第四篇。本文通篇以"千里马不遇伯乐"为喻，对贤才被埋没的不合理现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尖锐讽刺了统治阶级不识人才、不爱人才、不用人才的愚蠢行为，表达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怀才不遇的共同遭遇，也抒发了个人因屡遭贬斥而产生的愤愤不平。这里，韩愈的个人牢骚，在政治日趋黑暗的中唐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篇文章是一片托物言志之作，分三层展开。首先以千里马的“第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为喻，说明得士必先识士；接着又以千里马“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为喻，说明得士还需待士；最后以策马者“不能尽其才”“不能通其意”为喻，说明得士更应用士。总之，文章以千里马的不幸遭遇比喻贤才的被埋没、被扼杀，以食马者、执策者的无知无能，比喻统治者的昏庸。通篇设比，含义曲深，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它又是一篇说理文，先正面论断，接着从反面展开议论，最后点出“真不知马”这一要害，层层议论，层层深入，说理透辟，而且感情强烈，成为情理兼胜的作品。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董生，寿州安丰人，贫能读书，有孝行。贞元年间，公（韩愈）就食江南时与交，有《嗟哉董生行》诗。河北诸道，赵属成德军。燕属幽州营。其往河北，无非愤己不得志，欲求合于“不奉朝命”之藩镇。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反对董邵南游河北的，但其内容远不止于此。还有许多的言外之意。向往古代的燕赵地区的感慨悲歌之士，从而指斥了当时的藩镇割据，此其一。第二，反对董邵南游河北，但又肯定他“怀抱利器”的，怀抱利器却“连不得志于有司”因此，到河北去谋出路，这就流露了作者对有司的不满，似乎在责备他们的“为渊驱鱼”。第三，董邵南明明是“不得志于有司”奔藩镇的，作者却又委托他劝谕河北的“屠狗者”入朝做官；“  屠狗者”如果真的跑到唐王朝去，“有司”会让他“得志”吗？在这些地方，作者不仅暗暗地责怪“有司”，而且隐隐然在向最高统治者敲警钟。从董邵南的遭遇看，所谓“明天子”，其实很不“明”。而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唐王朝的确“仕路壅滞”，失意之士纷纷投奔藩镇；而藩镇呢？又“竞引豪杰为谋主”，因而藩镇益强，而朝廷益弱。企图实现大统一的韩愈，在给他曾经赞美过的董邵南送行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唯其感慨万千！才能写出这内容深广的短文。真是“微情妙旨寄之笔墨之外”（刘大魁《唐宋八大家文百篇》）很多的文章都是“不平则鸣”的结果，此不平直说了倒没趣，于是迂回曲折，含蓄达意，借虚显实，因此就出现了许多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作品。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是人才实现自身价值所企盼的理想境界。但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古代封建社会，很多人才常哀叹生不逢时。人才受压制，不能施展自己的报负，甚至被扼杀，是一种经常性的社会悲剧。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一文开宗明义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者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这两篇短文就是作者在为不得志者（包括作者自己）而鸣。其中言外之意值得我们仔细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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